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
张元济的传奇人生
张元济的传奇人生封面人物03-28 10:00张元济中国文化传承至今正是因为有了张元济这样一批平凡而伟大的人物。
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将其发展成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印刷企业。
而且张元济还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数次跨时代的伟大人物，作为文化名人，他几乎与当时的所有文化要人都有过联系，尤其是他曾经先后与光绪皇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5位中国第一号人物促膝而谈，这更是绝无仅有的。
张元济1867年出生于广州，祖籍浙江海盐。
1884年步人科举之路，8年后金榜题名，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又任刑部主事与总理衙门章京。
为了培养熟悉西学与精通外语的人才，张元济于1897年奏请成立通艺学堂，并主持制定了《通艺学堂章程》。
与康梁等大多数的变法人士不同，张元济一直是变法运动中的稳健派。
1898年6月“百日维新”开始后，受人举荐的张元济与康有为于6月16日在颐和园勤政殿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光绪向他询问了通艺学堂的许多事宜，又提及印度铁路已开至我国西藏边界及变法受到顽固派阻挠之事，张元济向他建议开铁路要培养人才：“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国家总有希望……请坚定立志、延见群臣、设馆储才。
”此次破格接见令张元济对于光绪帝产生了知遇之恩，感激之余也令他隐约察觉到变法前途堪忧，认为光绪帝“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
因此，力劝激进的康有为不要过于刺激顽固派而丧失变法的大好时机，然却为康所拒绝。
9月，张元济因对变法的许多举措担忧而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亡之折》，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维新思想。
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张元济对于变法的阻力与难度的估计要比康梁等人清醒得多，因而他一直希望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进变革，而不是仅凭热忱不顾实际的激进变法。
果然，操之过急的变法措施引起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弹，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了维新运动。
不久，张元济也被“革职永不叙用”而结束了自己早年的京官生涯，官场失意的张元济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变法的失败使他走上了一条新的救亡之路。
张元济：由教科书革命而砺教育救国之志
给” 。 但科举 之途风 生水起 ， １ ７岁 中秀才 ， ２ ２岁中举人 ， ２ ５岁金 国事务衙 门章京。
召见后， 张元济坚辞京 师大 学堂（ 今北京大学 ） 总办之 委任 ， 新进 盈廷 ， 人 才蔚起 ， 再 图出山， 则 变法之事 ， 不难迎 刃而解 ” ， 但
榜 题名 ， 与同庚 的蔡 元培 同榜 ， 授 翰林 院庶 吉士， ２ ９岁任 总理 各 力避 政治旋 涡， 并 劝说康 有为 “ 到粤 专办 学堂……俟风 气大 号菊生 ， 浙江海
盐人 ， 生于藏书世家， 以翰林 院庶吉士身份入仕 ， 为 绅 宦及 子弟办通 艺学 堂， 变法失利后成 为 “ 戊戌 党锢 孑遗” ， 随即
首次 以 “ 图书馆”命名， 并 以《 图书馆章程》 和《 阅 报处章程》 开 中国公共 图书 馆制度建设之先河。 戊 戌 孑遗 沪上译 书
海 上教育家
Ｃ ｏ ｌ ｕ ｍ ｎ ｓ
张元济 ：由教科书革命 而砺教 育救 国之志
虽主持 译书 院， 但 张元济 在文化上 “ 舍 己芸人 ” ， 在办学 上主张 “ 勿 以外人丰持 学事 ” ， 拒敦
上主张 ‘ ‘ 勿标讲求 西学之 名” ， 在教材 主张 “ 勿 以洋文为常深 ” 。
“ 科举不 改， 转移难 望。吾辈不操尺 寸， 唯 有以身先之 ， 逢 人 康 有 为置若 罔 闻。 变法 失利 ， 张 元济 “ 受革 职永 不叙 用处 分” 。 说法 ， 能醒悟一人 ， 即能救 一人。 ”兴学 、 醒人 、 救人 ， 张元 济的教 此 际， 盛宣怀力主 “ 变法之端在兴学 ， 兴学之 要在译 书” ， 上奏 《 南
育救 国理念 昭 昭然 。１ ８ ９ ５ 年冬 ， 张元济在 京城创设健 社 ， “ 约为 洋公 学附设译书院 片》 ， “ 择要翻译” 并“ 陆续刊行”“ 东西各 国新 有用之 学， 盖 以 自强不息交相勉 ， 冀 稍挽 夫苟且畏缩 之风 ” ， 一年 出之 书课” 。在李鸿章保 举之 下， １ ８ ９ ９ 年 ３月， 张元济 出任 南洋
近现代出版家张元济简述
书》等等。在纂辑过程中，有的以涵芬楼庋藏，参校海内著名藏
书家所藏的宋、元旧椠，明、清善本、钞本、校本，甚至难得的
手稿本，悉心校订，择善而从，并大部分亲撰叙录，然后梓行。
他编辑《百衲本二十四史》时，配合校勘心得，写成《校史随
笔》一书，阐明了精辟独到的见解。《四部丛刊》共分三编，初
象的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中的国文课本，一印再印，几年
之内，印了２５６０多个版次，印次之多可谓空前绝后，销路之广也
由此可见。同时，张元济审时度势，把西 西方有关声、光、电、化
等科技知识，有意识地渗入教材中去，给旧中国闭塞的知识界，
打开了眼界。
张元济主持编撰的教科书之所以在竞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
印２３２种，保存罕见的刊本，不使泯灭，用心良苦。《续古逸丛
书》按照黎庶昌《古逸丛书》的规格，搜罗宋刻孤本４７种以广流
传，这部书 除最后一种宋刊《杜工部集》外，无不 事必躬亲地灌
注着他的心血。
为了收集资料以备编辑人员查阅之用和阻止珍贵典籍落入外
国掠夺者之手，张元济力主建立自己的图书馆。著名的涵芬楼是
地，是和他办教育分不范讲习班、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国语师
范学校、函授学校、平民夜校等。这些学校在培养出成千上万的
学生的同时，也是编写教科书的实验场所，摸索这些教科书在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和提供了需要修订补充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尽
管后来有许多书商相继仿效出版教科书，都竞争不过商务版本。
张元济非常重视新辞书的编纂。中国本是开创辞书的先驱，
自《尔雅》到《佩文韵府》，代有成书，而在编纂方法上却没有
张元济的编辑思想
张元济的编辑思想李艳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
早年中进士，点翰林，激于时势，抨击时弊，参与戊戌变法。
维新失败后被革职。
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他主张教育救国，启迪民智，苦心孤诣，矢志不移。
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
张元济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但首先是一位编辑家。
他毕生的事业，是建立在他策划、编辑、出版的一部部教材、典籍、译著等基础之上的。
正是这些作品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
张元济的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当代人思考和借鉴。
编辑的宗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张元济对编辑功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国势衰弱、风云激荡之时。
一批有志之士纷纷通过组建社团，希图借开启民智来寻求治国的良方。
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
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
1901年10月5日，他致信盛宣怀：“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
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
国民教育之首，就是尽人皆学，所学也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岂有不为人奴，不能消灭者也……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
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
”“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
”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张元济 介绍
主要成就
著作： 《张元济日记》 《张元济书札》 《涉园序跋集录》 《涵芬楼烬余书录》 《宝礼堂宋本书录》
主要成就
影印出版古籍： 《四部丛刊》 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 近走两京，远弛域外。” 百衲本《二十四史》 蔡元培先生评价为“博观精勤之成绩所以 嘉惠学子益无限量”。 史学家傅增湘赞“所采获者皆前人未见之 书，故其定论者多千古未发之覆”。 《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稿》 等书籍。
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 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
创新意识。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时， 提出 “喜新厌旧 主义”。 当西学开始传入中国，他积极接受和传播了新思 想。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嗜书、寻 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中国出版第一人 ——张元济
2014年4月30日 主讲人：刘华英
目录 1.作者简介 2.主要经历 3.主要成就 4.主要思想
作者简介
张元济，（1867 年10月25日 - 1959 年 8月14日，）字筱斋，号菊生。祖籍是浙 江海盐。 他被称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是 著名的教育家、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 家和藏书家。 茅盾说他“是一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 家，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
主要经历
一、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在戊戌变法中被启用，随着变法的失败被革职。 二、1898年冬出任南洋公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他非常 重视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来以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出 版了严复翻译的经济学著作《原富》。 三、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 主持该馆编译工作。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 等职。 四、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 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元济和我国近代最早的民办图书馆
张元济和我国近代最早的民办图书馆作者：宋兵来源：《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年第05期摘要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献学家。
他最早使用中文“图书馆”名称并加以实践，创办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座民办图书馆，制定了我国第一份具有开创性的图书馆章程，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创导者和实践者。
关键词张元济近代民办图书馆19世纪末，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大清王朝徘徊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张元济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
张元济认为，“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
科举不改，转移难望。
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集中反映了维新时期张元济的教育救国思想。
1897年，张元济在北京和陈昭常等好友合力创办了通艺学堂，“国子之教，六艺是职。
艺可从政，渊源圣门。
故此学堂名曰通艺”。
在创办通艺学堂期间，张元济创立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座以中文“图书馆”命名的民办图书馆——通艺学堂图书馆，也是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他亲自制定了《图书馆章程》和《阅报处章程》，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具有开创性的图书馆方面的管理制度。
张元济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奠基者，还是图书馆事业的创导者和实践者。
1 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中文“图书馆”一词由日本传入我国，最初在日本的文献中出现是1877年，而最早在我国文献中出现，很多学者都认为是1894年《教育世界》第62期所刊出的一篇《拟设简便图书馆说》。
然而《教育世界》是1901年4月由罗振玉、王国维等创办，至1908年1月停刊，历时7年，共出版166期，何来1894年之说。
因此在我国文献中，“图书馆”一词应当是最早出现在1897年张元济制定的《通艺学堂章程》中。
《教育世界》第62期发表的《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未注明作者名字），则是1903年。
张元济——中国近代图书出版事业的践行者
台 纵 横
要获得专门的教育调查经费 ， 经过几个 月甚 至几年的调查 ， 才能分类写成教育调查报告
书 。 因此 ， 他认 为 我 国要是 由一 个 教 育 团体
在全 国作调查效率不高 ，存在很大 的难处 ，
因 此不 如 分省 组织 教 育调 查 团 体 ， 成立 教 育
三、 张元 济在 近 代 图 书 出版 事 业上 绽 放
转移难望 ， 吾辈不操尺寸 ， 惟有 以身先之 ， 逢 书以“ 扶助教育” 。 他与蒋维乔 、 庄俞 、 杜亚泉
人说法 ， 能醒悟一人， 即能救一人。” 戊戌变 等反复研究 已有的各种 “ 课 本专书” 的优缺 的成 就 法期 间，他曾多次上书建议实行政治改革 ， 点，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 了“ 最新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提倡 “ 西学” ， 并不排斥 “ 中学 ” 。
的一个重要 主张就是废科举 、 兴学堂 ， 培养 新式人才 。１ ８ ９ ６ 年， 他与陈昭常 、 张荫棠 、 何 藻翔 、 曾习经等人集资兴办“ 西学堂” ， 次年 正式开馆 ， 并奉 旨改称“ 通艺 学堂” ， 讲 授英
书， 以及《 东方 杂志》 、 《 教育杂志》 、 《 小说 明
报》 等刊物 ， 为新知 、 新学 的普及传播推波助
调查基金 ， 指定教育调查方法 ， 分省作实地 考察。 他强调教育调查报告必须是调查者亲
自撰 写 ， 不 可假 手 他人 。这种 调 查 方法 可 以 很快 掌 握 全 国的教 育 情况 。 马叙 伦指 出 ， 民国时 期 的教 育 检 查机 关
变成了“ 吃饭机关” ， 是养 老过 渡的职位 ， 腐 败现象严重， 没有发挥它本身应该具有 的作
张元济先生的四库学成就-张元济图书馆
张元济先生的四库学成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研究生江曦张元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
在主持古籍出版和书目编纂等活动中，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进行审查和评判，发表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在四库学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至今鲜有学者关注。
下面从五个方面谈谈张先生对四库学的贡献。
一、订正《总目》之误《总目》是纂修《四库全书》时形成的重要成果，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次总结，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目录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乾嘉以来，它被誉为治学之津梁，久为学界所重。
然《总目》书出众手，且为政治观念所囿，取书又不尽讲求版本，其中讹谬亦复不少。
道咸以后，始有学者揭其舛误，评其得失。
民国时期的胡玉缙，把前人订正《总目》的成果两千余条汇为一编，并参以己见，撰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
余嘉锡先生亦在《四库提要辩证》一书中考正《总目》讹谬六百余处，以其精博而为学界所重。
张元济先生每得一书，凡见于《总目》者，多以《总目》为参考，其间亦发现《总目》谬误六七十条。
多有与胡、余诸家互相发明者，亦有至今尚无人指出者。
今略举若干如下：《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附《贡举条式》一卷，《总目》著录为“丁度撰”。
张先生在《四部丛刊续编》宋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跋中说：“是书，雍熙殿中丞邱雍、景德龙图阁待制戚纶所定，景祐知制诰丁度重修、元祐太学博士增补，见陈氏《书录解题》。
皇朝丁度撰、元祐中孙谔、苏轼再加详定，见晁氏《读书志》。
《四库总目》撰人仅载丁度，盖未详考。
”他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纠正了《总目》在著录撰者上的失误。
案：胡玉缙《补正》亦已及此，但并未引用晁《志》。
《中吴纪闻》，《总目》曰：“宋末书已罕传，元至正间，武宁卢熊修《苏州志》，访求而校定之。
明末常熟毛晋始授诸梓，亦多舛谬。
”张先生在《涵芬楼烬余书录》明弘治刻本《中吴纪闻》跋中云：“前龚明之序，后至正二十五年武宁卢熊记……卷首有弘治七年知昆山县事慈溪杨子器序，谓‘公武所记，在元至正二十五年，上溯宋之淳熙元年所序，凡历二百六十余年。
出版家张元济：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
青商55出版家张元济：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文/苏小小张元济，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身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
他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鼓吹新学，在戊戌变法中被光绪帝破格召见，政变失败后被革职。
1898年冬，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改原来注重翻译兵书为翻译社科类书籍，又任公学总理，1902年7月辞职。
入主商务印书馆1901年，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的编译工作。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早期成员包括三种人：一是坚持变法维新思想的人；二是已经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人；三是自然科学知识比较丰富的人。
他们在一起，组合为相当出色的群体，使之成为20世纪初传播新学的中心。
张元济在此工作二十多年，虽然头衔数变，但其真实身份仍是近代最早的职业经理人。
入主商务不久，张元济就决定组织编写一套新式教科书——《最新小学教科书》。
编写此教材，迎接正在兴起的社会变革，是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人按照“扶助教育”方针作出的重大决策。
1904年，《最新小学教科书》上市后取得了巨大成功，十多年间，销售了数百万册，启蒙了整整一代人。
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成为出版界巨擘，“实肇端于是书”，其资本也从1901年的五万元，迅速增加到1905年的一百万元。
当时全国数百家私营企业中，资本超过一百万元的仅十五家。
当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不仅仅是教科书，从张元济进入商务的第一年起，它就出版了“帝国丛书”，包括《明治政党史》、《帝国主义》、《各国宪法略》等，1903年起，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政学、历史、财政、商业、地学、战史等系列丛书，扩大了传播新学的阵势。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外文辞典以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在当时影响巨大。
事情不会一帆风顺，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兼总经理夏瑞芳因股票投资失败，牵累了商务印书馆。
因为1910年上半年，在外国金融投机者的哄抬下，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股票风潮，夏瑞芳损失了六万元，连带商务印书馆也损失了七万元，令张元济很是头痛，因为夏身为总经理，若举止失措，就会牵动商务印书馆的大局。
张元济：故向书林努力来
张元济：故向书林努力来
导读：本文张元济：故向书林努力来，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说起最伟大的教育家，人们往往第一就会想到蔡元培先生;若要论起杰出的出版家，那么就应该是张元济先生了。
张元济虽然是我国近现代一位重量级的文人学者，但他的文名却不像兽迅、郭沫若那样普识，而书名又不如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高远。
所以要读他的书法，则应先了解他的处世经历，他的为人性格。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
二十三岁乡试中举，二十六岁得中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派刑部主事，六品衔。
三十岁官至总理衙门章京，相当于文书一职。
张元济一心报国，但看到朝廷旧官僚那种昏庸、腐败的现状又十分反感，于是，他的思想与维新派非常接近.有志变革。
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也差些遭捕下狱，后在光绪帝的暗中保护下，才被处以“革职，永不叙用’了之。
在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有一条云:“张元济曾参与康梁变法，事后镌一章:戊戌罪人，作书偶钦之。
’自称“罪人”，是愧是讽，别有寓意。
革职南下后的张元济远离了政治，在上海致力文化事业。
他主持过南洋公学，创办了《外交报》，后又辞去了南洋公学职务，正式全身心地投人到商务印书馆。
所以说那三年中，张元济完成了从翰林、清廷官员到民间资本主义企业投资者、近代出版事业主持人的角色转换。
后来张有诗曰:“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表达了他人生定位的价值取向。
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屈辱和戊戌变法的失败，眼看着“大厦将倾，群梦未醒’，他
终于将毕生的精力转向“开启民智”的教育出版事业。
张元济的不屈
39不管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只要你坚持尊重他人，那你就会很少犯让人难堪的错误。
那家公司的灭火器是过期的，就中断了合作谈判。
公司觉得不可思议，德方的回应是厨房里不可能只有一只蟑螂，一个微小的问题意味着很多问题。
你说，德国公司如此严谨不对吗？看似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都存在着大隐患。
你还觉得委屈吗？啥是人情味，公司蒸蒸日上，让每个人都能幸福地上班，获得相应的报酬，这样的企业才有人情味。
管理不严，公司经营滑坡，效益不好，员工整日为明天担忧，那才是没人情味。
”孙威听了，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理不通，气不顺。
作为领导，要善于给员工讲道理，不会讲道理的领导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
用道理说服，讲清讲透，才会让人心服口服。
古人云：“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
”聪明的领导总是能用道理说服下属，统一思想，凝聚意志。
永远不要企图用领导的权威去压服下属，当你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时，就是失败的开始。
请记着，要说服，不要压服。
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真诚，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领导才会有威望，受拥护。
张元济是近代著名学者，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开拓者，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任校长。
可能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中国一流文化学者，却不知道他更有傲骨和正气。
1931年，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局主席的张元济，接到了一封特殊来信，来信者正是蒋介石。
蒋介石来信表示，他看到了商务印书馆的《续古逸丛书》，感觉非常好。
他在信中鼓励张元济，再为中国文化事业作贡献，并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赠书。
张元济看了蒋介石的来信，显然是以一国之尊的口气和他说话。
他也明白，蒋介石给他来信，并通过教育部转来信件，明显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目的是让人们看到，他国民政府主席不但会打仗，更重视文化建设。
张元济虽然不问政事，但他却对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十分不满，他不止一次对商务印书馆员说，红军那是为老百姓的，他蒋介石算啥？因此对这封信是嗤之以鼻。
可是，蒋介石毕竟是国民政府主席，不回信不好。
张元济既无奈又生气，他直接在原信上回信：“何处一题！”蒋介石看信后，鼻子都气歪了，张元济这是一语双关，面上是问他在书的哪儿题字，实际上是暗讽他作了啥贡献。
家庭文化：张元济以“三不准”律子
家庭文化：张元济以“三不准”律子张元济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爱国实业家。
他于1901年加入商务印书馆，1926 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
在此期间，他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等职，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悠久、影响力强的文化事业机构。
在工作中，张元济一直以认真严谨，一丝不苟著称；在生活中，他对自己和家人一样要求严格。
1933年，张元济先生的儿子张树年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就找工作这件事情向父亲张元济征求意见。
张元济对儿子学成归来感到非常欣喜，但是基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对儿子未来的职业选择提出了三個“不准”。
一是不准进入政界。
张元济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软弱腐败，一旦在政府机关任职，日后发展全靠人际关系，一朝天子一朝臣，职业非常不稳定，不利于个人的未来发展。
二是不准进入外商企业。
作为爱国实业家，张元济非常痛恨当时在中国的外商资本家在国内盘剥百姓，歧视华人，坚决不同意儿子在中国的领土上为洋老板效劳和服务。
三是不许进入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明确向儿子表示：“你不能进入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
”他还向儿子分析了进入商务印书馆的三个不利。
第一是对儿子不利。
由于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地位，儿子进去之后，一定会有一帮人跟在儿子后面吹牛拍马，阿谀奉承，那就会使儿子失去刻苦锻炼的机会，工作浮于表面却领取高额薪水，那其实是会毁掉儿子的一生。
二是对张元济本人不利。
父子同在一个公司工作，在公司内部行政事务等各项工作上张元济本人会受到牵制和掣肘，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就很难主持公道，说话就没有份量和威信。
三是对商务印书馆不利。
因为接纳儿子进入商务印书馆，将开启一种非常恶劣风气的先河，必然也有其他人学样模仿。
张元济说，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要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的企业。
最后，张元济对儿子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许进入公司。
我应该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张元济先生对儿子的三个“不准”，既体现了父亲对儿子的严格和关爱，更体现了一个爱国教育家、出版实业家的清醒头脑和精神气节。
张元济的大局观
126 ■2014.01张元济的大局观我们已经把文化名人张元济先生忘记了。
被称为“商务之魂”的张元济先生（1867-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是近代著名出版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参与投资创立上海商务印书馆，并设立编译所，聘蔡元培为所长，并延请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这部书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章节体通史。
辛亥革命以前，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各类课本375种，张元济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张元济不仅为中国的新式出版业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他的出版业绩，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教材出版与古籍整理、中华文化的珍品极品保存方面，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奉献。
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他是中国近代出版界的骄傲和一座丰碑。
1932年，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回来。
他打算通过父亲的关系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但张元济却一口拒绝了。
在别人看来，他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安排儿子的工作，有何不可？可是，他对儿子说，你进商务印书馆有三不利：一、对你不利，你是老板的儿子，你进来了，必然有人会吹捧你，你就会飘飘然，失去了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这岂不毁了你的一生？二、对我不利，父子同在一个公司工作，我就会受到牵制，尤其人事安排，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三、对公司不利，你进公司，将形成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来求援，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把儿子塞进来，这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最终，父亲的这番话，感动了儿子。
张树年没有进入商务印书馆，而走向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这个故事很感人。
作为一个企业领导，张元济考虑的不是父子之情，不是个人的利害得失。
他考虑的是公司的全局，是公司的公信力和认受度。
什么叫软实力？心中无私，一心为公，就是软实力。
张元济先生的大局观，对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富二代，是不是有所启发呢？利不在我，利在全局，利在天下。
觉真法师现为《世界佛教论坛》杂志总编辑、辽宁大学永惺佛学研究中心研修学苑院长，他的专著《心的大学》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元济和我国近代最早的民办图书馆
张元济和我国近代最早的民办图书馆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献学家。
19世纪末，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大清王朝徘徊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张元济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
张元济认为，“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
科举不改，转移难望。
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集中反映了维新时期张元济的教育救国思想。
1897年，张元济在北京和陈昭常等好友合力创办了通艺学堂，“国子之教，六艺是职。
艺可从政，渊源圣门。
故此学堂名曰通艺”。
在创办通艺学堂期间，张元济创立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座以中文“图书馆”命名的民办图书馆——通艺学堂图书馆，也是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亲自制定了《图书馆章程》和《阅报处章程》，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具有开创性的图书馆方面的管理制度。
张元济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奠基者，还是图书馆事业的创导者和实践者。
1.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中文“图书馆”一词由日本传入我国，最初在日本的文献中出现是1877年，而最早在我国文献中出现，很多学者都认为是1894年《教育世界》第62期所刊出的一篇《拟设简便图书馆说》。
然而查询《教育世界》的创刊日期，则是1901年4月由罗振玉、王国维等创办，至1908年1月停刊，历时7年，共出版166期，何来1894年之说。
因此，最早在我国文献中出现，当推1897年张元济制定的《通艺学堂章程》中有关“图书馆”一词。
《教育世界》第62期发表的《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未注明作者名字），则是1903年。
在通艺学堂开办之初，张元济即制定了详细的《通艺学堂章程》（存有抄稿。
按：张人凤先生语“我见到的抄件是1959年以后陈叔通先生请商务或上图的人员抄录准备编入张元济文集的抄稿，不是张先生的手迹。
张元济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张元济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海茫茫，知人论事。
学习中国图书馆史，不能不知道张元济；读张元济，可以知道图书馆事业的创业之艰巨，守成之不易。
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张元济先生曾手书过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这些简单的话里，似乎沉淀了许多代人的文化经验。
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鼓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其中一个文化思维就是启发民智；启发民智的一大措施就是办图书馆。
张元济也贯彻了这种思想，先后创办了通艺学堂图书馆、合众图书馆。
一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
人海茫茫，恐怕并无多少人了解张元济的生平事略。
如果说“响远不在音高”那倒也是。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正是维新活动特别开展的时候，张元济的想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开民智”的主张是相近的。
当时他已有了“自强以兴学为先”和“以醒人为救人”的启蒙意识，也是他维新思想的核心。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张元济考取总理衙门供事，在此供职期间，他的“有所为”体现于三方面：进书、分报、办学堂。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初，张元济与若干同道着手创立一所新式学堂——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参与筹办者有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等，学堂内设有图书馆。
张元济为学堂聘请教师，购置图书仪器及拟定章程花了不少精力。
按“图书馆”专用名词，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的，但也有说源自“通艺学堂图书馆”。
可见通艺学堂图书馆颇有影响。
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流产后，通艺学堂连同图书馆一起移交给京师大学堂。
由他创办的图书馆，即近代中国第一个图书馆消失了。
二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
1903年他在上海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正如高凤池认为，商务初期之发展，有两件事是关键，一是接盘修文书馆，一是编教科书。
王云五也认为，张元济的加入，关系极大：“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
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 张元济图书馆
《张元济年谱长编》序一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我校出版社即将出版张元济（菊生）先生的年谱长编，闻之欣忭。
一百多年前，张先生因参与戊戌变法，被处“革职永不叙用”，李鸿章将他推荐给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创办人盛宣怀，盛宣怀非但没有把他视作清廷罪臣，反之却委以译书院主事一职。
从1899年到1902年任职期间，他主持出版了严复译《原富》等一批国外学术书籍，为我国萌芽时期的现代高等教育提供了教学参考用书，他主持的译书院也成为中国高等学校附设出版机构之嚆矢。
1901年，交大第一任校长何嗣焜突然病故，张先生接过重任，成为交大校史上第二任校长。
其间，他创造性地开设外院，创设特班，为学校初创时期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培养了蔡锷、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等一大批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
张先生在南洋公学工作时间虽不算长，但他是一位受我们交大人尊敬的前辈，他的年谱长编由南洋译书院传人———交大出版社出版，更具有特殊意义。
张先生于1903年初离开南洋公学，投身并终生服务于民营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
他以“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出版方针，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将原本只有小规模印刷能力的商务印书馆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兼有出版、印刷、发行三大功能，融新闻、出版、图书馆和培训于一体，在世界上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型文化出版机构。
他主持并亲自参加编纂的商务版《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商务印书馆着手辞典工具书的编纂出版，亲自参加了我国现代最早的汉语辞典《辞源》的编纂工作。
继之，《中国人名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专用辞典及多种外国语辞典先后问世，使商务版辞典工具书蔚为壮观。
以严(复)译名著八种、蔡元培著《中国伦理学史》、林纾译《伊索寓言》、伍光建白话文译本《三个火枪手》等为代表的一批著译的出版，给中国学术文化著作出版带来了全新气象。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张先生率领的商务印书馆吸引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如蔡元培、梁启超、鲁迅、胡适、瞿秋白等，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重要作者，把他们的著作推向社会，从而使商务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支柱和强有力的推手。
张元济在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作用
张元济在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作用
张元济在近代文化转型中有着巨大的作用。
他是中国杰出的出版家、实业家。
1902年他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以扶助教育为己任，锐意改革，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推动了中国当时的教育革新。
民国初期，主编出版了以《辞源》为代表的大型汉语词典，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编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为代表的大型古籍丛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出版《小说月报》等刊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严复等人所译西书，传播新思想，开启民智。
商务印书馆打通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藩篱，为当时与日后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开阔的视野。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使其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张元济（1867-1959），字子和，号抱真，江苏常州人，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家。
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张元济的教育思想张元济在教育上主张“启发式教学”，强调教育的社会性和个性化，提出了“家庭培养、自然启发、多元途径”的教育方法，倡导学校与社会的联结，强调教育的实用性。
他反对刻板的教学方式和应试教育，主张教学应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为主。
张元济的教育实践张元济注重教育实践，曾先后经营过“方山书院”、“境山书院”、“榕阳书院”等教育机构。
他在创办学校方面有着独特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以聘请校长为班门弄斧、“四保”制度（即保教师、保学生、保校地、保质量）和改良实验教育等创新举措。
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断追求教育的发展，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元济的教育成果张元济的教育成果得到了广泛认可，他被誉为“近代中国教育奠基人”，他所主持的学校和教育机构成为了教育改革的典范。
他还是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对中西文化交流和推动国内文化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张元济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位翘楚，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他在教育领域的实践成果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中，张元济的地位也备受重视。
国际教育界将其之归为“世界教育名人”，多次邀请张元济去毅墨世界各地讲学，大力倡导现代教育。
结语综上所述，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非常重要，他的教育思想、实践经验和教育成果，对中国的现代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教育的理念和实践都在发生变革，多元化发展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对张元济的研究和回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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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
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张元济参与、主持和督导商务印书馆近60年，带领着商务诸君以“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在毫无成例可援的情况下，凭着集体智慧，1903年推出“最新教科书”成为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1912年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为变革中的国家确立全新文化标准、1922年推出“新学制教科书”诠释了民国教育改革巅峰……从创办西学堂到编译教科书1899年3月，经李鸿章介绍，张元济入南洋公学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开始编译出版各类新式教科书。
他主持编译了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的《中等格致读本》、英国还琐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等。
在1902年10月译书院第一次全本出齐的严复译《原富》扉页上，刊有南洋公学译书院图书广告,可知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已出版的教科书有《格致读本》四本、《中等格致课本》八本、《小学图画范本》四本、《化学》十一本、《蒙学课本》三本等。
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许多学术译著虽然没有以教科书命名，但作为公学学生的必读教科书在校内使用，也在校外发行。
如严复译《原富》，经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立即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
1902年夏，南洋公学留日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从日本留学回来，被派入译书院任职，后来，
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杨廷栋著《法律学教科书》及编辑《法制理科教科书政治学》、雷奋编著《国家学讲义》和《地方自治讲义》等都影响较大。
开启商务印书馆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1903年，张元济因厌恶南洋公学中的官场习气，辞去译书院院长职务，接受了夏瑞芳的350元月薪（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的月薪是100元）高薪聘请，开始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进入商务之后，张元济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撰出版现代教科书。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中写道：“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
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
”为了编撰出版现代教科书，张元济慧眼识英才，将部分为商务印书馆编写过教科书的爱国学社教员蒋维乔、庄俞等请到麾下,又邀请高凤谦、杜亚泉、邝富灼等知名学者进入商务印书馆，亲手为商务印书馆建立起一支国内一流的教科书编辑队伍。
庄俞在《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中写道：“计自光绪二十七年至民国十年止，我馆为了创编教科书，经张菊生先生领导之下，编译人自数人增加至百数十人，在馆外帮忙的还不计其数，筚路蓝缕，煞费苦心，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
”为了编好该书，张元济、蒋维乔等本着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常常围坐一桌共同讨论。
据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描述：“当
时之圆桌会议,唯在最新初小国文着手之时讨论最详悉。
第一二册几乎每撰一课,皆讨论至无异议方定稿。
至三四册以后,则由各人依据原则自行起草,草成之后,再付讨论;亦有由一二人先行讨论者。
”而且日本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长尾槙太郎、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小谷重作为与商务合资的日本金
港堂方面代表也经常参加集体讨论。
1903年，中国第一套按照学制分学科学年学级且配有教授书的现代教科书开始
编撰出版。
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写道：“一、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
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舍《最新》外，固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
”张元济编纂与校订有多种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现代教科书，并书写了习字帖。
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就曾记载1912年前后张元济在编译所的工作情形，并称其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这个编译所规模可大了，一大间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远不同我从前所游历过的那些编译所。
每人一张写字台，总编辑的那张写字台特别大，有一个供参考用的书库。
既不像叶浩吾那个‘启秀编译所’的杂乱无章，又不同蒋观云那个‘珠树园译书处’的闭户著书的形式。
虽然这个大厦聚集许多人，却是鸦雀无声，大有肃穆的气象……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披阅文稿，
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了。
这就迫使张元济带领着商务印书馆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科书发展的新动向。
庄俞在《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中写道:“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
”如1912年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商务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为现代教科书及现代社会发展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基础。
这套教科书正式实现了“格致”到“科学”的转变，具有思想解放意义；全新界定了“人”的基本属性，强调“公民”作为现代人的身份意识；积极展现了“共和国”的乌托邦憧憬，诠释出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
同时，“共和国教科书”创造中国百年历史上版次最多的出版神话。
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春季始业）》第1册1922年2月1931版、第2册1926年7月2358版，而《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于1917年1月初版，到同年10月就已经45版了。
民国初年，杜威的进步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新教育思潮从政府到民间风行一时。
同时，为了解决国民普及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自学辅导主义为代表的新教学方法席卷全国。
商务印书馆顺势推出有“民国新教科书”、
“实用教科书”、“普通教科书”等。
在新文化运动和普及教育呼声的直接推动下，商务抢先将国语运动的成果以教科书的形式凝结，1919年推出“新体教科书”成为第一套用白话文系统编撰出版的小学教科书。
伴随着1922年新学制改革，商务汇推出了新学制教科书共计三大类166种527册：第一大类别是依据《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编撰的“新学制适用教科书”，其中小学部分既有初（高）级小学用教科书，也包含有新法后期小学用教科书，初中部分既有“混合编辑”教科书，也有“分科编辑”的“现代教科书”。
第二大类是用“文言文”编辑的“新撰教科书”。
第三大类是“适合新学制中等教育段课程，取材至现代为止”的“新著教科书”。
这套教科书被商务印书馆称之为“最完备的教科书”达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教科书编出版的最高峰。
此后，伴随着党化教育的确立与实施，1927年开始推出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新时代教科书”，1931年开始推出“基本教科书”。
在1932年1月29日遭遇日本轰炸之后，在战火中成为废墟商务印书馆激愤中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利用劫后余存旧纸型，推出“复兴教科书”。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编译馆开始推出国定本教科书，但商务印书馆一方面不断修订其他学科教科书，一方面在国定本教科书发行中一直处于第一的位置。
奏响中国现代教科书华彩乐章就中国现代教科书的整体发展而言，张元济不仅带
领着商务印书馆凭借优良的各种现代教科书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脱颖而出并处于龙头地位，而且在商务的强势引领下，民间书坊教科书编撰出版争先恐后、百花齐放，奏响了中国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的华彩乐章。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几个民间书坊的创办者都出自商务，如中华书局创办者陆费逵、世界书局创办者沈知方、开明书店创办者章锡琛等等，他们不仅早期都在商务工作，而且他们创办的书坊中许多编辑也是出自商务。
或许他们后来与张元济在编撰出版的理念上有差异，但都深受张元济严谨工作态度及独立文化人格影响。
特别是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对于这些后来者亦或是同期竞争者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与比照。
于是，各大书坊带着对教育的全新价值预设以及具有历史进步方向性的洞察力，积极地在时代问题的思考下竞相编撰出版，使得现代教科书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从1903年商务印书馆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到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多样发展，中国现代教科书在各大书坊的勤力耕耘中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从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教科书迅速普及与推广；从分别学科到综合编制，教科书的门类构建尝试着调整与更新；从黑白到彩色、从静止到连续动作插图，从课前或课后设问到单元出现及专门复习内容安排，教科书注重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特点；从学科知识到生活主题，教科书更注重科学的编排
与设计；从文言到白话以及外国语，从新式标点到注音符号，教科书的文化语境不断丰富……从《国文》到《国语》、《作文》，从《修身》到《社会》、《公民》，从《理科》到《自然》、《常识》……中国现代教科书不断映射出风雨如晦岁月中编撰出版群体有为的思想样貌，一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生活的召唤，这在中国政局陷入混乱时，成功地为民国教育确立起根基，并在更长远的时间内产生重大影响。
张元济是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带领着中国现代教科书走上世界大舞台
的人。
商务印书馆从1911年开始多次参加世界博览会，而每次送去的展品中都一定有教科书。
如1915年在美国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展示过的教科书就有商务1906年的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1907年出版的《经训教科书教授法》等。
张元济一生努力不懈、坚韧前行，开创先河、引领风骚，实为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