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古代证据制度比较研究

论文题目：中外古代证据制度比较研究证据制度是司法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证据制度都是为维护一定的阶级统治服务的，所以，就阶级本质而言，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就有什么性质的证据制度。

如果以阶级性为依据，可以将证据制度划分为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几种类型。

但在不同的审判模式下，即使是阶级性相同的国家，其证据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和轨迹也会有所不同。

一、外国证据制度（一）神示证据制度神示证据制度也称神明裁判或神证，产生于奴隶社会时期，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

它是用一定形式邀请神灵帮助裁判案情，并且用一定方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

神示证据制度曾普遍存在于亚欧各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卜筮是神示证据制度中典型的神意表达方式。

1、原因：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志并受其制约。

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一是政治上实行神权统治，二是因为全民族的科学文化了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缺乏战胜自然的力量。

2、内容对神宣誓：对神宣誓是神示证据制度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即控告人、被告人以及证人都要对神盟誓以证明自己的陈述是真实的。

他们相信神的力量，确认宣誓具有法律效力。

对神宣誓的方法，在许多奴隶制国家以及欧洲封建制国家早期的法典中都有明确规定。

水审：水审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当事人接受水的考验，显示神意，并以此判定当事人对案情的陈述是否真实，或者被控人是否有罪。

水审又分为冷水审与沸水审两种方式。

火审：所谓火审，就是让被告人接受火或烧红的铁器的考验，显示神意，借以判定当事人的陈述是否真实或被控人是否有罪。

火审与水审一样，都是比较重大的考验方法，一般用在大案、要案中。

决斗：将决斗的方法用于诉讼中，以判断当事人陈述是否真实、被告人是否有罪，是许多国家的习惯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决斗的证明方法也盛行于中民纪欧洲各国的诉讼中，它以双方当事人在决斗中的胜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凡是在决斗中获胜的一方，便认为是神使得他取胜，因而他的陈述是真实的，或者他本人是无罪的；如果一方不敢决斗或者在决斗中失败，则认定他败诉，或者他是有罪的。

3、评价：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便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对奴隶进行残酷、野蛮的镇压和统治，在法律面前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对奴隶生杀予夺也无须任何诉讼证据。

神示证据制度以宗教迷信为其思想基础，法律把审查判断证据的，不是赋予法官，而同赋予神灵，因此，它所采用的各种证明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当然难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也不可能对案件作出正确结论。

但是，神示证据制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

在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文化技术落后，人们愚昧无知。

在人们的头脑中，神灵是万能的，无所不知的，最能公正判断人们难以辩明的是非曲直。

而神作为一个虚构的抽象物，要表现神意，必须通过人所确定的具体方式来实现。

当时的统治阶级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们这种信奉神灵的心理，运用神示证据制度来断狱息讼，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种证据制度现在看来十分荒谬，但是当时对于判断证据的证明力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人们信奉神灵，在神灵面前人们心理受到很大的强制，惟恐作不真实的陈述会遭到神的惩罚，从而不敢不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真相，因此，神示证据制度对于正确断狱息讼也有一定的价值。

（二）、法定证据制度：是法律根据证据的不同形式，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的规则，法官必须据此做出判决的一种证据制度。

1、特点：第一，证明分类的法定性。

法律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的规则，法官的职能就是根据法律的预先设定，机械地计算证据数量的多少和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这就限制了法官在判断证据及其证明力的专横武断。

第二，证据证明力的法定性。

法律不仅预先规定各种证据的证明力，而且对证明力的规定也是根据形式来确定，而不是根据证据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一是被告人的自白被认为是最有价值和最完善的证据，对案件的判决和被告人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二是对书证的效力也作出了形式化的规定，如是原本还是副本，是公文还是私文等；三是对证人证言也有许多形式化的规则，如两个典型的证人证言就构成完全的证据，如果几个可靠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则按多数证人的证言来认定案情。

第三，证据证明力的等级化。

法定证据制度中对证据证明力的规定，明显受到封建等级特权的影响，这一点主要反映在对证言证明力的规定上。

2、评价：优点:(1)这种证明模式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决得规范性。

(2)这种证明模式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决的可预见性。

因为诉讼中的规则是具体明确的,人们知晓的,所以人们能事前预见到结果。

(3)这种证明模式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决的权威性缺点:(1)这种证据制度在运用证据问题上过于死板,缺少灵活性。

(2)这种证据制度容易导致刑讯逼供的泛滥。

（三）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证据的取舍及其证明运用，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均由法官或陪审团根据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信认定案情的一种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制度的核心有二：一是理性和良心，理性是判断证据的依据，而良心是按照理性判断证据的道德底线和保障。

二是自由判断以内心确信，即法官是斟酌口头辩论的全部旨意及调查证据的结果，并依凭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在内心对案情达到确信。

1、理论和立法“自由心证”原则是由法国的杜波尔在1790年12月向议会提交的一项革新草案中首次提出来。

1791年1月法国宪法会议通过该草案。

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进一步发展了自由心证原则。

在此之后，欧洲各国通过立法，基本上将自由心证原则确定下来。

自由心证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法官的理性和良心；二是心证达到确信的程度。

但这种确信或心证也是建立在调查证据的基础之上的。

2、评价自由心证制度的历史进步意义：资产阶级的自由心证制度取代封建时代的法定证据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建立，为查明案情和正确处理案件提供了可能性。

自由心证制度的局限性：自由心证为法官的主观擅断打开了方便之门。

自由心正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

二、中国古代证据法律制度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

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

它从西周开始逐步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自成一体。

其证据的种类主要包括口供、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勘验等,从这些证据的产生,发展及完善中,展现了中华法系证据制度的特色。

中国古代的法律既不同于英美法系，也不同于大陆法系，而是介于两大法系之间的一种——中华法系。

中国的证据制度的发展不能严格按西方三阶段划分方法予以划分，而是以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划分。

（一）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整体特点：1、定罪须取得被追诉者的供述，坚持“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原则。

2、刑讯是获取被追诉者口供的法定手段，法律对刑讯的条件、方法、用具和程度往往有明确规定。

3、虽然有“疑罪惟轻”原则，但基本原则还是有罪推定。

4、虽然有“据众证定罪”和“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等规定，但是司法官员在判断证据时渗透“五听”制度，因而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中国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在奴隶制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制定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法律。

我国古代奴隶制各个王朝的证据制度，主要是根据审判实践经验形成的，比较重视与案情有关的客观资料，要求法官据证推断。

（三）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1、特点：重视口供作用，允许刑讯逼供，实行诬告反坐，实行有罪推定。

2、评价：首先，封建社会证据制度取代奴隶社会证据制度，适应了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客观需要，顺利了历史发展潮流；对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性。

其次，诬告反坐、伪证者罚等立法思想对我们当今的立法仍有借鉴意义。

三、中外证据制度之比较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曾经对东亚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它历史悠久，留给今人很多值得继承的东西。

纵观逐步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定型与成熟于唐宋，殆于进化于元明清，最终解体于清朝。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作为中华法系的组成部分，与中国古代的诉讼制度密切相适应，由于中国古代的诉讼制度既具有世界各国奴隶制、封建制证据制度的共同特点，又具有中华法系的独自特色，使得中国古代证据制度一方面与大陆法系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

通过对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特点与外国古代证据制度的特点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连贯性和稳定性，没有外国证据制度从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发展模式的明显更替。

从总体上认识，这是我国古代几千年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与科技水平、人的自然禀赋以及资源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代可以说从未真正地从形式和内容上规定过法定证据，法官断案较多采用自由心证，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相反，中世纪的欧洲曾盛行法定证据制度，证据的证明力都由法律机械的加以规定，甚至把证据分为完全的、半完全的、少半完全的证明力等等。

这样，法官只能生硬地按照规定认定事实，而不能按自己的意念来判断，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断案的客观性。

另外，欧洲的司法体制不象中国古代那样有着严密的来自系统内部的制约，要对法官的恣意妄断进行制约，法定证据制度可谓一种良策。

中国古代社会当然也存在着官员枉法妄断的现象，并且也为民众痛恨，但却未产生法定证据制度，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政治体制。

首先，中国古代有着一整套严密系统而又高度发达的内部监督机制，对官员“出入人罪”有严厉的处罚规定，且以较严密的监察制度作保障。

在这一体系下，官员受到了其他官员包括上级、同级甚至下级官吏的监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从而不敢轻易枉法妄断，随意“出人人罪”；其次，中国传统的官员都是在“修齐治平”理想目标下步入仕途的，目标就是将自己培养成符合王权统治需要的人，所以统治者们相信并且也依赖这些官吏凭自身道德修养和内省来把握尺度运用证据以查明案件的真相；再次，中国古代的诉讼并不是古代欧洲式的两造控辩式的结构，判案也不以明确界定双方权利义务为职责，往往是一种“教谕式的诉讼”。

所有证据运用的目的不是来判断是非界定权利义务，而是要息事宁人，维护社会、家族和国家的稳定，所以对证据的要求不象西方那样高。

因此，中国和欧洲在法定证据制度的重视和采用上有着根本差别。

民事诉讼证据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它始终受制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正如马克思所说：“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