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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圣仑与韩国津川和天津津川无单放货纠纷案

原告：河北圣仑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河北圣仑）

被告A：津川国际客货航运有限公司（下称韩国津川）

被告B：津川国际客货航运（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津川）

案情介绍：2001年8月3日，原告河北圣仑与韩国买方订立了编号为01SHU0720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约定由原告向韩国买方销售各种尺码的全棉长裤25，000条，单价为FOB天津3.4美元/条，并约定以两种付款方式支付货款，即2.4美元/条以T/T（电汇）方式付款；1美元/条以信用证方式付款。

2001年9月30日，原告将其中的12，500条全棉长裤交付被告天津津川。天津津川签发了抬头为韩国津川，编号为JCSCC01074075的一套三份正本格式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凭韩国工业银行指示，启运港中国天津，目的港韩国仁川。在承运人签章栏中，除有[TIANJIN-INCHON INTERNA TIONAL PASSENGER&CARGO SHIPPING CO.，LTD.（1）]的印章外，还有天津津川总经理的签名。

庭审中，被告天津津川确认，该提单系被告天津津川所签，所使用的签单章为被告天津津川所有，且自1992年至今，天津津川一直使用该签单章签发提单。

涉案货物运抵目的港韩国仁川后，两被告未凭正本提单，而是凭韩国工业银行出具的保函，将货物放予他人。

另查明，2001年8月6日，韩国买方开立了以原告为受益人的编号为MO449108NS00071

的不可撤销信用证。但是，鉴于本案贸易合同约定的两种付款方式，原告分别于9月5日和10月4日两次要求修改信用证，并最终将信用证的有效期修改为2001年10月30日。

为了适应两种付款方式的需要，原告于2001年9月19日分别签署了编号为BP01844431的两套商业发票和装箱单。其中一套商业发票和装箱单载明货物的单价为3.4美元/条，总金额为42，500美元。这一金额与买卖合同约定的货物金额及中国天津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载的出运货物金额一致。另一套商业发票和装箱单所载明的货物单价为1美元/条，总金额为12，500美元，与信用证记载的金额相符。

因被告在目的港凭保函无单放货，买方又拒绝通过T/T方式支付30，000美元货款，原告未向银行结汇，因此，原告仍持有全套三份正本提单和全套正本商业发票和装箱单。

庭审中，两被告提交了放货时由韩国买方提交的保函后面所附的商业发票和装箱单的复印件。经核实，两被告提交的商业发票和装箱单均无签发日期，且商业发票的编号为BP01844426.而原告提交的两套商业发票和装箱单记载签发日期为2001-09-19，且商业发票的编号为BP01844431，与两被告提交的商业发票和装箱单均不一致。

再查明，涉案提单背面有管辖和法律适用条款。该条款约定，本提单所证明的合同适用韩国法，争议应在韩国解决或根据承运人的选择在卸货港解决并适用英国法。任何其他国家的法院均无权管辖。

原告观点（河北圣仑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海商法的规定，被告负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被告应当对其无单放货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与韩国买方关于货款的支付方式与被告履行运输合同无直接的关联性。

被告A观点（津川国际客货航运有限公司）：韩国津川认为，由于天津新港与韩国仁川之间货物运输仅需20个小时左右即可到达，提单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流转到收货人手中的。为了加快港口货物的流转，也为了减少给货方增加额外的费用，按照航运惯例，作为承运人的被告韩国津川是可以接受银行保函放货的。承运人的这一作法，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给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造成任何损失的。本案损失的产生，完全是由于原告的过错造成的。

因为被告韩国津川收到的货物发票是原告就涉案货物开具的，上面明确记载货物共计12，500件，每件1美元，总金额共计12，500美元。下方盖有原告的公章，并且原告也承认此发票是原告所出。因此，被告韩国津川认为，被告韩国津川的赔偿责任限额应为12，500美元。

至于原告出具的记载货物金额为42，500美元的发票，被告韩国津川不能认可。因为原告就同一批货物出具两张价格相差很大的发票，其本身就是违法的。原告的这种作法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且具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故意，是对被告韩国津川的一种欺诈。原告作为托运人，其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被告B观点（津川国际客货航运（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津川））：天津津川认为，在本案中，天津津川系承运人韩国津川的签单代理人，显然对本案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在本案中，天津津川签发的是韩国津川的提单。提单上清楚地表明了韩国津川是本案的承运人。韩国津川已确认了天津津川是作为其签单代理。而天津津川在本案中所从事的也主要是接受订舱、代签提单、代为收取运费等代理行为。因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本案的责任应由韩国津川承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驳回原告之诉讼请求，被告天津津川不承担30，000美元的赔偿责任，诉讼费用按比例由原、被告分别承担。

审判结果：天津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应为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正本提单放货纠纷。

关于本案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天津海事法院认为，虽然涉案提单背面条款约定“因提单引起的争议应在韩国解决或根据承运人的选择在卸货港解决并适用英国法。任何其他国家的法院均无权管辖。”但是，原告在天津海事法院起诉后，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对天津海事法院管辖提出异议，并进行了应诉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应视为两被告承认天津海事法院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实际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未曾向天津海事法院提出过适用法院地外法律的主张，也未向天津海事法院提交过相应的法律规定。因此，天津海事法院认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的争议。

关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天津海事法院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得以确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同法律关系的确立正是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之上的。而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提单被认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本案中，根据提单的记载和天津海事法院对天津津川的调查情况可以证明，涉案提单系被告天津津川使用自己的签单章所签发。被告天津津川虽主张其是被告韩国津川的签单代理人，但天津津川在签发提单时既未注名其为代理人的身份，也未向天津海事法院提交可以证明其为被告韩国津川签单代理人的相关证据，因此，天津海事法院对被告天津津川关于其是被告韩国津川签单代理人的主张不予支持。依据提单承运人的识别原则，被告天津津川应认定为承运人。再者，因涉案提单为被告韩国津川的格式提单，原告认为被告韩国津川与天津津川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共同承运人，被告韩国津川庭审中也明确承认其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承运人，原告与被告韩国津川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因此，天津海事法院认定韩国津川也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承运人。这样，两被告应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共同承运人。原告持有全套正本提单，根据提单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为涉案提单运输关系的托运人。所以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关于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金额，天津海事法院认为，买卖合同和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是认定出口货物金额的有效证据。原告提交的买卖合同和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均载明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单价为3.4美元/条，12，500件，总金额42，500美元。因此，天津海事法院认定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总金额为42，500美元。

关于原告货款支付方式是否违法且对两被告构成欺诈的问题。天津海事法院认为，首先，原告与韩国买方之间对于货款采用两种不同的支付方式的作法，既不违反我国法律，也未损害我国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告与韩国买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涉案原、被告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的货款支付方式与两被告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义务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因此，两被告关于原告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两被告利益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其次，我国民事法律中的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中，在原被告之间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证明文件中，并没有涉及货物金额问题。原告也从未向两被告告知过货物金额问题，两被告在无单放货前也未曾向原告询问过货物金额，当然也就谈不上原告故意告知两被告虚假货物金额或故意隐瞒货物金额真实情况的问题，因此两被告关于原告的货款支付方式对两被告构成欺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事实上，两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