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百年经济奇迹4

英国百年经济奇迹（四）-- 社会流动释放“梯子”效应荆楚网消息 (湖北日报) 16世纪时，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英国将走上爆发式的经济增长道路。

在17世纪初期，人们在通往世界的道路上还很少碰到英国人。

抢占新领土、争夺市场的还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法国人。

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和外交官们都视荷兰为追随的经济楷模。

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经济制度改革就是沿着荷兰的方向进行的。

很奇怪的是，在革命风起（1648年和1688年）、社会动荡、体制更新、朝代更迭和宗教纷争的世纪，英国经济“照常营业”，取得了经济的巨大成功，仿佛英国人在经济发展中发现了比风云变幻的政治更迫切的使命、更令人专注的前景。

1750年前后，随着英国人口规模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它成为第一个从“马尔萨斯陷阱”中逃离的国家。

到了19世纪，联合王国已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成为世界第一大港、第一大金融家和投资者、世界最大的市场，海上运输占有世界1/2的吨位，海军舰队总数已超过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海军舰队的总和。

1850年英国工业生产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60%，大英帝国集中了世界人口的1/4。

让想用梯子的人尽可能用到梯子17世纪晚期以来，英国经济开始成长，并逐渐走向成熟。

可是，发展的催化剂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领先于其他国家而“早熟”？任何国家历史的演绎都离不开演员，经济发展史尤其如此。

经济的特点是通过竞争调动演员的能量，通过交易使这些能量协同作用。

每个人自身都有禁忌型和解放型行为。

大都数社会都只利用了一小部分解放型行为。

因循守旧式的安全自有墨守陈规的舒适。

探索新路——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新路——总是蕴含了一定的风险和代价。

对于那些对未来的利润不抱信心、对其自身创造利润的能力不抱信心的人来说，需要付出的甚至是令人沮丧的心理代价。

人总是处于社会的某个阶层中。

高阶层的人，总是希望能将这一荣誉永远地继承下去。

中间阶层的人总是希望能进入高层，并避免坠入社会的下层。

下层阶层的人总是希望能像坐电梯一样直接进入社会的上层，或像爬楼一样能沿着梯子往上爬。

如果社会下层和中间阶层的人付出了辛苦，却没有机会爬上去，他们就会选择怠惰，或者选择抗争。

而上层的人总想砍断梯子，以免上层总是“客满”。

现在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是在新科学、新知识触发下发生的技术大改造，而是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用于生产，使生产突然间发生飞跃。

生产发生飞跃的关键不在于生产本身，而在于社会能不能创造条件，使人的才能和知识得以应用。

换句话说，社会的潜在结构是鼓励发展生产，还是一个社会的本质必须维持现状？至少从15世纪开始，到英国的外国来访者和英国人自己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那就是英国社会与欧洲大陆社会有一种巨大的差别，即通过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人容易获得相应的权利和社会地位，无论这些人是律师、商人还是企业家。

这种垂直的灵活性使得学者们将英国的商流社会成为“开放的精英”。

英国正是不断推动各种社会关系呈现动态排列，使自身同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过程相吻合，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成长。

资本重于贵族血统17-18世纪，英国社会的最基本特征是高度分层。

地主贵族属于社会的上层，大商人、专业人士、小店主等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体力劳动者属于社会的下层。

在封建时期，领主们不劳而获，完全脱离生产过程，仅凭血统和地位就能获得优越的生活和丰裕的收入，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合理谋利”，因为社会要赡养一批与生产完全无关的高级寄生虫。

到17世纪末，地租下降和地税上升减少了土地收益，削弱了地主贵族的财富和地位，而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却使得一些商人致富，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人数增加。

一些有利润意识的英国贵族出现了经济上的变异，开始具有商业习性，他们发现货币至关重要，对货币的需求刺激他们更多地生产剩余产品以换取货币，他们努力把自己的地产变成他们获取货币的基础，在生产活动中起“经理”的作用，并让经济杠杆来调节生产。

如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凿运河，为解决工业革命早期的运输问题作出了贡献，他还是英国最大的煤矿主之一；弗利勋爵经营矿山，套购公债等等。

与传统社会通过非经济的强制手段获取财富而言，这种“合理谋利”精神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财富能够推翻原有的附属关系，消除阶级与出身的界限。

在财富日益成为衡量威望和权力的社会中，英国贵族这样“不耻下求”，通过经营而追求财富，为全社会树立了模仿的榜样。

于是上行下效，牵动全国，谋求利润而追逐财富不仅不被视以为耻，而且还被引以为荣。

正如时人所说：“贵族追求王公的豪华，绅士则渴慕贵族的地位，生意人从他的柜台后面爬出来去填补绅士的位置……”，尽管贵族秩序还在，但却采取了新的形式，资本重于贵族血统已成为新的基石。

学徒制的梯子效应职业的确定和变动是社会需求同个人意愿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个人在既有社会结构和职业体系中的自我定位和调整。

其中，个体性垂直流动是社会流动中最本质的东西。

英国社会是一个易于伸缩的社会分层系统。

在英国确立规范的人才遴选机制之前，人们从做学徒进入中间阶层。

学徒制充当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桥梁，它使白手起家的人通过商业和专业活动迅速爬升。

做学徒是少男少女开始从事工商业和专业活动的途径之一。

一些早期工业企业家的传记说明了他们怎样从低微的出身开始往上爬：他们中有些人出身于店主、农村手艺人、小旅馆主、农民家庭，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人物。

1689年，小说家理查逊生于一个乡村木匠家庭，在普通学校修业完毕之后被送到伦敦一个印刷所当学徒。

他经历了从学徒到师傅的全部过程，成为老板的左右手，以后做了股东，讨了老板的女儿，最后还继承了老板的印刷事业。

东北部最大的煤商和盐商科斯特沃原来是一个蜡烛商的学徒，后来成为大商人和化学家，是伯明翰纺纱厂和化学厂、苏格兰卡隆冶炼厂和伦敦大面粉厂的合伙人和康沃尔铜矿的大股东，到临死的时候，他成为东北部一位具有绅士头衔的大地主。

1732年，阿克莱特出生于一个贫穷家庭，幼年就开始当理发学徒，不善读写。

当他涉足世事时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后来也没有找到机会来接受这种教育。

他接受了严格的手艺训练，身无分文。

1750年左右，他离开出生地，到博尔顿安家从事理发业。

他的毅力无人匹敌，古铜色的外表使他可以对任何障碍应付裕如，健壮的身体使他随时可以接受成功和失败。

1769年他取得了纺纱机发明专利证书。

1771年与别人合伙在诺丁汉开设了第一家工厂，随后在德比附近的克尔姆福德开设纱厂。

到1779年，这家厂已有129个纱锭并雇用了300个工人。

1780年他曼切斯特纱厂雇用了600多名工人。

贵族子弟离开贵族集团从事其他职业也是从做学徒开始。

学徒费变动不居，低的5-50英镑，高的100-700英镑。

学徒费因行业、地区和师傅的名望而不同：1747年，伦敦鞋帽匠、铁匠的学徒费在5-10英镑之间，而商人和银行家的学徒费为50-300英镑。

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能负担较高的学徒费，从而使自己的子弟进入律师等收入较高的行业。

内阁大臣汤森勋爵有个兄弟甘愿在伦敦商业区做商人。

在牛津勋爵统治英格兰的时期，他的小弟弟在阿勒颇做代理商。

在资本重于贵族血统的社会里，英国的社会流动机制为英国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了出路，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需的人力资本。

英国工业革命并非偶发事件经济学认为，劳动力的质量和它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流动是个人位置的调整运动，也是社会结构的流转变迁过程，是实现人力资源重新配置、优化，进而带动其他各类资源重新配置优化的一条路径。

社会流动不外乎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两种。

水平流动不一定能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垂直流动则是指个人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位置的升降，它不仅涉及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且还会引起社会分层的变化，促使社会分层从量的变化发展到质的变化。

新型经济活动的发展通常由上升的社会阶层打前锋。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新的经济阶层要比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更易于发展。

因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容易蔑视许多经济增长需要的东西，它可能蔑视劳动和精打细算的精神，而把时间浪费在打猎、射击或跳舞上，靠租金和股息过活；它可能蔑视学习、科学和新技术；甚至可能蔑视功绩而重视出身。

因此，历史学家在考察经济急剧变化的各个时期时，总是要密切注视阶层结构和阶层变动。

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在那些社会流动受到奴隶制、种姓制、种族隔离、社会势力行为、宗教派别等等阻挠的社会里，不能指望会产生蓬勃的经济增长。

最伟大的增长发生在那些人们看到了经济机会，并愿意精神振奋地抓住这种机会的社会里。

进而他强调，西欧和北美在近几个世纪人均收入的增长完全同经济自由的发展有关——同个人改变其社会地位或职业的自由，同租用资源并以增加产量或降低成本的方法将各种资源结合在一起的自由以及同进入某些行业并与已在这些行业中存在的其他企业竞争的自由密切相关。

发展的经验也表明，同时在物质市场提供财富激励和在地位市场提供地位激励的社会，其增长率比单从一个市场提供激励的社会要高。

在重视地位的社会里，如果优越职位完全让依赖出身而没有能力的人占据了，经济增长就一定不会出现。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涉及社会结构性质的变化。

所谓社会结构性质，就是社会结构是刚性的还是柔性的。

刚性的社会结构阻碍了社会中、下层人士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和空间，人们要么选择怠惰，要么选择退出，要么选择反抗。

而柔性的社会结构使个人能够轻易地沿着社会阶梯自由上下移动。

相比于贫困本身而言，人们更不能容忍的是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社会流动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在于社会流动渠道给个人和群体提供了一个依靠自身禀赋和努力去获取和积累财富，并借以提升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机会。

从而激励着人们加大对教育和知识的投资、创造和积累资本，而正是资本、劳动和技术解释了世界绝大部分的增长和绝大部分国家的增长。

其他的诸如教育贫困、知识贫困都是人们看不到光明的未来而窒息了现在的投资热情造成的。

而且，社会越是富裕，人们对这种向上流动的机会的要求越是强烈。

18世纪后半期，英国限制流动的情况是很少的。

各个阶层之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不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社会结构上，人们的流动性变得更强，出现了“人处于流动中”的说法。

作为一种社会自我调节的机制，社会流动使得英国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再那么明显，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能对变化的环境做出较为灵活的适应和反应，并能适时地根据经济因素的变化来调整每个阶层自身的社会存在方式。

1757年曾有人断言：英国人从一个社会阶层转换到另一个社会阶层相对比较容易完成。

这种现象连伏尔泰也感到吃惊。

实际上，“梯子”在英国社会观念中是一个完美的象征，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爬升的机会，大部分人就一直在努力寻找爬升的机会。

许多人的确爬升上去了，变成另一个阶层的成员；许多人试图爬升，但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