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本海默的浮沉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提交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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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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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本海默的浮沉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摘要
众所周知，伯特·奥本海默为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教授。

“奥本海默事件”是20世纪美国的最大冤案之一。

这里面既涉及到政治斗争，也与个人恩怨有关，更与冷战、麦卡锡主义脱不了干系。

在现代生活中，科学技术与政治变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方便。

相对的政治则是这个社会的管理员，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是政治需要服务于科学，不服从科学的政治，就是统治。

因此我们就以奥本海默事件为案列，共同来探讨政治和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文明正气的发展。

关键词：奥本海默科学政治发展社会
1、引言
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 —1967 ）是20 世纪美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先驱,是美国原子弹之父[1]。

年轻时，他就为早期量子力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显示出非凡的才能，他领导着“史无前例的最庞大的科学家组织”，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由此获得了“原子弹之父”的美誉。

二次大战后，他积极倡导原子弹的国际控制，竭力阻止美国研制氢弹，从而导致了著名的“奥本海默案件”。

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具性格魅力的演讲者，喜欢用独特的表达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之职达19 年之久，为保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世界瞩目的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科学家的良知与政治家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科学家的性格与命运之间关系复杂；奥本海默事件是一出不该出现的悲剧。

人类应该从中吸取更多的教训。

第一章奥本海默的简介
1.1奥本海默的早年经历
奥本海默1904年4月22日生于纽约一个富有的德裔犹太人家庭，自幼就有着优裕的生长环境。

父亲是德籍犹太人，从小就移民到美国，后来在纺织界致富。

母亲是一个天才画家，她鼓励奥本海默接触艺术和文学，却在奥本海默九岁时去世。

他天资聪颖，兴趣广泛，幼时广泛涉猎文学、哲学、语言等领域，尤其爱好诗歌，对道德和艺术有着相当高的敏感性，而所有这些在他日后思想和事业的发展中都留下了久远的影响和痕迹。

1921年，奥本海默以十门全优的成绩毕业于纽约菲尔德斯顿文理学校，因病延至次年入哈佛大学化学系学习。

他三年读完哈佛大学，1925年以荣誉学生的身份提前毕业，他父亲很高兴，送给他一艘三十英尺长的帆船。

随后他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想跟卢瑟福(E. Rutherford，1871-1937)从事实验物理研究，但卢瑟福不愿收他为学生，这时他迷上了量子力学，于是开始攻读理论物理，加入到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1926年，转到德国哥廷根大学，跟随玻恩(M. Born，1882-1970)研究，1927年以量子力学论文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据称论文发表当天，在座的评审教授竟无一人敢发言反驳。

接下来的两年他在瑞士的苏黎克(Zurich)和荷兰的莱登(Leiden)作进一步的研究。

1929年夏天，奥本海默回到美国，不幸感染了肺结核，在新墨西哥州洛塞勒摩斯(Cos Ala mos)镇附近的一个农场上养病。

后来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即使是上课，烟斗仍片刻不离嘴，又经常咳嗽，成为学生模仿的对象。

奥本海默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报导，也不听收音机，对政治也缺乏兴趣。

奥本海默的研究范围很广，从天文、宇宙射线、原子核、量子电动力学到基本粒子。

他有辩才，擅长于组织管理能力，精通八种语言，尤爱读梵文《薄伽梵歌》经典，为此自修梵文。

1936年，奥本海默追求过一位名叫珍·泰特洛克的研究神经病学的女学生，是一个共产党员。

1940年，他跟生物学家凯塞琳·哈利生(Katherine Harrison)结婚，凯塞琳是左翼份子。

奥本海默的妻子、前女友、弟弟等人和共产党有深浅不一的关系。

1.2 二战时期曼哈顿计划
正如韦志强在奥本海默留给世界的遗产[2]指出，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了，情报也显示，德国已经在海森堡的主持进行原子弹的研究。

美国罗斯福总统下达总动员令，成立了最高机密的曼哈顿计划，目标是赶在德国之前制造原子弹。

“曼哈顿计划”[3]是美国和其盟发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针对纳粹德国实施的制造原子弹计划。

这一计划于1941年夏开始组织策划，1942年正式实施。

奥本海默从1941年秋开始，参加了美国研制原子武器的工作，1942年他受命组建“曼哈顿汁划”中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1943年被任命为该实验室主任，成为原子弹研制的总负责人主持人是雷斯理·格劳维斯少将，格劳维斯不顾陆军情报单位的反对，选定奥本海默为发展原子弹计划主任。

如此迅速地把刚刚于1939年在实验室里发现的原子裂变现象，应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众多科学家，包括以和平主义者著称的爱因斯坦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的动机，主要是由于纳粹德国对这种武器的加紧研制严重威胁着整个人类文明，但也并不排除奥本海默曾提及的其它原因，如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以及对于原子科学的技术应用的好奇和冒险意识等等。

然而，要把原子核裂变所提供的理论上的可能性，真正变成军事上可靠易行的原子武器，其间所须克服的理论、方法、材料、直到技术工艺上的种种难题，无疑是对于人类才智的极大挑战。

奥本海默告诉军方，想制造原子弹，就必须集中一流科学家和最好的设备于一个社区内，并统一指挥部统筹。

1942年8月，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3]的实验室主任，在新墨西哥州沙漠建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整个计划的经费是20亿美元，总工作人数10万。

“氢弹之父”泰勒协助奥本海默组织在罗沙拉摩斯工作的团队,1943年有4000名科学家进驻洛斯阿拉莫斯，著名的科学家费米、波尔、费曼、冯纽曼等大师级物理学家皆在其内，开始原子弹的研发工作。

泰勒因执意研究“超级炸弹”，跟奥本海默起了不少冲突，后来泰勒作证指控奥本海默同情共产党，造成奥本海默处境的困难。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成功地制造了第一批原子弹，随后在阿拉摩高德沙漠上空引爆，并发出耀目闪光及冒起巨型蘑菇状云。

奥本海默领导着整个团队完成了这场杜鲁门所盛赞的“一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科学奇迹”，从而不仅验证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为尽早结束战争作出了贡献，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并且一下成了举国上下人所共知的英雄。

他被人们誉为“原子弹之父”。

1.3 战后经历
由于奥本海默与共产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美国，奥本海默的危机开始出现在在1953 年，这位伟大的原子弹之父[1]。

当时美国国内形势有很大变化，极端反动的美国战后右翼势力麦卡锡参议员掀起了一场反共高潮，他怀疑奥本海默同共产党有联系，很可能是苏联间谍.1954 年4 月12 日，开始了对奥本海默案件的听审会，在听审会上特勒对奥本海默提供了不利的证词，这一轰动美国的听审会激起了美国科学家的震怒，著名科学家费米、汉斯·贝蒂、拉比、康南特等人都在听审会上为奥本海默的忠诚和无辜作证。

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也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表示了自己的震惊。

1954 年6 月29 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根据审查的结果，宣布奥本海默是一个忠诚的公民，但是政治上不可靠。

只因如此，奥本海默被撤销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一职并收回他的安全许可证，这意味着奥本海默被剥夺了接近国家机密文件的权利公职，这位昔日政府高官和来访要员的座上宾忽然成了华盛顿的弃儿。

奥本海默的心情是苦涩而复杂的。

科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求真、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也在于致善、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并增进人类福祉。

然而原子弹的研制，却很难与此目标一致，且包含着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潜在危险。

尤其是当纳粹德国已经战败且已知其并不具备核能力。

当现场目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所展现的世界末日般情景时，科学家们体验到的绝不仅仅是成功的喜悦，更有着对于其未来前景的难以抑制的恐惧和担忧，因为他们清楚，这个孽障一旦被他们从潘多拉魔盒中亲手“释放”出来，其对于人类生命价值的肆虐和威胁，就不再为他们所能控制掌握了。

当原子弹试爆成功时，奥本海默本“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有点惊惶失措”，而在心中浮起了“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的感觉。

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掷下以后，奥本海默心中的罪恶感就愈发难以解脱了,以至于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在联合国大会上脱口而出:“主席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气得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大叫“以后不要再带这家伙来见我了。

无论怎么说，他不过只制造了原子弹，下令投弹的是我。

”而面对记者，奥本海默则坦言:“无论是指责、讽刺或赞扬，都不能使物理学家摆脱本能的内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知识本来不应当拿出来使用。

”
第二章奥本海默中的科学和政治
2.1 科学与政治的冲突
科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求真、探索大自然的奥秘[4]，也在于致善、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并增进人类福祉。

然而原子弹的研制，却很难与此目标一致，且包含着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潜在危险。

奥本海默事件其实是非常典型的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的体现。

在战乱纷争的年代，科技实际就变成了政治之间战乱的武器工具，而科学家只不过是这些工具的制造者供政治家使用，对此，我们可以回首冷战期间的军事竞赛。

在那个风雨飘摇一片白色恐怖的年代，政治家为了能称雄世界而不断的以政府的名誉和国家安全的借口命令甚至威胁科学家去拼命的研发武器，这场冷战不仅笼罩着地球各地，而且将这种竞争引向了外空，即“登月”计划也是实质上的把军备竞赛从地球延伸到太空而已。

有句话说的是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科学家又必须将国家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在二战那个全世界都沉浸在战争带来的痛苦的年代，科学家所能做的是研发武器，至于他们所研发出来的武器使用与否，何时使用，如何使用，是由政府来决定的，科学家根本无权决策。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灵魂。

就如奥本海默原先在二战之前是十分积极地敦促政府研发原子弹，在二战之后他又尽力劝阻政府继续将核武器升级。

战前的想法是希望原子弹能震慑战争，抑制战争，使战争提前结束。

但是冷战时期的政府，对武器的升级又是极度的渴望，对科学家的态度则变成了监管威胁，甚至是不能使用就加以迫害。

2.2 科学对政治的影响
科学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也会给政治带来一定的影响。

国家富强可以由人们的生活水平直接体现出来，生活水平的高低又同样离不开科技的发展。

科学技术对社会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人们生活水的高低又同样决定着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度，从而就会促进政治的改革提升。

教育水平的高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境界和政治高度，生活水平的优劣又同样影响着人们的觉悟和思维模式。

另一方面，从国家军事力量上来看，科学的发展又关乎到国家的安全和地位，就拿二战后武器装备竞赛来说，政治的强弱还需要其军事力量的支持，而军事力量又需要科学家的研
发。

即所谓的弱国无外交，萨达姆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无不都体现了军事力量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与否、以及国际地位的高低。

科技的先进可以帮助国家享有更高的地位，也同样的能为政治家带来称霸世界的现实依据。

在奥本海默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在为人们带来方便之余，同样给人类带来无法预测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可能让人类灭亡的。

2.3 政治对科学的影响
有一篇博客文章[2]曾经指出专制的社会是会直接扼杀社会科学发展的。

因为绝大多数的统治者为了保证自我统治的需要，他们会树立或者选取一种能服务与他们统治需要的所谓‘理论’，而禁止或压制不符合他们统治意念的各种思想。

而一般说来，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很少有人去做那看起来对自己有害无益的事情。

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科学的发展动力、潜力、状况就可想而知。

为美国原子武器开发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科学家奥本海默受到审判和清洗的经历成为美国科学与政治的严重冲突缩影[4]。

为世界人类和平，以奥本海默为代表的科学家支持制造原子弹；同样地为了人类和平，作为科学家的代表，奥本海默反对发展氢弹，这些都诠释着科技与政治的良性交融。

当和平到来时，别有用心的政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把能够极大造福人类的原子科学技术应用于制造威力无比的杀伤性武器，就是因为奥本海默反对发展氢弹，他就受到审判和清洗，并且为了建立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政府当局把原子科学的最新成果运用于毁灭人类的超级核武器开发正是政治对科技价值的扭曲。

而政治对于自然科学的影响，客观的说在当代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是很少有统治集团蠢到有意的去直接扼制自然科学的发展的，至少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但即使是这样，政治专制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

这是因为专制社会的社会行为是一切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就造成无论是对基础教育、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对公民的科学素养的养成及企业层面形成有利于产品创新的利益机制和社会层面形成有利于科学进步的社会大环境（利益结构）等方面都具有相当大的打击。

而且这样的打击在有些专制统治时期是毁灭性的。

这些情况我们在专制的社会中很容易找到例证。

科学的发展也需要良好的政治基础，既发展科学其实也须要推进政治改革
2.4 小结
万物皆有两面性，有利也有弊。

科技如一把双刃剑，它的正面价值发挥的时候，它的负面价值也会显现。

政治作为统治社会的上层建筑，主导着社会的主流思想。

奥本海默的一生就像一部希腊悲剧[5]，用尽毕生精力去追寻的却是使他以及全人类受到惩罚的事业。

奥本海默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代表着美国生活的巨大矛盾体：童年的他在许多学科方面都是神童，青年时代的他是一个早熟而又不安全的纠结的混合体；不知疲倦地发明制造了原子弹，又因呼吁禁止核武器、反对军备竞赛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政治家和官僚主义者的攻击目标；对科学满怀信心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却遭受科学的黑色结果所带来的痛苦打击；曾被推上风口浪尖，也曾被魔鬼化；他既是个成功者，同时又是一个悲剧人物。

从奥本海默案例中，我们便看到了，科学给人类带来和平的同时，同样也存在着让世界毁灭的隐患。

可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当科学背离人类价值时，作为人类利益代理者的政治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管理功能，更背离了自己作为政治的价值取向。

不得不承认，科学与政治的日益背离和冲突有消极的一面，却也有积极的一面，他们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共同进步，政治，都是从世界的局部来看待问题，追求特定团体的利益最大化。

当本国利益与世界利益有所冲突时，政客优先考虑的通常是本国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正因为此，虽然原子弹已有了足够的震慑力，虽然氢弹会威胁世界和平、给地球带来灾难。

科技的普适性，与政治的局部性，形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第三章奥本海默事件的思考
3.1美国政府对奥本海默的事件思考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与政治界开始对奥本海默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6]，“奥本海默事件”很值得后人深思。

在监视奥本海默多年，花费了大量人力物
力后，保安委员会的裁决也没有对奥本海默的忠诚提出异议。

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他们对奥本海默的遭遇表示不公。

1963年，约翰逊总统在白宫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

这看似仅仅对奥本海默本人的重新赞誉和肯定，但它却深刻揭示了美国政府对科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

像奥本海默这样杰出的科学家，他能够在世界法西斯猖獗的政治语境下，倾全部精力和才智去组织原子弹的制造工作，而当战争结束后又力阻政府不再发展氢弹，这
本身就是奥本海默对科学与政治关系的诠释和理解。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5]。

随着麦卡锡时代的迅速结束，美国政府认识到，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政治语境下，对终身为能源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的不公正待遇，将消解美国科技主体的探索激情。

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对麦卡锡主义给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反思。

3.2奥本海默事件的思考
然而，从奥本海默案例中，我们能看到，科学给人类带来和平的同时，同样也存在着让世界毁灭的隐患。

可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当科学背离人类价值时，作为人类利益代理者的政治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管理功能，更背离了自己作为政治的价值取向。

不得不承认，科学与政治的日益背离和冲突有消极的一面，却也有积极的一面，他们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共同进步的，二者是相互交融的。

但是，谈论到政治，都必然会涉及团体的限定。

政治，是一门关于特定团体利益的学科。

政治，都是从世界的局部来看待问题，追求特定团体的利益最大化。

当本国利益与世界利益有所冲突时，政客优先考虑的通常是本国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正因为此，虽然原子弹已有了足够的震慑力，虽然氢弹会威胁世界和平、给地球带来灾难。

科技的普适性，与政治的局部性，形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在现在阶段，奥本海默的想法是符合世界的利益的，但是即便在现在社会，我们可以看到，核科技仍被各国列为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

科学家与政治家奥本海默无疑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这首先体现在当他凭着战时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领导众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历经艰辛，研制成功原子弹后，那种当原子弹被政治家决定投放使用后难以摆脱，以至于在联合国大会上脱口而出的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内疚心情。

这当然也体现在当他凭借科学家的良知去涉足政坛，服务于政府的原子能政策时。

这明显违背了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

罗森说，奥本海默是一个“非常雄辩而且有说服力的人”[7]。

但奥本海默事件中，我国政府应该从美国政府对待奥本海默这件事中了解出现这种局面有许多重要的原因，目前世界范围的缓和是前所未有的, 但现在就持乐观情绪还为时太早, 因为这种缓和的背后还存在潜在的危险, 不实行全世界范围内的核裁军, 缓和的局面总是暂时的。

只有各国政府, 特别是核强国的首脑, 以全人类利益为重, 让国家利益服从全人类的利益, 全面实行核裁军, 核和平的局面才能持续下去。

基于这个原因, 我国对目前出现的缓和局面应持慎重的态度。

我们既要利用这种国际环境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经济建设, 同时又要注重国防建设。

要对今后一个时期内世界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 对前者和后者的发展比例速度做出科学的估量, 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于我国国情, 符合于世界局势变化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第四章结论及建议
4．1结论
奥本海默是一位不屈的战士，他终于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走向光明的前景。

在我看来科学家不应当放弃追求科学真理与进步的责任，科学家对科学应用所产生的和潜在的问题也应当确认应负的责任，科学家对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或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负有公众教育的责任。

在今天的社会中科学政治化和政治科学化已经成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投入和收益是巨大的，科学的发展必须有政治稳定的前提和政治的支持。

从科学与政治的产生来看，他们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的总结，都必须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来实现。

我们应该使科学及其应用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危害于社会。

我们应相信科技的发展会跨越国界。

科学政治发展的客观事实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任何历史阶段的科学活动，总处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势必受到各种思想观念的影响。

在奥本海默案件之后，世界上其它国家也遇到不少类似的问题，只是各国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们能做的就是以史为鉴，以党为章，以人民福祉为本，和谐发展。

4．2 建议
源于量子力学的互补性打破了“非此即彼”思维范式的垄断[8]，开启了一种崭新的思维范式。

奥本海默不仅把互补性思想发展提升为哲学思想，而且还在实践中证明了互补性思想的可操作性、可应用性和重要性。

在当代社会中，互补性思想日益成为人类解决科学、社会及政治复杂矛盾的有效、现实而可行的思维范式，逐渐发展为人类重要的哲学思维之一。

这种思维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发展观。

这说明科技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