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史上的“段文杰时代”

敦煌研究院史上的“段文杰时代”

作者：刘进宝

来源：《丝绸之路》 2013年第20期

刘进宝（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段文杰对敦煌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敦煌艺术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索并做出了开创性

的贡献。在敦煌壁画临摹方面不仅个人成就卓著，而且开始了科学总结，为创建临摹学的学科

体系奠定了基础。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掌门人，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

突出贡献。

从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近70年历史中，共

有三位领导人，即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在全国的科研院所中是绝无仅有的。也为我们

从学术史的角度，以一个个案探讨学术机构的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1980年，中共甘肃省委对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了调整，调整和加强了领班子。在这次调整中，段文杰被任命为第一副所长，并实际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从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到1998年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的18年中，既是我国敦煌

学蓬勃发展的18年，也是敦煌研究院学术进步、走向世界、机构建设的黄金时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将其称为敦煌研究院的“段文杰时代”。

“段文杰时代”是敦煌研究院各项工作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都与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就是段文杰先生亲自筹划并领导实施的。

第一，高度重视学术研究；第二，创办《敦煌研究》；第三，创建敦煌研究院；第四，延

揽及大力培养人才；第五，加强敦煌石窟的保护；第六，创建年国敦煌石窟葆护研究基金会；

第七，为敦煌研究走向世界而努力。以上各项工作都是在段文杰先生的领导下实施的，有些就

是段先生具体操作完成的。而且许多都是开创性的，为敦煌学的繁荣及走向世界、敦煌研究院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段文杰先生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或者是什么成就了段文杰，创造了一个“段文

杰时代”?

人的一生可能遇不到机遇，或者遇到机遇而抓不住机遇。既能遇到机遇又能抓住机遇的毕

竟是少数人，即是那些有充分准备的人。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出自己的伟大人物……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

人物来。”段文杰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历史创造了段文杰，而不是其他人，

自然有其各方面的因素，或者说是段文杰本人创造了自己。

我个人认为，是以下因素创造了段文杰：

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自尊心。

爱国主义是段文杰那代人心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当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

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时，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高涨的民族主义笼罩中国大地的时期，“团

结起来，振兴中华”，“向科学进军”，“奋起夺回敦煌学中心”是当时国人的共同心愿。

据段文杰自述，他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总是在我头脑中萦绕，这就是如何推动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迈开大步向前发展。在十年动乱期间，中

国大陆的石窟艺术和敦煌文书各科项目的研究完全停止。而香港、台湾的敦煌学者和日本、法

国的学者在对敦煌文化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979年秋，第一次敦煌学国际研

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吸引了全世界敦煌学专家的目光。此外，俄、美、英等国也都有一定的

敦煌学著述问世。国际敦煌学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则是十多年的空白。无怪乎一位日本学者

发出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断言。这种言论的流传，使我们这些身处中国专业研究

机构的研究人员无不感到自尊心受挫。但是，扼腕叹息无济于事。我们只有抓紧时间，急起直追，多出成果，赶上国际学术界前进的步伐”。

他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前言》中说，当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了一股

冷风，说甚么敦煌虽然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却在外国。每一个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对此，心

情确实是不平静的，特别是长期在敦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更是憋着一股‘劲儿’”。

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感召下，“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十年规划中提出了组织

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其目的就是“比较全面地展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成就、新水平”。

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的编辑出版“不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开创我国敦煌学

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会使敦煌学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同时也会促进国

际文化交流和国际敦煌学的繁荣”。

1980年编辑、1982年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也是“坚持敦煌工作十几年和数十年的研究人员，怀着对文物事业的责任性和扭转敦煌文物研究在国际上处于落后地位的革命热情，重

整旗鼓，埋头苦干”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第二，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

在敦煌研究院近70年的风风雨雨中，肯定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尤其是经历过“反右”、“文革”，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恩恩怨怨也属正常。但如何处理、化解这些矛盾，则需要

一定的领导艺术，尤其是要有一颗宽阔善良的心。

据段文杰自述，1980年“我担任第一副所长后，过去在历次运动中积极参与批斗我的一些

人有些紧张，担心我搞报复”。而段文杰先生“不是一个纠缠个人恩怨的人”，或者说将个人

恩怨“抛在脑后”的人。他“认为有些人在运动中参与整人，是受极左思潮影响，是迫于某些

人的压力，无可奈何的行为，很多人也不是出白本意，不应过多计较。不能把政治运动中的恩

恩怨怨埋在心里，变成下一次人与人斗争的种子，决不能把这种错误的斗争延续下去，冤冤相

报何时了”。

敦煌研究院关友惠先生说：“实际上段先生与常先生在学术方面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在50

年代到70年代末，段先生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所里的业务工作实际上是由段先生主持的，虽然经过多次冲击，段先生却一直认真地工作，他经常说的一句话说是‘内心无私天地宽’。他

从不背后议论人，虽然与常有些个人恩怨，他从不议论。这是难能可贵的。”

“内心无私天地宽”，“从不背后议论人”，正是段文杰先生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人心

自有公道，人心自有公理。也正是由于段先生高尚人格的感召和以身作则的榜样，“才化解矛盾，促进团结，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研究和保护工作上来”，并尽力发挥老中年研究人员的

作用，开创了敦煌研究的新局面。

第三，高尚的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

段先生能得到省委的重用和“敦煌人”的尊敬，还与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密切相关。如1980

年编辑、1982年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就是在段先生主持下编辑出版的，段先生也为《文集》撰写了“前言”。但本书署名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而不是“段文杰主编”。随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