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当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回顾与反思一、“形散神不散”散文观的形成及其影响“形散神不散”散文理论出现于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称为“散文年”的1961年，它是“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与文学思潮、散文写作等综合因素所整合 6^$。

¥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散文写作上，表现为建国初期大量热情洋溢地歌颂新生活、新制度、新建设等方面成就的特写类散文的兴盛。

这种特写类散文虽然有着可以及时、迅速、生动地报告社会生活的新人、新事、新景观，但是在艺术形式上有粗糙之气，摒弃了写作者个人的抒情空间，降低了散文的美学品格。

这样，如何在一元的抒情机制里使散文“既好看又好吃”，成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诱人“菜肴”，这成为文艺界所思考的问题。

1950年代中期的“复兴散文”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复兴散文”运动中所出现被称为“佳作”的散文，如杨朔的《香山红叶》、秦牧的《社稷坛抒情》、魏巍的《我的老师》、何为的《第二次考试》、老舍的《养花》等，形式灵活，文笔优美，所表现出的是与工农兵具有“同质同构”的情感关系。

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知识分子自由言语的空间彻底丧失，整个国家处于一种虚幻抒情状态，表现为对“共产主义”一相情愿式的幻想与渴望，对社会生活赋予诗意的浪漫情调。

形式灵活、文笔优美的抒情类散文，成为热爱国家、颂扬人民的有效文本，走到当代文学写作的前台位置。

1961年之所以成为“散文年”，它有这样几方面原因：一是抒情散文写作获得丰收，大量意境隽永、文体优美的“抒情散文”涌现出来；二是许多全国性的报纸展开对散文创作理论的讨论，形成了相当的气候，出现了为多方所激赏的“形散神不散”散文理论。

换言之，“散文年”是散文写作实践与散文理论探索“水到渠成”的结果。

总体而言，1950年代的散文研究，基本上集中到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上，虽说出现了一些凤毛麟角的探讨散文特质的文章，但没有形成大的冲击波。

抒情散文的写作虽说队伍扩大、作品大面积丰收，但同样也出现写作题材狭窄、风格单一等状况，这样势必要求散文研究者对散文的概念、范畴、特征、传统等方面内容做出相对明确的探讨，以指导散文写作实践。

应该说，到了 1960年代之初，探讨散文基本内涵、特征理论准备的时机相对成熟。

《人民日报》专门在1961年1月28日至6月5日，在第八版开辟了“笔谈散文”的专栏，发表了二十来篇文章，专门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散文的诗意、意境、结构、范畴等艺术问题。

此外，《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多种报刊，也刊发了提倡、议论散文写作的文章。

这次“散文笔谈”的重点，不是讨论散文生存的土壤问题，而是把精力集中到散文文体等一些技术性问题上，估计也有像一些学者所猜度的原因：“这次‘散文笔谈’的策划者尽量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散文的本体建设和艺术表现方面，从而避开来自政治的干预，这是颇具策略的明智做法。

”对散文“形散神不散”特征的概括和论争，首先成为当时讨论较多的话题。

有人认为“散文忌散”——李健吾提倡散文的“竹简精神”，作家师陀也提出了“散文忌散”的观点。

也有人提出“散文贵散”的观点，把散文形容为“文学的轻骑兵，是从战斗的风沙中跋涉过来的”、“散文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自由活泼，最没有拘束的”。

与此同时，王尔龄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的“散”》文章，也赞同散文的特点在于“散”。

萧云儒的千字短文《形散神不散》，综合“散文忌‘散’”与“散文贵散”观点，提出自己关于散文“形散神不散”的观点：“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

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尤贵清淡S然、平易近人而言。

‘像煞有介事’的散文不是好散文。

会写散文的人总是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的见闻中有所触动，于是随手拈来，生发开去，把深刻的道理寓于信笔所至的叙述上，笔尖饱蘸感情，时而勾勒描绘，时而倒叙联想，时而感情激发，时而侃侃议论”。

萧云儒不光认为散文的“散”与“不散”相互统一、相映成趣，更具体地发挥了这种“神不散”的观点，即“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字字珠玑，环扣主题”、“形似‘散’，而神不散”。

“形散神不散”观点是对当时文艺主潮的一种阐释：作品的主题必须明确与集中，完全符合当时盛行的反个性主义的大一统文艺思想。

《形散神不散》的短文一出现，立刻引起评论家们的重视，经过宣传、推广，终于构筑成当代散文的理论框架。

与其说这些文章从理论上推动了当时散文写作的发展，毋宁说是对当时散文状态的理论总结与进一步规范，给散文的发展戴上更为沉重的“紧箍咒”，由此，所谓的“散文年”真正形成了属于“十七年时期散文”的理论与创作模式。

在拥有具体的“形散神不散”理论指导下的散文环境中，散文“诗化”这种散文写作的技术方法，成为散文作家们自觉的追求。

当然，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普遍的，既表现社会大众对于“三大家”散文创作的“诗化”方式的模仿上，也表现在当代的文学教育上的一种全力引导与灌输。

就拿“十七年时期”散文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来说，到了“拨乱反正”后的“新时期”，“十七年时期”所涌现的散文佳作，如杨朔的《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海市》、《泰山极顶》，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日出》，秦牧的《花城》、《土地》、《社稷坛抒情》，冰心的《樱花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猎户》，何为的《第二次考试》，袁鹰的《井冈翠竹》等大量散文作品全面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全国统编语文教材，成为全国中小学生所诵读的名篇佳作。

就是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也一度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其关于散文特征的论述“形散神不散”，成为中学生必须牢记的散文特征“定律”。

这种影响所造成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二、对于“真情实感”的讨论1980年前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连续发表了《说真话》、《写真话》、《三论说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随笔文章，并在1982年把“讲真话”的一组随笔辑成《真话集》出版。

巴金先生反复说“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表现出了一位具有“五四”文化精神的老作家的社会良知。

现在有人看“说真话”这个命题似乎很幼稚，其实在没有明确的社会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说真话”并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以“新时期”之初的特定社会语境来分析，“说真话”应该成为散文写作的最基本条件。

因为能否忠实而冷静地记述“文革”乃至“极左路线”时期的历史现象，能否客观地追述那些已经在“文革”中逝去的人们的历史功过，能否真实地表达作者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实理解，这些均不是易事。

其实，“讲真话”曾是当代许多作家的共同心声。

早在1962年，作家周立波主编的《散文特写选》（1962年）序言中这样强调：“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

……散文特写绝对不能仰仗虚构。

它和小说、戏剧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

”秦牧说：“文学作品应当宣传真善美，反对假丑恶”，他认为的“真”，就是“要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写作，反对弄虚作假，反对粉饰太平，反对掩盖矛盾，反对诓诓骗骗”。

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散文的“真实性”问题，一直被视为散文不可动摇的基石和不容偏离的创作原则。

众多作家对于散文“真实性”原则的强调，主要是捍卫最基本的写作权利。

这里既有对当代散文创作中长期出现的“假大空”、“假嗓子”的不满，也有对于散文生存语境的反思。

80年代后期，林非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散文的“真情实感”问题，他指出：“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情感的表现中间，它主要是以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

”林非这里反复强调“真情实感”对于散文创作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散文审美价值观的核心问题。

林非引出的对散文“真情实感”探讨的话题，成为新时期以来散文研究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

楼肇明认为：“‘真情实感’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它在扫荡‘瞒和骗’的文艺中是立了功劳的”；“其二，‘真情实感’论因过丁•普泛，不可避免地非文学、非艺术的因素也一古脑地全包含了进来”；“其三，真情实感，本身包含着若干层次，又人和人不尽相同，这样就为相对主义留有藏身的洞穴”。

陈剑晖也认为：“‘真情实感’是可以作为散文的本体范畴和对散文的文体进行规范的，它的功劳也是别的散文概念所不能代替的”“问题在于，我们充分肯定这一散文范畴的同时也应看到：首先，散文虽是‘表现自我’的‘主情性’艺术，但它的情感抒发和小说、诗歌的情感抒发有着较大的区别……”；“其次，感情有文学的因素，也有非文学的因素；有具备很高审美价值的真，也有毫无艺术意义的真”；“再次，还应注意到，感情还有‘大，、‘小’和‘高’、‘低’之分，这是就散文的情感质量而言。

事实上谈论散文的情感，必然涉及作家的主体人格结构、思想涵养、文化心理等因素”。

那么，“真情实感”是不是散文的内核，是不是散文创作的灵魂？我以为应该这样回答：“真情实感”仍是文学进入审美需求的最基本的层次，它是一种外在现象，“真情实感”的内核应当是“个性”精神，正如郁达夫所言：“散文的解放，第一要写‘散文的心’”，“散文的心”就是散文创作者所释放的“个性精神”，而这种充分与自由的个性精神的释放，必须有足够的社会条件来保障o探讨散文在技术上可否进行“虚构”的问题，也是对于散文“真情实感”的讨论逻辑必然。

90年代初，秦晋坚持认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散文如果描写不是关于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关于可能发生的事情，读者就会出现阅读障碍……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散文中像小说一样虚构事实情节，那无疑是‘自毁长城’，失去疆界的散文也就失去了散文自身。

”秦晋对于散文“真实性”的讨论，己经不是简单层面的情感诉求了，而是上升对于散文特质的探讨了。

可是，陈剑晖却认为：“从散文的创作规律和散文发展趋势来看，要使散文所描写的内容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完全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只要我们把握好‘真实与虚构’的‘度’，既不要太‘实’又不要过‘虚’，则散文的‘真实性’这一古老的命题便有可能在新世纪再现它的原有活力。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在“真实性”问题上纠缠不休，“真实性”就是现代散文不容动摇的特质之一。

现代散文具有“现代性”、“真实性”、“自由性”三大特质。

所谓“现代性”就是一种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等普遍原则的现代意识精神；“自由性”，既是散文写作者心灵的最大自由，也是散文文体的自由，呈现一种开放的态势；而“真实性”就是写真相、表真情、诉真心，散文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都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虚构和杜撰。

也就是说，散文的“真实性”所符合的原则是真人、真事与真实的时空场景，但是作者在真实时空中包括想象、幻觉等心理体验，则不能以简单的“真实性”来加以限制了，因为人的思维具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