敦煌研究院藏甘丹寺金羊年铜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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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发现1988生产的十多只南孚电池

敦煌发现1988生产的十多只南孚电池敦煌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也是世界闻名的文化遗产。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现了一批特殊的物品——十多只南孚电池，它们的生产年份可以追溯到1988年。

南孚电池是一种普遍使用的电池品牌，其生产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它们以优良的性能和可靠的质量而受到广泛赞誉。

然而，发现这些南孚电池在敦煌这个古老的地方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以莫高窟而闻名于世。

莫高窟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保存了丰富的壁画和雕塑。

这些壁画和雕塑记录了古代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而这批南孚电池的发现却给敦煌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198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电子产品的普及程度并不高。

而且，敦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电力供应也相对困难。

那么，这批南孚电池是如何来到敦煌的呢？有人猜测，这些电池可能是当年一些游客所携带的，由于种种原因遗落在敦煌。

也有人认为，这批电池可能是经过中间人或市场流通，最终被某个个体或机构带到了敦煌。

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些电池的到来无疑对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新奇和惊喜。

对于电池的用途，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猜测。

当时的敦煌可能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电子产品，所以这些电池可能被用于一些简单的电器设备，比如手电筒或收音机等。

此外，这些电池还可以被用于当地一些行业或个人进行科研实验，或者作为备用电源用于紧急情况。

此次南孚电池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些电池中了解到一些关于当时敦煌的信息。

南孚电池是中国知名电池制造商，而其生产年份追溯到1988年，这也间接反映了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电子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敦煌的发现不仅仅是对古代历史的重要补充，也是对当代科技发展的一种见证。

这些南孚电池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洗礼后，仍然完好保存着，虽然它们的功能早已不复存在。

电池的发现也提醒着我们，历史和科技永远是紧密相连的。

南孚电池是当时电子技术发展的产物，而它们的存在则成为了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的一扇窗口。

“保护世界遗产――敦煌莫高窟”知识竞赛试题

保护世界遗产--敦煌莫高窟”知识竞赛试题一、选择题1.汉朝时期，在河西地区设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四郡，史称“河西四郡”。

A、张掖、武威、酒泉、敦煌B、武威、酒泉、张掖、敦煌C、酒泉、武威、张掖、敦煌D、武威、张掖、酒泉、敦煌2.公元848 年唐大中二年，敦煌大族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在敦煌的统治者，并派使者向唐朝告捷。

唐政府在敦煌设__________，以张议潮为节度使。

A、玉门军B、豆卢军C、归义军D、瀚海军3.酒泉古称___州。

城东有甘泉数眼，相传为西汉抗击匈奴名将犒军之处。

A、秦、哥舒翰B、甘、卫青C、肃、霍去病D、肃、李广4.1907 年，来敦煌骗取藏经洞文物的外国人是英国的___。

A、华尔纳B、鄂登堡C、伯希和D、斯坦因5.新疆境内最著名的石窟是_________石窟。

该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传入我国内地的桥梁，是界于印度与中国佛教艺术形式之间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A、库木吐喇B、克孜尔C、柏孜克里克D、森木赛姆6.反映古代西部边疆生活的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诗作者是___朝。

A、唐、王昌龄B、唐、王翰C、唐、岑参D、宋、陆游7.北魏温子升的《敦煌乐》“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

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在这里《敦煌乐》是___。

A、乐府杂曲歌辞B、诗名C、词牌名D 散曲名8.公元1943 年，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___先生到敦煌视察，建议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A、张群B、于右任C、邵力子D、程潜9.敦煌________是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它的发现，对研究宋元以来民间说唱文学的渊源有重要意义。

A、乐府B、小说C、变文D、杂赋10.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我国著名美术家___先生。

A、徐悲鸿B、常书鸿C、段文杰D、刘海粟11.据有关史料，公元366 年，有一位叫________的禅师游历到鸣沙山下，看到对面的三危山金光万道，认为是受到佛的召示，便在此开窟修行，莫高窟的开凿由此开始。

文化苦旅之敦煌篇

莫高窟名称的由来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莫高窟一名，早在隋代洞窟中已经出现。一、莫高窟修造在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古汉语中沙漠的漠与莫高窟的莫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在沙漠高处开凿的石窟便叫漠高窟，后来演变成为莫高窟。二、在古代敦煌，鸣沙山又称为漠高山。山下有漠高乡。因此，便由漠高山、漠高乡演变而来。三、在大泉河谷最早开窟的是乐僔和尚。后来的弟子相继也开凿了石窟。但道行都“莫高于此僧“，难超过他。乐僔在此地首开的石窟，以后就叫莫高窟，是为了纪念乐僔开创首窟之功。
牢记历史教训，保护文化遗产。
莫高窟是古丝绸路上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在神秘的三危山下的峭壁上，在茫茫戈壁沙漠的怀抱中，闪烁着绚丽的光彩。莫高窟坐落在敦煌城东南25 公里处的大泉河谷里，南北长约 1600米。楼阁巍峨兀立，铁马风铃悬响，气势宏伟壮观。创建于前秦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十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到元朝终止营造。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建造的洞窟已达到一千余龛。因之，俗称千佛洞。莫高窟虽然经过千百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至今仍保存洞窟492个，珍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走进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是祖国西北的一颗明珠。她坐落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1.6公里，现存石窟492个。莫高窟保存着两千多尊彩塑，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还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宏伟瑰丽的壁画，体现了其精湛的造诣和丰富的想象。莫高窟还有一个面积不大的藏经洞，洞中曾藏有我国古代的各种经卷、文书、帛画、刺绣、铜像等六万多件。
斯坦因也因此而被英王封为爵士
伯希和在藏经洞中翻检经卷

浅谈敦煌籍帐文书中的漆器和小木器皿

浅谈敦煌籍帐文书中的漆器和小木器皿
杨森;张宏
【期刊名称】《敦煌研究》
【年(卷),期】2009(000)002
【摘要】通过对敦煌寺院籍帐等文书中漆器和小木器皿的分析,可知敦煌地区所见漆器等多数来自外地,但从文书中记录有"画漆器先生",知敦煌本地也生产少量的漆器.当地的普通百姓也多能使用漆器和木器皿,因为敦煌寺院文书中所见漆器,大量来源于信徒的布施供养.
【总页数】6页(P31-36)
【作者】杨森;张宏
【作者单位】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00;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92.25
【相关文献】
1.敦煌寺院籍帐类文书所见"恩子"考 [J], 黄英
2.敦煌籍帐中夫妻年岁差距过大现象初探--兼论敦煌地区收继婚存在的可能性 [J], 陈丽萍
3.唐代前期寡妇户籍“合籍”现象探析——以敦煌吐鲁番籍帐文书为例 [J], 张新国
4.由敦煌籍帐文书引发的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婚龄问题的探讨 [J], 石小英
5.五代时期敦煌净土寺收支账目初探——基于P.2049号籍帐文书的考察 [J], 李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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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敦煌

1910年，野村荣三郎打算再次进入中亚，但没能得到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允许，只好回国。橘瑞超听说此事后，遂要求亲自去西域。他在伦敦会见了斯坦因，又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会见了斯文ω赫定，听取了他们的建议。1910年8月，橘瑞超开始了对他个人来说是第二次中亚探险，对大谷探险队来说是第三次探险的旅程。随同助手是一个年仅18 岁、名叫霍布斯的英国少年。他们首先经俄罗斯到乌鲁木齐，又到达吐鲁番，在吐鲁番周围发掘古代遗迹。然后，橘瑞超让霍布斯带行李到库车等他，自己再次进入罗布沙漠。这次旅行中，他又调查了楼兰遗址，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和以前不同的楼兰旧址，并进行发掘，然后到且末。1911年2月，橘氏从且末北上,花22 天，纵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库车，闻霍布斯染天花病故，又急赶喀什，处理后事。其后，他从喀什到和田，又到于田，从于田进入西藏北部。从西藏返回后，橘氏取道且末、若羌，一路直指敦煌。此时日本方面因长时间得不到橘瑞超的消息，就把吉川小一郎派到中国，找寻橘氏。吉川小一郎（1885——1978 年），他本是西本愿寺大谷光明的侍从，后成为探险队的队员，擅长拍照技术。吉川从西安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在敦煌等了4个多月，1912年1月末终于等来了橘氏。两人又一同到了敦煌藏经洞，得到敦煌写本400多件。然后橘氏经鄂木斯克，从西伯利亚铁道乘火车回国。而吉川留下来继续进行探险，他先是发掘了吐鲁番周围的古址，又在喀什、和田调查了佛教遗迹，然后纵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沿和田河北上，到达阿克苏，又翻越天山到伊宁。从那向东，过天山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到安西，通过河西走廊，经包头到北京。2在大谷探险队带到日本的文物中，吉川收集品最多。仅在敦煌、吐鲁番一带，他就收得文书数千件，敦煌写本400多件，汉文文书4830件，回鹘文书978件，蒙藏文等文书425件，胡汉文书530件，共计7000余件，包装成86件行李，运到日本。1914年5月，第三次大谷探险结束。1937年，日本有光社出版《新西域记》，全面详细介绍了这支探险队。

试论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的年代以及相关问题

2006年第1期敦煌研究NO.1.2006　(总第95期)DUN HUAN G RESEA RCH TO TAL 95试论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的年代以及相关问题何志国(江苏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收稿日期:2004209228 作者简介:何志国(1959—　),男,四川省绵阳市人,江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内容摘要:河南孟津县文化馆收藏的铭文银壳画像镜的内容不是老子浮屠像;从铜镜形制、莲花和连珠纹等特征分析,该镜不应当为东汉和帝永元五年(93)所造,而系唐代仿制品;有关汉明帝时期造佛像的记载有误,最早可靠造佛像的记载是东汉末期笮融的“以铜为人”,考古发现最早的佛像是重庆丰都东汉“延光四年”(125年)墓出土的摇钱树佛像。

关键词:孟津银壳纪年画像镜;年代质疑;佛像起源中图分类号:K8791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106(2006)0120033205 《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温玉成先生论文《公元1至3世纪中国的仙佛模式》,温先生在论文中根据河南孟津县文化馆收藏的银壳画像镜“永元五年”的铭文,将该镜年代订为东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并且指出上面有佛像和老子像,“表达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主题”,遂将该镜命名为“老子浮屠镜”,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叫“仙佛模式”的概念①。

如果温先生考证属实,这对中国佛像的起源和印度佛像的起源,都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但是,孟津县文化馆收藏的这件银壳画像镜的年代非常可疑,兹列举疑虑数端,以及温先生文中涉及我国佛教艺术起源的问题一并提出,谨向温先生请教。

该镜是在孟津县朝阳乡獐羊村缴获的走私文物,据说是当地出土。

该镜直径22厘米,重1321克,镜背采用银壳锤打成型,再与铜镜面嵌合而成,《洛阳出土铜镜》一书中描述该镜:“半球形大圆钮,双弦连珠纹钮座。

主体纹饰分为四区:其一主纹似为佛像,盘坐于椭圆形座垫上,头戴冠,背及座垫两侧均有辐射光束。

“釜”“金”之疑——文献学典故一则

2019年·第911期论语说文“釜”“金”之疑——文献学典故一则张惠民陆游《老学庵笔记》有则关于教官出题考学生的趣事。

由于其中牵扯到版本问题，很多文献学教材都引用了这个例子：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

”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

今乃私试，恐无害。

”教官乃为讲解大概。

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

若监本，则坤为釜也。

”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

”即输罚，改题而止。

然其后亦至通显。

朱彧的《萍洲可谈》则记述如下：姚佑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板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

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佑买着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涌幢小品》对此事也有记载：姚佑者，元符初为兢州教授，堂试诸生，出《易》题“乾为金，坤亦为金”。

盖福建本书籍刊板舛错，坤为“釜”脱二点，故姚误读作“金”。

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诸生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

遂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宋代，无论是在解试还是省试、殿试时，如有遇题目不明之处，可以进问题意，这就是流行于两宋科场的上请制度。

平时“测验”，学生对题目有不明之处，自然可以提问。

但科场上请并非源于宋代，唐时就有。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陆游老学庵笔记并不是最先记载此事者，最早的应该是朱彧的《萍洲可谈》。

朱彧的生卒年不详，但该书撰成于宣和元年（1119年）年，而陆游出生于1125年；该书自在陆游之前。

《萍洲可谈》共三卷，原本不传。

《百川学海》《宝颜堂秘笈》本均仅一卷，不全。

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文，参据前二本，重编为三卷本。

《涌幢小品》最为晚出。

《涌幢小品》是明代朱国祯所撰。

国开电大地域文化(本)(甘肃)第一次形成性考核任务参考答案

·题目、
丝绸之路：
·选项、
在三国时期设立西域都护后益加畅通
经敦煌出玉门关和阳关
沿线重要都市都有不少胡商
在明朝后走向衰落
【答案】
沿线重要都市都有不少胡商
在明朝后走向衰落
·题目、
齐家文化：
·选项、
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
陶器造型优美，各种带耳器显著增多，弧形大耳成为鲜明特点多单耳罐、筒状杯和双肩耳圜底罐
出现了成批的祭祀使用的青铜礼器
【答案】
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
陶器造型优美，各种带耳器显著增多，弧形大耳成为鲜明特点
·题目、
半山类型彩陶：
·选项、
纹饰十分罕见
出现了最早的打击乐器——彩陶鼓
大型贮藏器壶、瓮、罐等成为主要器型
锯齿纹非常盛行，成为其主要特征
【答案】
大型贮藏器壶、瓮、罐等成为主要器型
锯齿纹非常盛行，成为其主要特征。

汉唐敦煌的泉传说古老敦煌历史文明的文化记忆

汉唐敦煌的泉传说古老敦煌历史文明的文化记忆任何地方风物传说的出现，都与本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地理风貌以及民众共同的心理愿望密切相关。

敦煌地区处于亚洲腹地，属于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敦煌汉简就有“悬泉地热，多风，涂丘干燥，毋急其湿也”的记载。

汉唐时期产生并流传于敦煌地区的悬泉（贰师泉）、龙勒泉、龙堆泉以及玉女泉等传说，就是敦煌民众渴望水的心理愿望的体现。

金天麟说：“地方风物传说是折射历史的一面镜子。

”这些传说承载着汉唐时期敦煌民众共同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是敦煌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民众文化心理的集中反映，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贰师泉”——对英雄的仰慕和期许。

钟敬文说：“任何传说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因为它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历史现实作为依据的，就是说都脱离不了历史的条件，带有一定历史性。

”汉唐时期敦煌泉传说的出现和流传，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处在战乱中的敦煌民众对能征善战的平乱英雄的期许。

悬泉传说中“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及龙勒泉传说中“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等的记述都与贰师将军李广利相关，悬泉到唐代中后期还被称为贰师泉，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录》《沙州城土境》《敦煌古迹二十咏》《沙州地志》《沙州图经》《沙州伊州地志》《贰师泉赋》等均有对这一传说的记载，黄征、吴伟也说：“同一内容的文章在写卷中却存有如此多的写本，书手有异，从中也可以看出此文在当时所处的地位。

”（《敦煌愿文集》）贰师将军李广利是西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将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李广利曾多次征战河西，立下了赫赫战功，深得敦煌民众的敬仰。

产生于东汉后期的悬泉传说反映的就是处在战乱中的平民百姓对能够平息战乱的英雄的期许，唐代中后期悬泉传说的广泛传播以及泉水名称的演变，也是民众这一共同心理期许的反映。

据史料记载，唐代自高宗开始就不断受到吐蕃侵扰，安史之乱中，吐蕃更是趁唐朝内乱大举入侵，他们“掳掠杀伤”“转死沟壑”的残暴行径，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王祥伟(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 在敦煌文献中记载有敦煌寺院的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二类财产，含有佛教经律中所称的佛物、法物和僧物。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在依佛教经律的规定对其财产进行管理的同时，还设置一系列的管理机构、配置相应的管理人员、采取具体的管理方式对寺院财产进行着较为严密有效的管理。

[关键词]敦煌；归义军时期；寺产管理; 研究寺院财产在佛教经律中称为三宝物，亦即佛物、法物和僧物。

在敦煌文献中，有许多文书记载了敦煌寺院的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郝春文先生对这些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进行了详细分类。

前者有幡像、幢伞、经案、经巾、香炉、铜镬、铜罐、铛、鏊、盘、碗、碟、床、缸、瓮、瓦盛、函柜、车乘、毡褥、金银器皿等；后者包括麦、粟、豆、黄麻、酥、米、面、麸、渣、油、布、緤等。

①这些常住财产含有佛教经律中所称的佛物、法物和僧物，但不包括三宝财物中的地产、田宅、园林等常住僧物。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寺院是通过什么机构、又是配置哪些人员、具体采用什么方式对这些财产进行管理的？其效果如何？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敦煌地区寺院经济的运行和僧尼社会经济生活的认识，而且对进一步探讨其它地区寺院经济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照系，效窥一斑而见全豹之用。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为数可观的寺院会计文书，这批文书为研究当时敦煌寺院经济乃至中原地区的寺院经济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有利于探究当时寺院的僧尼生活、财政收支及寺院财产的管理等诸多问题。

本文拟利用这批文书，对当时敦煌寺院财产（本文专指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的管理情况作一粗浅的探析。

一管理机构在属吐蕃时期的敦煌文书中不乏关于佛物所（有时亦称佛帐、佛帐所、佛物处等）、常住处（有时名曰常住）的记载，据文书内容可确知，佛物所为管理佛物的机构，常住处为管理僧物的机构，它们作为寺院财产的管理机构在寺产的管理中发挥着重要职能。

兹以相关文书略观其貌。

敦煌学之三1

利用斯坦因资料S编号的研究

1、矢吹庆辉（1879-1936年），1916年、1922 年两次调查，撰写了《三阶教之研究》。 2、1936-1937年，向达观看了五百件写本，著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3、翟林奈1919年开始整理，著有《敦煌六世纪：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的汉文写本简记》， 1944年伦敦出版。
第三章: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

敦煌藏经洞原来是唐朝和尚洪辩的影窟。唐大中年间，张议潮在沙州起事，和尚遣弟子一同入长安，后被唐政府授予“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咸通三年（862年） “掷钵腾飞”。藏经洞有和尚的塑像，告身敕牒碑。藏经洞即洪辩和尚的纪念室。
1、藏经洞封闭的原因—避难说

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在《敦煌石室访书记》中说：“藏经洞所藏的卷本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967～983 年）及至道（995～997）年间，且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1035年西夏侵占西垂是也。洞中藏品，至为凌乱，藏文卷本、汉文卷本、绢本画幅、缯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大中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略而仓皇出此。”此后，罗振玉、姜亮夫等人均持有此说。
1980年，阎文儒在《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开凿及其封闭》一文全面阐述了该观点。认为1035年西夏占领瓜、沙地区时，敦煌藏经洞已经封闭了。持避“西夏入侵说”最主要的根据是在藏经洞中藏文和汉文文书，没有西夏的文字和文书。

2、宋绍圣说
谭真《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谈到了藏经洞封闭的时间，提出了“宋绍圣说” “敦煌遗书P3810《呼吸静功妙诀》有养生神仙粥食方，其中有山药一名。”山药，原名薯蕷。宋人顾文荐《负喧杂录》云： “薯蕷，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薯药，又因宋英宗讳暑，改为山药。既然山药名称在宋英宗登基以后，并认为藏经洞封闭的上限在1064年，下限在1116年。”

释敦煌文献中与“秤”有关的四则疑难字词

释敦煌文献中与“秤”有关的四则疑难字词作者：张文冠来源：《敦煌研究》2024年第01期内容摘要：通过破读通假、辨析字形和方言求佐等方法，对敦煌文献中的“士/ 心”“秤笙/产”“秤厨”和“鼠皇（巤星）”等与“秤”有关的疑难字词作了深入考察。

认为“士/ 心”本作“柿心”，指“柿心木”；“秤笙/产”本作“秤茎”，义谓“秤杆”；“秤厨”本作“秤锤/鎚”，义谓“秤砣”；“鼠皇（巤星）”本作“镴星”，指“用铅锡合金或锡制作的秤星”。

结论有助于了解唐五代敦煌地区所用秤的一些情况。

关键词：敦煌文献；疑难字词；秤；考释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4）01-0102-10Explications of Four Difficult Characters Related to Steelyardsin Dunhuang ManuscriptsZHANG Wenguan（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Shandong）Abstract：studying phonetic loan words， analyzing the form of certain characters， and applying dialect words as proof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several difficult words related to steelyard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analyzed words are： shi/xin士/ 心， cheng sheng/chan秤笙/产， chengchu秤厨， and shuhuang/laxing鼠皇/巤星. Analysis of these words has concluded that the original writing of shixin士/ 心should be shixin柿心，which means“the core of the persimmon tree”;chengsheng/chan秤笙/产should be chengjing秤茎，which means“weighing beam”; chengchu秤厨should be chengchui秤锤/鎚，which means “a sliding weight used in a steelyard”; and shuhuang/laxing鼠皇/巤星should be laxing镴星， which indicates the tin gradations marked on the beams in steelyards. Explicating these characters will aid scholars in further studies of manufacturing centers in the Dunhuang area during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s.Keywords：Dunhuang manuscripts; difficult characters; steelyard; explication作为商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衡器在古今社会生活中十分常见，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青海省传统技艺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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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牙藏族织毯技艺，青海省湟中县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藏毯是青海藏族的传统手工织造品。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藏毯的编织技艺，明末清初达到成熟期，经过三千多年的传承，青海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藏毯织造行业。
2006年5月20日，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编号Ⅷ-22。
从此，扎西吉彩成为了一个以金银铜器加工厂和金银铜匠集中的行政村，各种工匠人才济济，金银铜器品种繁多，质量好，在区内外有较高的声誉。
西藏日喀则市扎西吉彩金银铜器加工厂的历史悠久，据考证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公元1780——1854年）从尼泊尔请进金银匠，在“陆定”（现在扎西吉彩南边）建立加工场地，专门组织加工寺庙用品。扎西吉彩金银铜器加工厂是在1960年的工匠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有工匠18 人，每人入股八到二十元。
碉楼和住宅紧靠在一起，并以门、墙、廊、道、梁柱等结构与住宅统为一体，于是带来了碉楼和民居之间从平面关系到空间组合的相互衔接、渗透、融会的变化。事实上，中国各地的碉楼绝大部分是与院落连在一起，与院墙组合为一个防御体系，是整个院落或围屋的附属性建筑。
撒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指中国撒拉族特有建筑形式篱笆木楼的传统营造方法，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撒拉族的古民居篱笆楼，是土木石混为一体的古老民居建筑，因楼房墙体大部分用藤条编织而成，故得名篱笆楼。1989年国家发行的民居邮票，其中的青海民居就是撒拉族篱笆楼。其营造技艺积淀着撒拉族特有文化现象，是高原上难得一见的、具有一方民族区域特色建筑艺术。对研究撒拉族的民俗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认定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文化馆为撒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的保护单位。

敦煌艺术的文化力量——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

Cultural Force of Dunhuang Art--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Dunhuang Academy 作者：陈燮君
作者机构：上海博物馆,上海200003
出版物刊名：敦煌研究
页码： 43-50页
年卷期： 2014年第3期
主题词：敦煌艺术;敦煌研究院;文化传承;世博演绎;数字传播
摘要：敦煌艺术秉承了古代印度佛教思想的传统基因，在引进、消化和吸收过程中，进行了汉化、重组和创新的长足发展，从前秦建元二年（366）莫高窟鸣金开窟到元代（1368）敦煌营造息鼓的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推动世界佛教艺术蓬勃向前的一个巨大引擎。

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导致了敦煌学的崛起，70年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的成立赋予敦煌艺术全新的生命力。

纵观敦煌艺术的缘起、内涵和影响，可以感受敦煌艺术的文化脉络的传承，感悟敦煌艺术的文化力量。

敦煌历史文化背景见面课答案2022

敦煌历史文化背景见面课答案2022
1.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
答案：西端
2.敦煌地区青铜时代的四坝先民较多地受到（）的影响。

答案：西亚两河文明
3.汉代开郡，中原移民和诸羌、月氏、匈奴遗绪融合并共同开发，使得当地既有厚重的中原文化基础，又具有与中、西亚密切联系的文化传统，形成这一地区（）
答案：包容并蓄的文化基因
4.敦煌悬泉遗址出土“浮屠里”简，证明敦煌地区在（）已出现以佛塔为中心的佛寺建筑。

答案：公元1世纪
5.前秦建元二年（366），自东而来的“沙门乐傅杖锡西游至此（鸣沙山）……架空镌岩”“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营建“伽蓝”。

西游、东来之僧不惮跋碛涉砂独垂青于此的真正原因（）答案：适宜的佛教文化生态环境。

【斯坦因敦煌收集品】敦煌千佛洞绢画

【斯坦因敦煌收集品】敦煌千佛洞绢画【斯坦因敦煌收集品】敦煌千佛洞绢画-九世纪初吐蕃佛教艺术-菩萨立像幡：大英博物馆藏彩绘绢本规格：44.5 x 14.5 cm8-9世纪孟加拉地区佛教艺术遗画英国人斯坦因于一九○七年从中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收集彩绘绢本规格：44.5 x 14.5 cm 8-9世纪孟加拉地区佛教艺术遗画英国人斯坦因于一九○七年从中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收集【大英博物馆的注释】此畫和接下來的兩個圖表現了十個幡的系列中的一部分，其餘的在新德里，其中幾件收錄於松本榮一氏(1937,圖201-02)很明顯這些不是中國特色的敦煌藝術，事實上可能與于闐或者吐蕃藝術有關係。

所有幡畫具有共同特徵：菩薩雙腳並攏站立，腳幾乎是筆直的，看不出膝關節。

上半身裸露，只披了稍加花紋的天衣（其中一個只是在大腿上打結來代替天衣）。

全都穿了裹得很緊的腰布，腰部的末端從腰部垂下位於兩腿之間的部分，他們像吐蕃時期敦煌畫中常見的諸像一樣，戴著金色通天冠，黑色卷髮從耳後垂到肩上，頭後面的光環向四週發著光。

一些地方可見吐蕃文的短句。

斯坦因和Waley都注意到劍橋大學藏的尼泊爾古文書中的小型畫像與這些菩薩像的相似性，並把它們的起源歸結於8、9世紀孟加拉地區的佛教藝術。

Gerd Gropp (1974,p.94) 還找到了一個更近、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他重親恢復了Balawaste的畫之後認爲這些畫就是于闐藝術，它尤其關注對腳和腿部的笨拙處理，這種方法在Balawaste的赤裸著上身的菩薩像中也很常見。

該畫的條紋布料也顯示了一些在那些紡織品中的共同圖案。

根據他的觀點，敦煌發現的畫無論如何一定晚於Balawaste的畫(其時代是六世紀以前的)，而圖48頂部邊上的玫瑰花飾需要與那些在伯孜克里克第9窟發現的成於公元8、9世紀的花紋作比較。

----隆日摘自-大英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