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选择的比较研究
关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及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思考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9(3):449-452Journal of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 on),2007-06,9(3):449-452关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及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思考许宪国(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南京210046)摘要:周作人的日本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文化研究和国民性研究两部分,文化研究是以文学为中心的,而国民性研究也主要是从文化研究入手的,其精彩部分也正在于文化研究方面。
从时间上来说,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主要致力于日本文化研究的提倡,关于日本国民性虽也有所涉及,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展开。
他真正投入精力进行日本文化思考和国民性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30年代中期的一组“日本管窥”“谈日本文化书”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思考和认识。
关键词:周作人;日本研究;日本文化;国民性;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9713(2007)03-0449-04一、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与思考对于日本文化,周作人坚持把它作为既受中国和西方文化影响,又保持了本民族特点的一种民族文化来对待,这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观。
从这种理性的文化观出发,他对日本文化进行了研究和思考。
(一)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文化研究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更多的注意于日本的文学和美术,他翻译日本的文学作品,介绍日本新文学的发展,谈日本的绘画和美术,并多次表示对日本的文学、江户版画和浮世绘的欣赏,这些都可以说是最能代表日本特色的文化。
周作人为了将日本文化介绍给中国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1918年发表的《近三十年来日本小说之发达》,是我国日本文学及日本文学史研究的发轫之作。
以此为开端,他对日本古今文学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
在日本古典文学方面,他在1926年亦译出了狂言十种,结集为《狂言十番》;在日本近代文学方面,他一方面将日本近代的著名作家,如二叶亭四谜、夏目漱石等人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对日本近代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如对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和唯美派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他的这些工作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领域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日本影响及其文化超越
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日本影响及其文化超越作者：郝雨郝丛丛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23年第05期摘要：基于多年来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献资料，考察梳理了鲁迅从赴日求学，弃医从文，到“国民性”思想的产生，这一期间内所受到的种种影响，分析鲁迅提出的“国民性”与日本“国民性”的差别。
根据史料可以得知鲁迅深深受到当时在日本国内的关于“国民性”研究的影响。
而且，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从源头上看，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留日期间的日本文化氛围的浸染。
至于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更是启发了鲁迅的“国民性”概念的确立。
鲁迅通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将包括国民性在内的新概念、新思想注入自己的作品，其国民性概念实际上是对芳贺矢一“国民性”的反用，也因此达到了对于日本“国民性”研究的超越。
也就是说鲁迅对于“国民性”概念的使用，完全不是在芳贺矢一的原意上照搬，却恰恰是反其意而用之。
由芳贺矢一的对其日本国民性的赞美，而根据当时中国实际的国民精神状况，对于我们民族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今天，重新审视鲁迅当年所极力批判的“国民性”的来龙去脉，并以此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起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发掘和探讨。
关键词：鲁迅；日本文化；国民性；溯源中图分类号：I109，G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5-0054-10DOI：10.14156/ki.rbwtyj.2023.05.006中国文化思想界于20世纪初提出的“国民性”问题，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国民性”改造，以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贯穿了鲁迅整个的思想体系和文学创作主题，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话题。
而鲁迅等人关于“国民性”的提出，受当时日本文化的影响很大，本文的研究，就是力图从当时日本的社会环境以及日语书籍这两个重要影响源作为一个切入点，进行一些深入的考察和探讨。
论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毕业论文
【标题】论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作者】何锦秋【关键词】周作人日本文化情结【指导老师】袁联波【专业】汉语言文学【正文】谈论周作人，现在依然是个具有很多争议的话题，面对他仍然有许多困惑的问题。
关于他的争论，在中国学术界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评价的差距也是非常的大。
他与鲁迅是中国文坛两个被称为“冷”与“热”的文学家。
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生于浙江绍兴。
一九零一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教书。
一九一七年到北京大学工作。
不久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成了新文化的主要参与者。
抗日战争时期出任伪国民政府官职，成为附逆之人。
晚年生活凄惨，可谓一生坎坷老来不保。
而他对日本文化情结却是始终不渝。
在中国现代文人中还找不到象周作人那样与日本联系那么紧密的作家。
郁达夫也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可以说对日本充满了热爱之情，然而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被他极其信任的日本宪兵杀害。
郭沫若，也有远渡日本留学的经历，他在日本的时候对日本文化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对日本文化极其崇拜，然而他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从容的站在了反对日本的立场上。
而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除了喜爱之外，更多的是将自己完全融入日本文化中，使他更了解日本文化，使他对日本文化更加喜爱，从而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周作人曾生活学习在日本，对日本有着复杂的情感。
他对日本的民风民俗是热爱的，同时也对中日这两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
周作人刚踏上日本的土地，马上就感到了日本民族衣食住与民族风情的亲和力。
第一天到东京，第一个遇见的人，即伏见馆馆主的妹妹。
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周作人感到她“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样子使他感到很好奇。
多年以后当他谈起最初的感受时，依然深情回忆在日本生活实际接触的最初的印象。
这印象很平常，可是也很深刻，因为他在这以后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周作人还多次在作品中对日本人对待裸体的态度和赤足大加赞赏，认为日本文化没有宗教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逸发生出来的假正经，肯定赤足实际上是一件很健康的心态。
鲁迅研究在日本汉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鲁迅研究在日本汉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奠定了日本鲁迅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竹内好的《鲁迅》（1944）开始，鲁迅研究在日本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一个参照和互补。
其中竹内好（1910——1977）与伊藤虎丸（1927——）先生的鲁迅研究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二人在对鲁迅的精神历程的探索和阐释中又具有沿承性和连续性。
竹内好先生在他的《鲁迅》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回心”与“赎罪的文学”的概念，从此成为解读鲁迅文学生涯的重要范畴。
在此基础上，伊藤虎丸先生继续探索鲁迅的生命与文学命题，他一方面把“回心”与“赎罪的文学”的范畴进一步引向深入，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关于鲁迅的“终末论”思想。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专著《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1995）收录了伊藤虎丸先生在鲁迅研究方面的重要著述，提供了我们进入伊藤先生的鲁迅世界的一系列重要文本。
本文拟以竹内好的《鲁迅》和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为中心，以二人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解读为切入点，具体讨论二人对鲁迅的核心命题的归纳与探索，并试图在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历史语境（context）中检讨这些命题的得失。
“回心”（かぃしん）是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先生用来把握鲁迅的核心概念。
在《鲁迅》一书中，竹内好把鲁迅《狂人日记》发表以前的北京生活时期，即所谓的第一个“蛰伏期”（林语堂语）看作鲁迅的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有开始文学生活。
他在会馆的“闹鬼的房间”埋头于古籍之中。
外面也没有出现什么运动。
“呐喊”还没有爆发为“呐喊”。
只能感到酝酿着它的郁闷的沉默。
我想，在那沉默中，鲁迅不是抓住了对于他一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了吗？①（《鲁迅》46页）“回心”是从佛教那里借用来的一个术语，“指对于信仰的回心转意；或指由于悔悟而皈依。
这里指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关键性的契机”②：“在所有人的一生中，大概有某种决定性的时机以某种形式存在吧。
论鲁迅及其作品在日本译介的肇始——“文学革命”的视野
第 29 卷 总第 144 期Vol. 29 Sum No. 1442020 年第 6 期No.6. 2020广东开放大学学报JOURNAL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GUANGDONG【摘要】20世纪20年代鲁迅及其作品被译介到日本，青木正儿、清水安三和《北京周报》是其中重要的媒介。
为对抗日本近代的官学性质的支那学，在大正民主革命的时代背景下，青木正儿率先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
此后，清水安三也在“文学革命”的视野下向日本文化界介绍鲁迅及其作品。
《北京周报》的主编和记者的激进倾向，也促使他们以这个报刊为阵地把鲁迅各方面的文学成就译介到日本。
日本译介鲁迅及其作品的肇始表现出为日本近代化寻找文化资源的倾向，这成为后来日本借鲁迅反思其近代化的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鲁迅；青木正儿；清水安三；《北京周报》【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2X （2020）06－0043－07【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鲁迅学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6XZW018）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0－11－09【作者简介】蒋永国（1974－），男，陕西紫阳人，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论鲁迅及其作品在日本译介的肇始——“文学革命”的视野蒋永国（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日本对中俄两次战争的胜利，日本国人便初步形成了日本已完成了近代化的思想，他们的国际国内政策也相应发生改变。
就教育而言，为适应这种扩张式的发展，东京帝国大学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20年，各国立帝国大学纷纷建立起来，到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那一年，他们先后建立了京都帝国大学（1897）、东北帝国大学（1907）、九州帝国大学（1910）、北海道帝国大学（1918）。
其中京都帝国大学仅次于东京帝国大学，而且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它设有哲学科、史学科、文学科，哲学和史学的副科目都有支那文学，而文学科除了正科目支那语学和支那文学外，还设有支那语[1]64-65。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论
〔收稿日期〕2003-03-10〔作者简介〕刘伟(1962-),男,辽宁大连人,大连理工大学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中日文学比较研究。
柴红梅(1968-),女,辽宁大连人,大连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日语语言与文化、中日文学文化比较研究。
2003年第6期第27卷(总第120期)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 ournal of S heny ang N or 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2003V ol.27G ener al,№120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论刘 伟1,柴红梅21.(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辽宁大连116024;2.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11) 〔摘 要〕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从日常生活、民俗礼仪、文学艺术到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揭示出日本文化个性特点。
同时,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肯定了日本文化的独创性和特殊价值,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打开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促进中日文化相互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周作人;日本文化;文化性格;文化价值;思想评价〔中图分类号〕G 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26(2003)06-0037-05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研究历史漫长,范围广泛,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可以说是首属。
周作人深入挖掘了日本文化的深层的东西,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特殊性和独立价值,阐释了他终生对日本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独特理解,最能体现他的独特思想的主要在于对日本文化性格和日本文化价值的理性认识。
一、日本文化性格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思想是建立在对日本文化的文化史和民俗学(含宗教)研究基础之上的,文化史和民俗学构成了周作人日本文化研究的纵横两个向度,周作人也正是从这两个视角考察和回答了日本文化性格或国民性问题。
周作人在谈到西方人研究日本文化的不足时指出:“他们只对于日本一般的文化与社会情形感到兴趣,加为赞赏,因为涉及的范围广大,叙说通俗,所以能得到多数的读者,但因此也不免有浅薄的缺点。
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
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近年来，关于周作人的“附逆”问题，闹的沸沸扬扬。
有说迫不得已，情有可原的；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
以上种种，充满了对汉奸周作人的回护和同情，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其实，周作人自己的作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当汉奸。
一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二周”（鲁迅、周作人）一直在文学界具有崇高威望。
1923年兄弟因家务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但二人在文学取向乃至政治取向上，大致上还都一致。
“语丝社”的成立、对“现代评论派”的抨击、对“三·一八惨案”的揭露乃至对“四·一二”大屠杀的愤怒控诉，都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叫嚣和侵略行径，二人也都是坚决反对和抗议的。
特别是周作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尤为激烈。
1925至1927年间，他一连写下了《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等十余篇文章，无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侵略逻辑，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抗日爱国的一片赤诚。
他特别痛恨以《顺天时报》为代表的日本人在中国的报纸，说它们“专以造遥为事”（《谈龙集·香园》），“它们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
”他称《顺天时报》为“这个天下最恶劣的东西”（再是《顺天时报》）。
作为一名留日六年而又娶了一名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留学生，周作人上述对日本侵华的清醒认识和愤怒斥责，不能不让人惊异和钦敬。
这也和他日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汉奸形成了让人无法置信的强烈对照！周作人的这种正确态度，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
在《谈日本文化书》、《老人的胡闹》文中，他说“日本近来对中国的手段不但凶狠而且卑鄙可丑”，并且怒斥老牌法西斯分子三上参次疯狂的侵华叫嚣，对于希特勒的倒行逆施，也有辛辣讽刺。
二周作人由反日到媚日的180度大转弯，开始于《岳飞与秦桧》一文。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
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标签：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一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文化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1929.2.13-15）、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6.1931.6）、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1936.6，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
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
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
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
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
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
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
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
”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
[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之我见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之我见作者：贾艳玲来源：《读与写·教育教学版》2016年第02期摘要：周作人和日本文化之间具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早年留学日本，接触到了日本文化，这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周作人具有很强的日本文化情节，一生从事日本文化研究工作。
但对于周作人的评价，却存在很多的争议，支持他的人认为他在研究日本文化的过程中超越了民族意识的限制，充分肯定了日本文化的价值。
而反对他的人则认为他是文化汉奸，在研究日本文化的过程中丧失了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周作人与日本文化的研究十分必要。
关键词：周作人日本文化思想评价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2-0065-03周作人可被称之为中国研究日本文化第一人。
周作人研究日本文化历史比较漫长，研究的范围也比较广。
周作人在研究日本文化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日本文化进行了不同的阐述，从而加深了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本文将从日本文化价格、日本文化价值以及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评价思想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介绍。
1 日本文化性格周作人在研究日本文化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方面就是研究日本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就是研究日本的民俗学。
通过对这两方面内容的研究，周作人提出了自己对日本文化性格以及国民性的看法。
周作人在评价西方人研究日本文化的成果时认为西方人多热衷于研究日本文化的广度，即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涉及到内容比较多，比较浅显易懂，从而也收获了大批的读者，但在研究深度上却有所欠缺，从而使得西方人的研究成果比较浅薄。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和西方人研究日本文化的出发点有关。
很多西方人研究日本文化是出于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心，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对日本的宗教文化比较感兴趣，正是因为带有这样的研究目的，西方人在研究日本文化时总是会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在理论上的研究也有生搬硬套的嫌疑，从而使得其研究结果不能反映出日本文化的本质。
不同文化形成背景不同，发展过程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研究文化时应有独特的研究视角，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这样才能把握文化的本质。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人文论坛RenwenLunTon周作人是一位具有独特文学创作观的作家,他的一生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的作品也受到了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的影响一王杉周作人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可以和其兄长鲁迅相媲美的.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从其作品考量.每个人的人生都免不了留有遗憾,周作人的变节成为他一生抹不去的污点.随着人们的思想Et渐趋于理性,周作人作品的价值也逐渐被挖掘和接受.特别是在中国近代新文学由启蒙到成长,再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周作人的思想和文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与鲁迅虽然想法不同,文风迥异,但是他们创作实践上的南北呼应却相得益彰.这种文学上的多样性推动了中国近代新思潮的汹涌澎湃,也使得之前数千年以"文以载道"为思想核心,以晦涩枯朽为艺术特点的中国旧文学遭到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现实作用和艺术价值的新文学.创作生涯之初,周作人本着"为人生"的态度笔耕不辍.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改变,这种激进的"为人生"的创作态度最终被一种相对消极的"为艺术"的创作观念取代.实际上,无论是前期的"为人生",还是后来的"为艺术",对于周作人来讲,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和生活着的人们而写作,即便有着出世的闲淡气质,也深藏着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与情感体验,这～点和日本文学有着惊人的相似46}xIAN2010/04之处.周作人的个人经历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其性格上的特点,就注定了他的思想与创作会受到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的深刻影响.他虽然没有像郁达夫那样将日本私小说的创作思想与艺术手法表现到酣畅淋漓,但是在他的文章中还是表现出了日本文学的影子, 只是表现得比较含蓄,往往以一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创作气质在文章始末散发出来.性格与经历促成刨作风格鲁迅和周作人虽是兄弟,但两人性格迥异.鲁迅的性格刚硬而独立, 热烈而又冷峻,总是具有一种大无畏的人世精神.相比之下,作为弟弟的周作人则比较内敛,安静而低调,有时候是一个害羞的,需要被兄长照顾的弱者.但是,内向的人往往有着更加复杂的心理活动,对待人生也有着超乎常人的澎湃情感.这就促成了周作人的作品相对于鲁迅的作品而言, 更显含蓄,平静,而少了些许锋芒毕露,但是内在的情感却也似惊涛拍岸般强烈.鲁迅作为长子,思想成熟,从小受到家庭的器重,同时也承受了更多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他不但要自谋生计,还要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担.作为弟弟的周作人,自幼便受到尘埃落定——周作人之像孙恩道图兄长的照顾,对家庭的窘境知之甚少,因为这些早已被大哥鲁迅顺理成章地扛了起来.这便造成了他对于家庭缺乏责任感,对家里的事情疏于关心,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沉淀心绪,过着闲适的生活.周作人作为弟弟,依赖性很强,特别是依赖大哥鲁迅.周作人年轻时代的成长与求学过程都离不开鲁迅的扶植和帮助,不能说他对自己的人生没有规划,但是也不可否认鲁迅在周作人的成才之路上起到了亦兄亦父的作用,既帮他规划,又帮他实施.另一方面,因为父母将更多的情感和物质投入到长子鲁迅身上,即使在家道中落的情况下,鲁迅得到的家庭重视和培养也比周作人多,加之两人都是文坛上的翘楚,惺惺相惜之余必然又有着微妙的情感.大哥的优秀与受宠是否会使周作人心理失衡虽无从考证,不过对于周作人这种内心世界丰富而又鲜于外化的性格而言,这种失衡往往造成他对兄长鲁迅的复杂情感,既有感激与敬重,又在恭顺之中隐藏着嫉妒与叛逆的因子.这些蠢蠢欲动的因素使得周作人的精神世界脆弱,细腻,一旦遇到问题,就会触动敏感神经,从而导致某种行为的爆发.周作人青年时代在鲁迅的帮助下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他接触到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El本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思想与行为的开放和对人性的正视令年青的周作人感到了身心的解放.在日本,他不仅目睹了近代科学的发达,更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双重影响.青年时代正是一个人基本『生格和人生观形成的时期,周作人在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编织着自己的文学梦想.而后,周作人的人生经历与日本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先是他娶了一位El本妻子.这个贯穿他日常生活的女人,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对他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虽没有惊涛骇浪般喷薄而来,却是夜以继曰,潜移默化的,使得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情结.二,苦中作乐的人生哲学虽然佛教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但是佛教对日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从平安朝时期的物语到芥』l『龙之介和川1端康成,日本文坛上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始终弥漫着浓郁的佛教色彩.佛教,主要是禅宗,使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观念里都是一些没有构成系统的原始神道.佛教的到来毫无疑问给了日本人一次彻底的精神洗礼,使他们有了贯穿生活全过程的精神信仰.日本文学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教义中吸收了很多内容.比如,"苦"在佛教中被列为"四谛"之首,称为"苦谛",是佛教的精义所在.在日本文学作品中,"苦"是一种广泛现象,或者说"苦"已经成,人文论坛RenWenLunTan为日本文学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母题.日本近现代文坛上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白桦派,新思潮派,新感觉派,唯美主义等主要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了苦闷的基调, 无论是对现实的无奈还是对理想的绝望,抑或是对美好人性的艰难追求,都不可避免地表达出了某种情绪上的苦闷.这是一种哲学上的"苦",是一切存在都必须经历的.禅宗认为,一切心外之物都是"相","相"由心生,所有的"相"都必须经历"苦"才可以修成正果.成佛的关键在于"识心见性",要成佛,需舍离诸相,净心自悟.这种对主体心性的关注与文学发生关系就构成了"镜花水月"的审美情趣.日本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镜子这一意象,透过镜子看事物,往往超出了镜中事物本身的体貌特征,而显现出来的是隐藏在物体表象背后内在精神的美,是作者内在的超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能体悟到这种美,即已脱离了实体物象而回归于内在本心, 作品便呈现出一种朦胧韵味和虚幻色彩.周作人的作品即具有上述特点,特别是他的小品文,在写某事物的同时进行着深刻的内省与自修.他的许多状物散文其实都秉承了"镜花水月"之美,表现情致意趣,读过之后会留有余香.只是他的文笔相对于许多日本作家来说比较质朴且直白,这种借物言他的感觉不一定能让人一目了然,而是要慢慢体味.周作人的文章中也隐藏有一种苦味,他是以一种苦闷的态度去描写人生的,但是又流露出了以苦为美的情绪,写出了清贫寒素的生活之美.从这里足见佛教"苦谛"对他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与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有着共通之处. 可以说周作人作品中的"苦"大多来自其人生经历的暗淡与挫败,"苦"是他颇为标榜而又刻意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喝茶,下雨,与朋友离别,甚至是一棵菜,一株花,都可以让他信手拈来,随意入文,而他总能在这些平常的事物中抓住那微茫的愁苦之处进行放大与品尝.这使得他的许多作品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的阴霾.这些文章读起来又可以触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从而产生共鸣,达到审美层次上的体验.三,深受日本影响的文学观与美学观众所周知,周作人人的文学》一跃登上中国近代文坛.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鲜明的文学观.他认为,文学创作要以人为本,肯定人,注重人性,尊重人的基本需求,当然在更高层次上还要提高人的素质和陶冶人的情操.这种观点的提出首先是建立在作者对人性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的.人的文学观遵循的是爱好天然,崇尚自然的文化观: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的不自然的习惯和制度,都应该排斥和改正, "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新青年》)周作人首先明确了"人"的概念,他所谓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 (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新青年》)是在灵与肉相统一意义上界定的人,是灵与肉的统一体.同时他还提出对待女性和儿童也应当和对待灵与肉相结合的人一样,肯定他们的价值,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这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种颠覆性的进步,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不难看出,周作人有着独特的人生观,文学观,是一位有思想的文学创作者.周作人这种强调人的灵肉合一的观点并不是他首创的,西方启蒙文学中已经深刻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见多识广的周作人受到了来自西方的这种先进思想的召唤.与日本文学亲密接触的他,有着更直接的理论来源,那就是厨川白村.厨川1白村认为:道}.:AXIAN2010/0447德标准下人的生活状态常常与人的自然本能发生冲突,二者间的不调和造成了人思想上的苦闷和行为上的压抑.在他看来,解决人如何能够在社会秩序中按需生活,使灵与肉达到和谐统一,是当时日本文明开化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见,周作人的创作观念直接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也可以说,日本文学中的某些观点是周作人形成鲜明文学观的直接灵感来源.周作人的文学观点虽然充满了人文关怀,却并非局限于悲天悯人或者富有同情心的层面,他更强调的是,作为社会组成因素的个人要得到全方位的发展,要把人当做有需要,有思想,有人性的高级存在.只有优先发展了每个个体,人所生存的整个社会才能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他强调的是个体的人的优先地位,强调人的性灵的自由,强调人的感性存在,他希望恢复被秩序压制的个人本身.在实践上,周作人创作了大量散文,他的作品集中表现的是个人生活,情感和人生态度等,一直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关注个人化的生存.如此说来,周作人的文学观也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大范畴,只是与客观现实生活比起来,他更倾向于对人本身的关注.但是他又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他所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是以个人为主体表现主观情感与思想,形成艺术作品,从而使受众群体在接触到/人文论坛RenWonLunTon这样的作品后产生心理上的共鸣,享受到一种审美体验,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这样一来,他的文学观又有了一些浪漫主义的倾向.他对当时针锋相对的"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主流文学观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扬弃地接受来自双方的部分观点,他最终认为,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可以说,周作人的文学观在当时看来很特别,既重视了文学作品应具有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又包含了时代所要求的功利性,他能将这种功利性巧妙地幻化为无形,而不破坏作品的艺术价值.谈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另一位对周作人产生影响的日本文学家坪内逍遥.坪内逍遥对近代日本文坛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文学理论方面,那部惊世骇俗的《小说神髓》是对明治维新社会大变革中文学走向的深刻思考.因为明治维新是封建君主自上而下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具有严重的不彻底性和嫁接嫌疑,人们的思想在这动乱时期也跟着彷徨起来.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新文学的发展何去何从,此时迫切需要文学理论方面的突破.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应运而出,阐述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观.坪内逍遥认为,文学艺术不应是实用的技能,而是以娱悦人心为目的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应"尽量做到其妙入神为'目的"'.(坪内逍遥48[~XIAN2010/04《小说神髓》)由于"其妙入神",自然会感动读者,使之忘掉邪念,摆脱低级趣味,进而产生另外的高尚思想.不过,坪内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影响,不能说是文学创作的目的,艺术"是不可能事先设个准绳来进行创作的".(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周作人十分尊崇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阐述的这一文学观点.从周作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文学观点贯穿于他整个的创作生涯之中.虽然他也在不同时期进行过调整,但是并没有颠覆这一创作观点.不论是五四时期积极人世的杂文,还是后来闲淡出世的美文,都是以这一文学观点为主轴进行创作的.周作人虽然也写过基调比较激进的杂文,但他真正的上乘作品还要数小品文.他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表现自己与隐蔽自己,放与收,丰腴与青涩, 猥亵与端庄,都能很好地把握住比例,亦放亦收,亦俗亦雅,由此形成了其散文审美底蕴上的丰厚,显示出一种"温和"的状态,有一种隐逸的味道.他一贯主张小品文美在平淡自然,要在字里行间体现平和冲淡的境界.这种简素质朴,平和闲适的风格是与日本俳谐的影响分不开的.日本文化艺术给予周作人的启迪使他的审美特点更具东方文学本色.而周作人艺术审美情趣中闲寂,苦涩,诙诡,忧郁的色调,也是从日本文化艺术中化转而来的.他将日本文化看做是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比较,参证,取得了相互启发的效果.这样做促进了他消融西方影响,向东方传统艺术审美理想渐进的完成.日本俳句一贯有着浓郁的禅味,更倾向意境的营造,凡事不愿意直白表现或表达强烈的情感,而且通过回归自然,隐遁思想,表达高雅清淡的情趣,传递给读者一种缥缈的诗情画境.周作人的美文有散发着香甜味道的田园气息,一草一木皆可成文成景,一鱼一鸟都含情趣情感.有时读周作人的文章,不论其内容是什么,都不禁有这么一种感受: 仿佛置身于寂静无人的山谷,一个人浸泡在温泉中独享天地万物,抬头望着漫天飞舞的浪漫樱花,侧耳聆听远处山峦间空灵的鸟鸣,心灵被彻底净化,烦恼被完全荡涤,此时此刻已无外物,唯有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谚。
比较分析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文化的异同
比较分析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文化的异同相同点：首先，鲁迅与周作人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中国国民性可悲的事实。
在那里读了很多书，接受了很多新思想，而这些都来源于洋人的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
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
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
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
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
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
于是他俩在归国后，都有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纠正，但激情的鲁迅这点承担得更多。
其二，刚刚说的他们在日本了解到的西方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对西方思想的传授，于是引起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好奇与探索。
用西方人的知识方式来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被近代化”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相同的。
不久后，他们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
这是“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
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
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
其三，在对待进化论问题上，他们都曾相信。
鲁迅早年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世界的。
《热风》时代的作品，便多有这样的声音。
进化论的立足点，是把人看成物种的一类，是生命，它不类属于神，而系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还原的理论，即把人由神和封建皇权意识中，解放到自然的原态里。
《生命的路》谈的便是这一问题。
《随感录》中许多激昂的声音，便是以进化反对复古的呐喊。
如今读来，依然动人不已。
比较分析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文化的异同
比较分析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文化的异同相同点：首先，鲁迅与周作人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中国国民性可悲的事实。
在那里读了很多书，接受了很多新思想，而这些都来源于洋人的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
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
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
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
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
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
于是他俩在归国后，都有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纠正，但激情的鲁迅这点承担得更多。
其二，刚刚说的他们在日本了解到的西方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对西方思想的传授，于是引起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好奇与探索。
用西方人的知识方式来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被近代化”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相同的。
不久后，他们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
这是“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
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
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
其三，在对待进化论问题上，他们都曾相信。
鲁迅早年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世界的。
《热风》时代的作品，便多有这样的声音。
进化论的立足点，是把人看成物种的一类，是生命，它不类属于神，而系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还原的理论，即把人由神和封建皇权意识中，解放到自然的原态里。
《生命的路》谈的便是这一问题。
《随感录》中许多激昂的声音，便是以进化反对复古的呐喊。
如今读来，依然动人不已。
浅析鲁迅和周作人散文的日本文学经验
浅析鲁迅和周作人散文的日本文学经验作者：邹雪梅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03期内容摘要：鲁迅、周作人为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试图以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为一个原点，挖掘其对于鲁迅、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鲁迅和周作人都曾留学日本，难得的生活经历带给他们全新的观念，心灵的冲击，精神与情趣，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宽阔的思路与空间，也给新文学的蓬勃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日本留学经验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文试图以鲁迅在1924年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一个“原点”，挖掘这一“原点”之于二周散文的特殊意义。
1924～1925年，鲁迅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著作的文艺理论《苦闷的象征》和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达到了高潮。
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原动力。
《出了象牙之塔》中厨川白村指责了国民的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痛陈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和卓绝的人物。
而这一时期适逢鲁迅、周作人人生最仿徨、苦闷的阶段。
鲁迅遭受了兄弟失和、大病、被革职、打官司……与许广平恋爱又饱受非议。
周作人避祸日本友人家中，有家不能归，况几年来一直与长兄形如参商。
心里身外，障碍交困。
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产生了共鸣呢？首先，是对个性表现的充分重视。
厨川白村这样诠释创作：“在里面烧着的生命的力成为个性而发挥出来的时候，其间就有着真的创造创作的生活。
所以也就可以说，自己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个性的表现，个性的表现，便是创造的生活了罢。
”“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
”他极力主张宏扬、表现个性，只有这样才能成其为文艺上的创作。
这与鲁迅推崇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和周作人“言志的散文是个人文学之尖端”的观点甚为相合。
(完整word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学期复习题集(含答案)[1]
![(完整word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学期复习题集(含答案)[1]](https://img.taocdn.com/s3/m/1a7216af195f312b3169a5ed.png)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期复习习题集一、填空题1.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这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
2.鸳鸯蝴蝶派的主流是言情小说，还有一个坏的支流，就是黑幕小说。
专以揭露阴私、进行人身攻击为能，钱玄同、周作人曾撰文加以批判。
3."五四"时期是郭沫若的诗情爆发期，诗集《女神》便是它喷发出来的璀璨珠玉。
4.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升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
5.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高潮期出现的浪漫主义文学社团。
6.湖畔诗社是1922年成立的新诗团体，主要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等。
7.《昨日之歌》是冯至在诗坛上确立地位的第一部诗集。
8.1918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强调平民文学要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9.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的文学研究会，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
10.在初期象征诗派诗人中，李金发是全面探索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并全力创作、实验象征主义诗歌的探路者。
11.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是为创造社后期，主干人物思想发生变化，宣传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2.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黄金时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短短的几年内，他连续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六部大型历史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13.浅草（沉钟）社1922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
14、如果说《女神》是郭沫若诗歌的“呐喊”，那么写于1921、1922年间的《星空》就是郭沫若诗歌的“彷徨”。
15.《野草》中的《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鲁迅自语)。
16.冰心的散文比她的小说、诗歌更有成就。
1926年出版的《寄小读者》，为她赢得了很大的声誉，15年间发行了36版。
17.《弃妇》是李金发在国内最早发表的一首象征主义诗歌，为其代表作。
锐意穷搜 辨微求真——读廖久明先生的《鲁迅〈藤野先生〉探疑》
文/刘玉凯编者按编者按：：在中国，只要读过初中的人都知道日本有一个藤野先生，对中国人很友好。
遗憾的是，在日本，《藤野先生》却是“有定评的小说”。
为了搞清楚《藤野先生》所写内容是否属实，一代又一代学者做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工作。
廖久明所著《鲁迅〈藤野先生〉探疑》，在引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不但对有关《藤野先生》的一些重要史实进行了考证，并且探讨了“日本人的国民性”，认定《藤野先生》的体裁是“一篇存在细节错误的回忆录”，还对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附录的丰富资料则使本书具有研究《藤野先生》的工具书的性质。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部著作，本期推出两篇书评：一篇是刘玉凯先生的《锐意穷搜辨微求真》，该文认为久明先生从梳理纷繁的资料中，水落石出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有让人拨开迷雾见到青天的感觉；另一篇是乔世华先生的《尽精微而致广大》，该文认为久明先生的研究是以方寸见乾坤，尽精微而致广大，对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两篇书评都认为，本书的史料考证兼具文学理解、社会文本研究乃至民族文化研究的特征。
锐意穷搜辨微求真——读廖久明先生的《鲁迅〈藤野先生〉探疑》刘玉凯，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欣喜得到老朋友廖久明先生惠赠的新著《鲁迅〈藤野先生〉探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一书，我很吃惊竟然是这么厚一本。
多年来廖先生的研究比较集中于郭沫若、高长虹、鲁迅，诸方面都有影响很大的研究成果，是现代文学学科里如日中天的学者。
我年龄比他大20岁，却能够对话，使我有向年轻人学习的机会，不胜荣幸。
他的大著《高长虹年谱》是一部巨著，资料的翔实和编辑的认真，一丝不苟，出版后发表了3篇书评，得到了高度评价。
①我自己搞过三个人的年谱（雷石榆、李健吾、黎锦明），其中的麻烦，甚至琐屑是知道的，确切点说，敢于编年谱总得需要点勇气。
因为编好了，没有几个人承认，也不过是个大事记；编不好，哪怕出一点差错就会招来是非。
我很欣赏廖先生的学术精神。
鲁迅与日本——立足已有研究对鲁迅与日本关系的综述和思考
鲁迅与日本——立足已有研究对鲁迅与日本关系的综述和思考发表时间：2018-07-23T18:16:51.477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7月中作者：姚宇航[导读] 相比于同时代其他留日作家，鲁迅对日本显得较为沉默，这是“鲁迅与日本”这一研究命题面临的困难。
但鲁迅于日本度过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的青年时光，于日本完成弃医从文的转型，他与日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人虽未曾言说，但仍是有迹可循。
本文立足于国内外对鲁迅与日本关系的已有研究对“鲁迅与日本”这一命题进行总结和思考。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100083）摘要：相比于同时代其他留日作家，鲁迅对日本显得较为沉默，这是“鲁迅与日本”这一研究命题面临的困难。
但鲁迅于日本度过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的青年时光，于日本完成弃医从文的转型，他与日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人虽未曾言说，但仍是有迹可循。
本文立足于国内外对鲁迅与日本关系的已有研究对“鲁迅与日本”这一命题进行总结和思考。
关键词：鲁迅，日本，日本观，鲁迅“原点”鲁迅于青年时期留学日本，一生译介过大量的日本小说与理论著作，与多位日本学者存在私交。
虽然他本人对日本一直表现出沉默的态度，但日本作为鲁迅除中国外唯一旅居过的国家，与鲁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容忽视。
下面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从鲁迅青年时期的思想建构、鲁迅的日本观、文学创作这三个维度对“鲁迅与日本”这一命题进行总结和思考一．青年时期的思想建构与日本鲁迅的“弃医从文”发生在日本，可以说青年鲁迅的思想，在日本发生了转型。
鲁迅是自幼就喜爱文学的，但在当时“维新”的环境下，文学被归到“传统”一类，也就和当时所认为的可以拯救中国的现代科学相对。
美国学者哈雷特·密尔斯认为，鲁迅个人早年对于小说、艺术的爱好、兴趣，“与他正在寻求的现代知识格格不入。
他一直感到这是互不相容的两个世界[1]。
”当文学和科学的矛盾在鲁迅心里生发出来时，他选择了可以救亡强国的科学。
鲁迅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选择的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u Xun and Zhou Zuoren's
Choices of Japanese Culture
作者： 刘伟[1];柴红梅[2]
作者机构： [1]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辽宁,大连116024;[2]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11;
出版物刊名：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07-109页
主题词： 鲁迅;周作人;日本文化选择;比较研究
摘要：鲁迅很少谈及日本和日本文化,周作人一生把日本文化当作研究对象.探讨二者在异文化选择上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鲁迅和周作人,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异文化的选择与研究、交流与传播,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鲁迅与日本文化
摘要：鲁迅在揭露中国文言文对社会毒害之深基础上，以日语改革对国民造成的有益影响为成功范例要求汉字改革吸收外国语言的营养，实现中国文字拉丁化；他在揭露中国国民某些劣根性的基础上，对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有岛五郎、厨川白村的作品做了全面的关照和吸收；他在普及木刻以启蒙国民思想的前提下，对日本浮世绘做了有选择的“拿来”。
总之，鲁迅是在改造国民性的视角下看待日本文化的。
关键词：鲁迅；改造国民性；日本文化Abstract:On the basis of exposing the deep poison of Chinese wen-yen, Lu xun leanred from the successful example of the useful effect of Japanese reform to Japanese people, and absorbed the nutri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o reform Chinese words into Latinized Chinese characters.In order to expose some bad aspects of Chinese nationality, Lu xu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Japanese writers Mushanokoji Saneatsu, Arishima Takeo,Kuriyagawa Hakuson and absorbed something from them,. With the premise of generalizing woodcarving for the purpose of enlightening national thought, Lu xun did the option of “go ing fetch” to Japanese float world draw. By and large, Lu xun did treat Japanese cultu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view of reform inng Chinese nationality.Keywords: Lu xun; reforming nationality; Japanese culture前言鲁迅研究是国内外研究中国近现代人物专题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鲁迅研究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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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选择的比较研究刘 伟1, 柴红梅2(1.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辽宁大连116024;2.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11)Ξ摘 要:鲁迅很少谈及日本和日本文化,周作人一生把日本文化当作研究对象。
探讨二者在异文化选择上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鲁迅和周作人,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异文化的选择与研究、交流与传播,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日本文化选择;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751(2004)0620107203A Comparative Study of Lu Xun and Zhou Zuoren ’s Choices of Japanese CultureL IU Wei 1, CHA I Hong 2mei 2(1.School of Hum 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 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ain 116024,China ;2.School of Japanese ,Dalian Foreign L anguages Institute ,Dalian 116011,China )Abstract :Lu Xun rarely talked about Japan and Japanese culture ,while Zhou Zuoren took Ja panese culture as his object of study.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cultures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knowing about the characters of Lu Xun and Zhou Zuoren ,it is also meaningful for the study of foreign cultures ,their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missions in the back ground of globaliza 2tion.K ey w ords :Lu Xun ;Zhou Zuoren ;Japanese culture choice ;com parative study 鲁迅和周作人一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但是,对日本文化的选择,却表现得截然不同。
鲁迅很少谈及日本和日本文化,而周作人却对日本文化一往情深,一生把日本文化当作研究对象。
鲁迅代表的是大多数留日学生的文化取向,周作人却显得特立独行,与众不同。
同是一家兄弟,在同样的文化语境中,同是长期留学日本,但在日本文化选择上却有如此不同,这确实值得深思。
探讨二者在异文化选择上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鲁迅和周作人,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异文化的选择与研究,交流与传播,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实先生指出:“鲁迅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不甚高。
他既未曾选择日本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未曾从一位文学家的立场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
”[1]的确如此。
鲁迅虽然长期留学日本,耳濡目染日本文化,但却没有把日本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这也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普遍现象。
在20世纪初的留学大潮中,中国留学生大都抱着救国救民的热情和富国强兵的目的踏上了留学日本的道路,他们往来于中日之间,或探寻变法自强的途径,或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或抨击当时中国黑暗的社会,苦苦思索国民性改造的问题。
所以,虽身在日本,却根本无暇和无意顾及日本文化,鲁迅便是这类留学生的代表。
归国后,鲁迅鲜明地举起了国民性改造的大旗,不断地发表辛辣的文章,猛烈地批判国民性的劣根性。
所以,更无心研究日本文化了。
在鲁迅的文章中,不用说具体论说日本文化,就是明显提及日本的文章,除了《藤野先生》几篇外,也是不多见的。
鲁迅虽然没有选择日本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化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
鲁迅选择日本文化,主要体现在对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上。
鲁迅一生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65篇之多,以国别论仅次于俄罗斯。
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友岛—701—Ξ收稿日期:2003211226作者简介:刘 伟(19622),男,辽宁大连人,大连理工大学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柴红梅(19682),女,辽宁大连人,大连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日语语言与中日文化比较研究。
第27卷第6期2004年11月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 Edition ) Vol.27 No.6Nov. 2004武郎的《与幼小者》、森鸥外的《沉默之塔》、夏目漱石的《挂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等等。
鲁迅曾戏称自己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也就是说,有目的的翻译日本文学作品,即选择日本文化,是鲁迅批判中国封建文化,进行思想启蒙的手段和工具。
因此,他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时说:“现在还没有多人大叫,半夜里上了高楼撞一通警钟。
日本却早有人叫了。
”“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的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译成中文的意义。
”[2](P195)他热衷厨川白村,是因为他的作品“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觉得有‘快刀断乱麻’似的爽利,至于禁不住称快。
”在鲁迅看来,厨川白村所攻击和批评的也正如中国的现实“世态”,所以,把它译介过来,则是“在同病的中国”“输入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贴泻药”,来“医治中国人的一般。
”[2](P245)从鲁迅翻译介绍的日本作家来看,大都是日本近现代作家,他所翻译的也多是选择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
而对于不能反映现实生活的日本古典作品和不能起到思想启蒙作用的其它文学样式以及日本的风俗民情等并不涉及。
鲁迅翻译日本文学作品和翻译其它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想用外国情形针砭中国现实,进行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这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鲁迅在阐述自己的翻译目的时说:在翻译时,“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便会开手来移译。
”[2](P272)正如竹内实所言,鲁迅并没有从一位“文学家的立场”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也就是说,鲁迅是站在思想家的立场来选择日本文学,即选择日本文化的。
以日本文学为批判武器,去影响和改造自己本国国民精神,这便是鲁迅选择日本文化的社会意义所在。
二周作人也是在20世纪初留学大潮的背景下,与大部分留学生一样抱着救国救民的目的留学日本的。
但是,与大部分留学生不同的是,周作人既没有选择探寻变法图强的道路,也没有选择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切身体验日本日常生活,深入考察日本的民俗风情,这为周作人把日本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生孜孜不倦地探寻日本文化的真谛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
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创立了东方文学系,教授日语和日本文学,同时热心介绍日本文化,发表了很多关于日本文化的文章。
与鲁迅不同的是,在周作人的文章中,以日本文化为题材的占了很大的比重。
钟叔河先生编辑的《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中,收录了周作人发表和未发表的谈论日本的文章就有197篇,这还不包括间接提到日本的,若把那些也包括在内的话,再加上对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是相当惊人的。
这些文章从日常生活,性格情趣、乡土风情、民俗民艺、宗教信仰到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几乎无所不包,像《日本的衣食住》、《果子与茶食》、《和纸之美》、《日本的人情美》、《日本之盆踊》、《日本之雏祭》、《浮世绘》、《川柳》、《日本的落语》、《俗曲与玩具》、《日本的乡土研究》、《闲话日本文学》、《关于日本画家》、《关于日本语》等等。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研究不仅领域广泛,而且时间跨度大,若从他1916年6月写的《日本之俳句》算起,到1965年10月的《关于清少纳言》,纵贯了半个世纪,这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中,堪称首属。
难怪竹内实先生说:”鲁迅没有当研究日本文化的专家,这跟他弟弟周作人是个鲜明的对比。
”[1](P67)那么,周作人为什么对日本文化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并把日本文化作为自己一生研究的对象呢?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文化选择上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周作人在《留学的回忆》中阐述道:当时中国青年人留学日本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明治维新,一是日俄战争。
”当时中国知识阶级最深切的感到本国的危机,“所以见了日本维新的成功,发现了变法自强的道路,非常兴奋,见了对俄的胜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气,觉得抵御西洋,保全东亚,不是不可能的事。
”[3](P97)所以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周作人也和其他留学生一样选择了留学日本的道路。
但是,去日本留学到底学什么呢?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标是以日本为媒介学习西洋文化,而不是学习日本文化,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
可是我们去的人看法却并不一致,也有人以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要偷他这记拳法,以便如法炮制。
可是我却有别一种的看法,觉得日本对外国文化容易模仿,固然是他的一样优点,可是不一定怎样对。
比如维新的时候学德国,现在的学美国都是,而且原来的模范都在,不必要来看模拟的东西,倒是日本的特殊生活习惯,乃是他所有也是独有的,所以更值得去察看一下。
”[4](P175)所谓“特殊的生活习惯”大的说就是文化的范畴,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存在着的特殊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国民性与民族文化精神。
而这些正是周作人想考察的内容。
因此,当其他的留学生把盗取日本善于模仿西方的“拳法”当作留学目标时,周作人却把探究特殊的日本文化作为了自己的留学目标。
在周作人看来,日本的成功与长处不仅在于是吸收西方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日本特有的文化,而这正是日本文化接收改造外来文化却不失去自己,保持个性,消化并创造的源泉,是日本成功的根源,只有追寻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周作人更看重日本文化,而不是像其他留日生那样重视科学技术。
因此他说:“到日本来单学一点技术回去,结局也终是皮毛,如不从生活上去体验,对于日本事情便无法深知的。
”[3](P98)这一点与当时鲁迅等大批留学生的认识显然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