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实用主义思想中的儒学情结

胡适实用主义思想中的儒学情结胡适一再表白他的思想来源于杜威（John Dewey），然而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 B.Grieder）却说：当胡适接触到杜威的思想时，他自己的思想已经很牢固地形成了，而且是不容易被推翻的。

[1]格里德是正确的。

本文认为，胡适的实用主义始终有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儒学情结，这种情结决定了胡适实用主义的中国化特色，导致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左右受攻的境地，也给他的晚年抹上了一缕淡淡的悲剧色彩。

一顾名思义，实用主义（pragmatism）就是一种注重实用与实效、崇尚实行与经验的价值哲学，它主张凡能产生实际效果的思想都是真实的——除非它和经验相抵触。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以主张实证、实用、乐利为特征的，它体现了一种轻虚文、尚实用、重进步的现代美国精神和价值观。

作为价值论和目的论，实用主义的实用理性精神无论在形式和实质上都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实学”意向有许多契合之处，并通过胡适之手在中国得到广泛流行。

胡适一生反复申明他是杜威的信徒，他的信仰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

但问题在于——正像一些学者所经常指出的那样，究竟杜威的实用主义在胡适思想中占有多大比重？他是如何在中西两种“实用主义”思想体系之间达到会通的？这是胡适留给我们的一个有待解决的疑团。

胡适治中国哲学史，采用了“经学”（实学）与“哲学”（玄学）二分的方法，他认为“经学与哲学，合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2]，从而扬经学抑哲学，崇实学反玄学，鲜明地表露了他以实用主义方法诠释中国哲学史的意向及其深含内藏的儒学情结。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先秦部分；汉唐写了一个《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宋明以下只写了几个人。

牟宗三曾批评胡适“一点都不了解”中国哲学[3]，胡适治学确实不太乐意谈纯哲学（玄学）问题，关注的重点仅为“方法”。

有趣的是，他写的这几个“近代”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实学”大师，照胡适的话说，他们都是“实用主义”哲学家。

显然，胡适试图用这种“实学”与“玄学”二分的解构法，对这些实学大师们的思想传统进行一番能与杜威主义相融通的改铸。

例如，胡适说“李觏是实用主义家，他很光明昭著的提倡乐利主义”[4]，“李觏不但把一部《周礼》做成一部有系统的政治学说，他还把一部《周易》也做成一部实用的学说。

”[5]“实用”、“实效”、“乐利”在胡适思想中既是目的，也是他衡判一个学派的标准，这种标准既是从杜威那里学来的，也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

但是，仅用“实用”、“乐利”来做价值判断显然有失全面，胡适只看到了李觏“人非利不生”中的“乐利主义”，而没有指出李觏认为只要不“伤财舍生”，学仙也“宜无害”[6]的“乐仙主义”——这与现代实用主义所张扬的明确的事功目的显然不是一回事了。

胡适论述到李觏的《礼论》和《易论》时采取了同样的方法。

例如，他只看到了李觏的《易论》十三篇“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合理之处，却没有指出这些论著中所渲染的神秘的人性论；他高度评价李觏的《礼论》是“谋乐利的工具”，对“礼”在李觏哲学中超拔的“玄学”意义却不置一词。

胡适对李觏和江西学派做了一个通观的价值评判：孙复为北方大儒，范仲淹为南方大师，他们的弟子中却有刘牧、周敦颐之流的道士！只有江西一派，完全是“非道士派”：欧阳修大胆疑古于前；李觏比欧阳修理更进一步；后来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乃是江西学派的具体表现[7]。

这个评价大体上还是适宜的，李觏在思想上是王安石的先驱，他的根本主张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主张。

由北宋李觏、王安石和南宋陈亮、叶适宣扬的“乐利主义”，实为明清“经世致用”思潮的滥觞。

在胡适眼里，“乐利主义”是中国儒家实用主义流派的一个基本特征。

清初的顾炎武和颜李学派都是近代“经世致用”学的先驱者，“颜元、李塨的学派提倡‘正德，利用，厚生’，也是倾向乐利主义的”[8]。

胡适对颜李学派给予了极高评价，并冕予他们中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代表的桂冠。

他认为自宋至明的哲学发展史中，其间除出了陈亮、叶适几个人之外，实际上只是一部与禅宗争玄竞妙的历史，直至清代，“颜元大胆地指出他们说的太精了，太空了；他要从粗浅的艺学制度下手，从可以实证的实迹下手”[9]。

“颜元主张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因为“他自己已经过离乱的惨痛，从经验里体会出宋明儒者的无用”[10]，“清初的实用主义趋势，用颜李学派作代表”[11]。

而胡适最推崇的一代大师戴震恰是颜李学派的南方传人：“戴氏注重‘生养之道’，主张‘无私而无欲’，与颜李学派似有渊源的关系。

”[12]但是，戴震毕竟也是个爱谈天地本体、自然之气的“玄学家”，胡适不得不把他从众多的理学家们中间“二分”出来，赞扬戴震的哲学与他们不同，“从历史上看，（戴震的哲学）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观”[13]。

胡适对清代的“实用主义”如此情有独钟，就在于他认为这些中国“实用主义”的大师们真正继承了孔子儒学的“真精神”，都是以“拒斥形而上学”（reject metaphysics）为其思想特征。

“拒斥形而上学”（胡适译成“反玄学”）本是近世欧洲实证主义的各个流派共同的哲学特征和所用术语，胡适借它来诠释清代反理学思潮，指出这种思潮在中国早在明清之季就已经形成了，从而使中国实学思想与西方的实用主义达到进一步沟通。

胡适把“反玄学”提升到思想革命的高度，指出宋明以下“儒门谈薄，收拾不住第一流人才”，“玄学”大有冷落的景象，朱熹一派的人物如顾炎武、阎若璩等成了考证学的开山祖师，“约略说来，当日‘反玄学’的运动，在破坏的方面有两个趋势：一是攻击那谈心说性的玄学；一是攻击那先天象数的玄学，清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就兼有这两种趋势”[14]。

北方的颜元、李塨一派自成体系，“其实只是一种强有力的‘反玄学’的革命”[15]。

胡适把清朝开国的第一纪元（1640—1740）断代为“反玄学”的时期，被他认为是颜李学派传人的戴震，则是在前期“反玄学”的基础上承颜李之志建立“新哲学”的第一人，这种新哲学既是在“穷理致知”的路上对程朱理学的“根本革命”。

在胡适看来，程朱理学中的“玄学”部分，恰是佛道影响的痕迹，而理学中的实用理性和科学方法才是真正孔孟的精神。

他将理学二分的目的，就是要将玄学的“杂绊”从儒学的“真精神”中剔除出去，这项工作戴震不仅早就做了，而且在批判旧理学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新理学”。

“新理学”的特征就是从“实证的实迹上下手”。

由此可见，胡适完全淡化了戴震“气一元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趋向，而把其“反玄学”的启蒙精神单独二分出来给以极高度的评价，认为惟此才能昭显儒家的科学精神。

另外，就是褒扬清朝的考据学。

那么，载震的“新哲学”与前此的“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胡适同样采取了“二分法”的回答，认为主要区别有两点：后者谈虚理，而前者讲实用；后者主静、敬，而前者主动，主习事，主事功[16]。

这两大区别正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在中国的宋明儒学中，也就是“实学”与“玄学”的区别。

胡适通过对传统哲学“二分”的解构，坚定地认为“玄学”是释道的传统，“实学”是孔孟儒家的传统，这是他得以在中国的实用主义（实学思潮）与西方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之间相互诠释而使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到一种中国化改铸的方法论前提。

当然，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杜威的实用主义与中国儒家的实学传统在致思趋向上本具一种契合和相通之妙，此种契合和相通自然地使杜威比康德、黑格尔、罗素等人更易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悉、接受。

尤其像胡适这种实学情结深厚的儒生，在美国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恰如“他乡遇故知”。

由最初崇拜王充、范缜、张载、朱熹、顾炎武、戴震等人，到转而推崇赫胥黎（Huxley）和杜威，进而拜杜威为师，这对于胡适来说，实乃顺理成章之事。

然而，杜威的实用主义与胡适的实证精神毕竟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二者的致思趋向不尽相同。

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旨在克服主、客二元论，按照杜威的话说，就是“不承认在动作与材料、主观与客观之间有任何区别，但认为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中包括它们两个方面”[17]，这样，便在认识论根源上决定了杜威实用主义是一种“知行合一”论。

而胡适的实用主义很少有认识论价值，它纯粹是一种方法论。

第二，杜威的“实用主义”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价值论和世界观，但是胡适只选用了他的“实用价值论”和方法论，而摒弃了杜威的其它思想，并把“实用”提升为最高的价值理论和唯一的方法论。

这与胡适不爱谈“主义”的秉性有关，但也确实反映了中国儒学传统赋予他一种“实用理性”情结。

第三，杜威的思想来自于西方哲学传统，其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者的过程，尤其是黑格尔主义对他的自然经验主义产生了明显影响。

而胡适的思想却来自于中国的儒家传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对他产生了持久性影响。

胡适对杜威的哲学体系也采取了实用主义的“二分法”——他所接受的杜威实用主义仅是被他打上中国儒学烙印的那部分，胡适正是带着中国儒家实用主义的情结来欢迎和接受西方实用主义学说的。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期，实用主义所主张的疾虚贵实、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经世致用思想，可以作为一种过渡型理论模式而起到某些积极作用。

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流行，与其说是胡适个人的作用，倒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机制的作用和历史发展的契机使然。

二实用主义——胡适有时也把它译成“实验主义”和“实效主义”，其实在英文中都只是pragmatism这个词。

然而不同的翻译使其派生了汉语意义上差异。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胡适是在不加区别地使用这几个同源异译的术语，实际上，胡适变换使用这些翻译名词的做法显然有其特殊的用意。

在讲到“经世致用”——目的和价值时，胡适大多使用“实用主义”这个词；在讲到“穷理格物”——行为和方法时，胡适大多使用“实验主义”这个词。

很清楚，“实用”突出了胡适实用主义的目的论和价值论，而“实验”则突出了胡适实用主义的方法论。

“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在胡适那里用十个字一言以蔽之——“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大胆的假设”也即“大胆的怀疑”，由于胡适把这种存疑的方法系统化了，因此又叫“怀疑论”。

胡适曾说他受到赫胥黎“怀疑论”的影响，这是事实，然而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还是中国儒家的“怀疑论”。

“怀疑论”在中国儒家中具有悠久的传统，胡适认为它源于孔子，成于汉代王充和宋代的朱熹、欧阳修、马端临，至清代“怀疑论”已成显学。

早在胡适接受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学说之前，中国式的“怀疑论”已经在他头脑中牢牢确立了。

王充的《论衡》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发展史中历来受到很高评价。

《论衡》充满着疾虚求实的经验论和“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的科学精神——近代章太炎就特别欣赏王充的这种“怀疑之论”[18]，所以他给自己的著作取名曰《国故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