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一)

谏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一)【内容提要】谏官是中唐政治和文化舞台上活跃的社会角色之一。

中唐文人具有强烈的泛谏诤意识，从谏诤精神在中唐谏官诗文中的消长，即谏诤传统在中唐的继承与变奏的轨迹中，可以清理出中唐谏官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特色，还可以发掘出谏官的这种身份以及基于这种身份的观念和言行与文学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谏官谏诤意识中唐文人文学活动社会角色在中唐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上，谏官堪称活跃的社会角色之一。

如同郎官一样，谏官也是一个类别的社会身份或角色;然而与郎官明显不同的是，从一般的意义看来，谏官的外延并不像郎官那样清晰①。

“谏”和“官”两个成分纠结在一起，使这类社会角色的构成显得十分庞杂。

有身为谏官而未充分履行谏诤职责的，也有虽非谏官而直言极谏的，这两种情况都在本文的视野之内。

当然，如果把视野转向职官制度的层面，则其构成内涵的划分和权利义务的规定还是十分明确的。

考虑到以上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本文从相关制度的层面入手，在梳理唐代谏官构成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既考察具有谏官身份的中唐文人的政治和文学活动，又不忽略那些在当时虽无谏官身份而具有谏诤意识并从事谏诤活动的代表人物，并试图发掘谏官的这种身份以及基于这种身份的观念和言行与文学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唐代谏官的构成及其特点唐代的谏官主要集中在中书和门下两省，是其中具有谏议职能之官员的总称。

唐代实行三省制度，中书省属下谏官有:右散骑常侍二人，从三品;右谏议大夫四人，正四品下;右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右拾遗二人，从八品上。

门下省属下谏官除给事中和起居郎外，与中书省恰好相对:左散骑常侍二人，从三品;左谏议大夫四人，正四品下;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左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左拾遗二人，从八品上。

此外，两省之外的翰林学士一职也兼具谏官的色彩。

上述官员中，从名称上看，谏官特征最突出的无疑是谏议大夫，其次是补阙、拾遗。

据《唐六典》卷八“门下省”:谏议大夫始置于秦，其职责是“侍从赞相，规谏讽喻”。

谏议大夫不仅可以参加三品以上重臣的小范围议政（见后文），还可知制诰②，有的可以署敕③，还有的更以谏议大夫同平章事④。

补阙、拾遗始置于唐武则天垂拱年间。

补阙的含义是“国家有过阙而补正之”，拾遗的含义是“国家有遗事，拾而论之”。

二者的职责是“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

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

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⑤。

应该说，拾遗、补阙的职责最能体现谏官的社会角色特征。

在唐代谏官中，散骑常侍的品秩是最高的。

它始置于秦，本为加官，至唐初仍为散官。

由于地位显要，出任散骑常侍者多为朝廷元老或罢政要员，所以其侍奉和顾问的色彩要比谏官的身份突出。

给事中原本也是加官，秦置。

汉以后或为加官，或为定员;至隋朝移至门下省，唐朝沿置。

据《唐六典》，给事中的总职责是“侍奉左右，分判省事”;具体职掌比较庞杂，也很重要。

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审读奏章制敕，驳正违失;二是仲裁断狱，听讼覆审;三是参与考核官吏;四是审核国家图书的质量。

可见，给事中在门下省的地位十分显要，其职能与身份也比较复杂，所以有学者据此指出，给事中“具有集谏官、宪官、法官的某些特征于一身的特点”⑥。

另据史载，有的给事中曾以本官拜为宰相⑦。

起居郎的本职是史官，以负责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而得名。

唐朝创置。

《唐六典》规定其职责是“录天子之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

起居注的内容在时间上有明确的记录，到每个季度末，起居郎还要把起居注“授之于国史”，以便修正史或实录时参考。

中国史学一向具有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从客观情况看，这与史官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最高统治者有关。

惟其如此，史官对皇帝的客观约束作用，有时甚至比谏诤的效果还要明显⑧。

而起居郎之所以兼具谏官色彩，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自唐太宗朝开始，起居郎被授权在重大议政场合执简记录⑨，这同其他谏官参与廷议的情形差不多;二是唐代谏议大夫、给事中等谏官兼任知起居注的事例也不乏见⑩。

此外，翰林学士之职也往往兼具谏官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凡翰林学士皆以他官兼领，而以谏官兼翰林学士的情况不乏其例，如梁肃以右补阙兼翰林学士、白居易以左拾遗兼翰林学士、李绅以右拾遗兼翰林学士、崔群以右补阙充翰林学士等;二是有的人在入学士院为翰林学士之前，曾经有过谏官的经历，如元稹做过左拾遗等;三是有的人在入充为翰林学士后不久即拜为谏官，如王涯，入院后旋拜为右拾遗、左补阙等;四是在翰林学士们的主观意识中，往往以谏官自居11，而且在客观条件上，翰林学士作为皇帝近臣，可以方便地出入禁中大内，面见最高统治者，具有进谏的便利条件。

所以，本文也把翰林学士的有关言行纳入而与谏官一并考察和论述。

唐代的谏官队伍是十分庞大的，从有关文献和名物来看，当时不仅有“谏官”这个总称12，而且还有“谏院”之名以及“谏院”之印。

所谓谏院，是指谏官集中的中书省和门下省。

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

”13至于谏院之印的来历，据《唐会要》卷五五载:“（贞元）十三年八月，以左谏议大夫薛之舆为国子司业。

……奏谏官所上封章，事皆机密，每进一封，须门下、中书两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请别铸谏院印，须免漏泄。

”14薛之舆的意见在当时没有被采纳，直到文宗大和九年（835）才变成现实。

《册府元龟》卷一○三帝王部“招谏二”载:“（大和）九年十二月敕:创造谏院印一面，以‘谏院之印’为文。

谏院旧无印，苟有章疏，各于本司请印，谏官有疏，人多知之。

至是特敕置印，兼诏谏官:凡所论事，有关机密，任别以状引之，不须以官衔结署。

”由“谏院”之印的来历可见，谏官言事后来走的是另一条通道，至少相对于一般大臣的进谏之言，在形式上比较受重视。

郎官、翰林学士和谏官之间存在着互相迁转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史书中有许多实例的记载。

翰林学士和谏官之间往往存在兼充或迁转的关系，如果再加上郎官，就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唐代士人的仕进理想。

如《旧唐书》卷一六六载庞严的履历:左拾遗是庞严仕进的起点，随后经过翰林学士一职，晋升到左补阙，再就是郎官、知制诰。

这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型。

还有一种类型，如《旧唐书》卷一六九和《旧唐书》卷一七六所载，在王涯和李让夷等的仕宦生涯中，谏官的经历是重要的一环。

关于谏官进谏的方式，一般说来可归纳为五种，如《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云:“凡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

”其具体含义，《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的解释如下:“一曰讽谏，风之以言，谓之讽谏。

……二曰顺谏，谓其不可，不敢逆而谏之，则顺其君之所欲，以微动之，若优旃之比。

三曰规谏，谓陈其规而正其事。

四曰致谏，谓致物以明其意。

五曰直谏，谓直言君之过失，必不得已然后为之者。

”此外，《白虎通义》卷上还有一种说法:“人怀五常，故有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伯谏。

讽谏者，智也，患祸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此智之性也。

顺谏者，仁也，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仁之性也。

窥谏者，礼也，视君颜色，不悦且却，悦则复前，以礼进退，此礼之性也。

指谏者，信也，指质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

伯谏者，义也，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厉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义之性也。

”15以上两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对应性:从内涵上说，讽谏相同，伯谏与直谏相近，窥谏、顺谏、规谏、致谏的含义有所交叉。

总的来说，“五谏”中的讽谏、顺谏和直谏三者的特色最为突出，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谏诤传统和谏官议政的特点——直接性、极端性、艺术性、参考性，而且文学性也最强。

所谓讽谏，即用委婉的语言和隐语相劝谏，这是进谏时最常用的方式。

直谏的含义和方式如上所述，比较好理解。

至于顺谏，其字面意义和典章的解释虽然比较显豁，但其具体进谏的情形，如不以实例说明，有时仍然难以揣度。

如元和十年，刘禹锡被召回朝，旋即外放，中间经历了一个从除播州刺史到改刺连州的环节。

而在这个环节中，时为御史中丞的裴度起了关键的作用16。

裴度的言论可谓大胆犀利，很具冒险性。

不过他采取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策略，即“以孝理天下”的名义论事，并痛下针砭，终于迫使宪宗收回成命。

裴度之论后来被赵元拱收入《唐谏诤集》17，说明古人并没有因为当时裴度不在谏官之列，就把他的谏言排除在外。

而宋人王溥等在编撰《唐会要》时，也特意在卷六二“御史台下”专设“谏诤”一节。

二中唐文人的泛谏诤意识与谏官的尴尬处境中国古代士人一向具有抗颜进谏的所谓“谏诤”传统，每个人的“谏诤意识”都可以说根深蒂固。

在唐代，士人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这个固有的传统，而且在实践这个传统的客观条件方面，比前代士人更具优势。

其中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尽管唐代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凡是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一般比较鼓励进谏和注重纳谏;二是除了廷议之外，唐代士人还可以通过多种场合和方式来进谏，如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或对策、上疏等等。

这样就造成了唐代士人追求谏官身份、以谏官的思维方式对待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的社会风气;而中唐文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加强烈和迫切:这是中唐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和中唐文人的社会使命感两方面因素的驱使所致。

比如，韩愈的仕进理想首先就是做一名谏官。

他于贞元八年（792）作有《争臣论》，针对阳城居谏议大夫之位五年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严厉的指责，认为“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这在后代引起了一桩韩愈之论是否公允中正的公案。

韩愈的《龌龊》一诗作于贞元十五年（799），时韩愈在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任观察推官。

当年七月，郑、滑大水，河堤溃决，百姓涂炭。

郑、滑虽不在徐州辖内，但韩愈认为大贤的所作所为，应与那些忧饥畏寒的龌龊之士迥乎不同，对于百姓的疾苦，不能袖手旁观。

对于张建封整日置酒作乐，韩愈十分不满，故作此诗，希望张能推荐自己做一名谏诤之臣，对郑、滑大水之类的天下大事发表意见。

诗中的“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

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

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几句，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唐代文人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仕理想和抱负，以及不能自引自进的痛苦心理。

如果按照一般的心理发展路线，这几句诗的语序应该是:“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

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

”但是韩愈故意把“致君”一联放在诗末，一是为了造成诗意的跌宕起伏，是出于艺术的考虑;二是为了强调自己的仕进理想所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由此看来，虽然韩愈后来没有做谏官，但他的谏诤意识是十分明确和强烈的。

事实上，他后来的确是以直言进谏的行为，实现了此诗中的谏诤理念。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遭到贬阳山、潮州的命运。

关于谏官身份的普泛化。

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上云:司马温公《谏院题名记》:“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