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集传》自序考论

朱熹《诗集传》自序考论
作者：田鹏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6年第01期
摘要：朱熹《诗集传》自序是《诗经》序跋中重要的篇目，体现了《诗集传》的创作动机和“诗经宋学”的学术特质。

《诗集传》自序之创作时间并非是朱熹自己所言的“淳熙四年（1177年）”，应在公元1177年《诗集解》成书以后，其时《诗集传》之创作思想亦已成熟；《诗集传》自序是朱熹专为《诗集传》所作，并非之前学者所认为的，是朱熹为《诗集解》创作的旧序。

通过《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比较，可见朱熹在诗经学根本问题上所持观点的特殊性。

《诗集传》自序采用了“语录体”之体例进行创作，朱熹借助这种模仿圣贤口吻的文体，增强该书的学术影响。

《诗集传》自序对宋代以后的《诗经》著述和版本之序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深远影响。

关键词：朱熹《诗集传》序跋语录体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1-71-77
《诗集传》是朱熹倾四十年之功，集诗经理学之大成，创作的《诗经》阐释研究专著，在其后的八百多年一直作为官方认可的《诗经》通行本。

关于这部书的研究，时至今日也是诗经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因研究范围广，囊括了经学、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已经相当系统深入。

但以作品创作、作者和历史现实的纽带的序跋为切人点进行研究的比较少，对于朱熹诗经学研究的动机和著述序跋的创作还存在一定的盲点。

一、《诗集传》与“诗经宋学”
“理学”是“宋学”的基础和核心，是宋学高度发达之后的产物，是古代中国宗法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成熟的巅峰之作，有其学术研究方法的独立性。

理学思想体系是区别于以今古文经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意识形态和以疑经辨经为研究方式的宋学的。

这种本质上的区分在诗经学著述和研究方面体现的尤多。

朱熹是诗经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诗经学研究方面，他的两部诗经学著作《毛诗集传》和《诗序辨说》是诗经宋学代表性的著作。

除此之外，尚有一篇他为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所作序可供旁证。

朱熹本人生于公元1130年，卒于公元1200年。

他的思想直到南宋宝庆（公元1225年）以后才盛行，成为诗经学学术研究的主流。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他的朱学成为科场标准经历了坎坷的过程。

元世祖忽必烈在元大都设立的国子学，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由许衡建议，停止了唐宋以来以诗赋取士的考试方式，改为考经学。

许衡只是“诗经理学”进入科举流程制度上的推动者，其理论上的完善是和朱鉴、王柏、胡一桂和许谦的努力分不开的。

最终的科举考试程序是元仁宗皇庆（公元1313年）二年十月才确定下来。

明永乐时期修《诗经大全》，采用元代刘瑾的《诗集传通释》为蓝本，从此开始，仅以《诗集传》为标准取士。

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华夏的朝代，科举仅仅举行了七次，但是古代科举制度是在此定型的。

对诗经学而言，以经学取士的科举方式不但更进一步拉近了《诗经》和政治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把当时占诗经学学术统治地位的朱熹的诗经学理论和科举考试紧密连接在了一起。

朱熹的《毛诗集传》和《四书集注》的地位由“学术权威”上升到了“金科玉律”，个中缘由值得细细玩味。

关于朱熹的诗经学理论的当代专门研究，有檀作文编著的《朱熹诗经学研究》，但是以这部作品为代表的撰著和大多数诗经学史通论，在这个问题上都偏重对朱熹诗学观点和理学观点的梳理阐发，缺乏对朱熹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特别是诗经宋学和汉学、清学之间最本质的区别的描述。

关于朱熹的诗经学思想，谭德兴的《宋代诗经学研究》立足于《诗集传》的朱熹自序作了总结：
朱熹研《诗》的最终目的在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

这其中充满着浓厚的理学思维。

与二程一样，朱熹把《诗》视为理学教材，欲从中获得的是修身养性乃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朱熹之所以如此看重《诗》，这是因为他充分相信《诗》中蕴含着丰富的理学内涵。

故《诗集传序》说：“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天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因此，在朱熹看来，人事、天道之理无不包含于《诗》经之中。

他的这段总结已经概括了朱熹对于《诗经》的认识和研究理路，足可以代表绝大多数学者对于朱熹学理思想的大致印象。

在洪湛侯先生的《诗经学史》中，将“诗经宋学”的特点概括为五点：
不用《诗序》，就诗论诗，一也；
辨正旧解，阐发新意，二也；
兼采三家，不拘门户，三也；
注重义理，略于诂训，四也；
反对烦琐，力求简明，五也。

洪先生认为，“以上五点，朱熹的《诗集传》似乎均已具备。

”“这些，都是汉人、唐人所不能道的。

”③换言之，这五点也可概括为朱熹诗经学思想的最鲜明特点。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已经概括了朱熹作品的诗经学观点，但结合《诗集传》自序，尚有朱熹作品的创作和阐发机制有待挖掘补充。

二、《诗集传》自序之创作时间
关于《诗集传》的创作时间，北大中文系徐鼎一做过精心梳理：
《诗集传》完成于南宋淳熙年间，为朱子在淳熙四年（1177年）所作之《诗集解》删改而成。

据今人束景南考证，《诗集传》完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子五十七岁时。

之后又转引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
朱熹淳熙四年序定《诗集解》（原注：亦即《毛诗集解》），遂转而作《诗集传》。

淳熙七年其始悟雅、郑之辨。

十一年作《读吕氏诗记“桑中”篇》。

王懋竑据此篇推断《诗集传》成于淳熙十一年甲辰以后，而无确考……亦可证朱熹删削《诗集传》而成一小书定本在淳熙十三年。

起始创作《诗集传》的时间，绝大多数学者从王懋竑和束景南之说，认为是朱熹自己所言的“淳熙四年（1177年）”，也有少数人提出质疑。

根据朱熹的孙子朱鉴所著《诗传遗说》第二卷：“《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经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

”《四库全书总目》也完全采信了朱氏祖孙的说法。

莫砺锋先生总结道：“它原来并不是为尽去《小序》的《诗集传》而作，当然不能根据它来确定《诗集传》的成书年代。

”
解答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朱熹自序中最后关于时间和创作缘起的表述，是当时成文的时候就写好的还是在《诗集传》完成之后才添补上去的？
根据朱熹自己所言，这篇序并不是为《诗集传》所作，而是为《诗集解》创作的，他写道“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标注的创作时间是“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

束景南所言“淳熙四年序定《诗集解》”所指就是朱熹所言。

傅维森《缺斋遗稿》卷二《读朱子诗集传》也作证说：“朱子《诗集传》八卷，成于四十八岁，盖得道之书也。

稿凡两易，初稿说宗《小序》，尤未从浃漈之说也。

”《诗集解》是朱熹收集前人旧说加以研究的一部作品，是一部他认为失败的旧作。

束景南根据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的只言片语辑录成《诗集解辑存》。

吴其昌认为《诗集解》和《诗集传》是两部书，钱穆则认为《诗集解》是《诗集传》的初稿。

朱熹撰自序的题款一直被作为判定《诗集传》成书时间的重要证据，但是未曾明言这篇自序的创作时间。

一般学术著述的自序往往创作于作品初稿既成之后，或成书刊刻之时。

作者会在自序中言明作品创作的缘起、思路、目的等，为读者的阅读提供帮助。

按朱熹所言，他的这篇自序既不是和《诗集传》同步完成，甚至不是为这部书所作，理论上是所有诗经学著述序跋当中唯一的“张冠李戴”的作品。

自序和著作不搭配，是古代经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尤其值得研究。

首先通过两种比较可见其反常之处：
（1）《诗集传》自序和《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序的比较
《诗序辨说》原本附于《诗集传》之后。

在其中，朱熹对尊《小序》的古文经学大加抨击，题辞曰：“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

”说明《诗集传》成书之后，朱熹对《诗序》代表的毛郑诗学持否定态度，认为遵序者均为“肆为妄说”，自己早年的诗经学思想也在被否定之列。

朱熹为《吕氏家塾读诗记》所作序可作为旁证：
虽然，此书所谓朱氏者，实熹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

其后历时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旧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

熹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焉矣。

吕祖谦于1181年过世，朱熹1182年为他的遗作作序，该书马上被刊刻，有宋淳熙九年（1182年）江西漕台刻本。

那么朱熹《诗集传》自序的内容代表了他“少时浅陋之说”的诗经学思想吗？实际上并没有。

这篇序和《诗大序》在体例上联系紧密，内容针锋相对。

关于小序的态度，郝桂敏有过总结：“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小序》所言刺诗，一部分转为他意，一部分去掉刺意，这正是‘三纲五常’思想在解《诗》中的具体体现。

”朱熹在《诗集传》自序中说：“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这显然是朱熹诗经学思想成熟后所作。

（2）《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比较
《诗集传》自序使用了序跋文体中极为罕见的语录体，以设问自答的形式提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诗何为而作也（诗歌本质）；其所以教者何也（诗教）；国风雅颂之体（六义）；其学之也当奈何（学诗解诗）。

《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在核心内容上针锋相对，前者虽未在行文中明确提及后者，但在叙述逻辑和讨论要点上无不和前者相呼应。

其一，关于诗经的本质论，《诗大序》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集传》自序则认为：“尔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

此诗之所以作也。

”前者强调“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是上古诗歌创作和传播的本质。

后者强调“静”：“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这和朱熹“静主动用”和“理静气动”的理学主张是相合的。

其二，关于对“诗教”的理解，《诗大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在朱熹看来，“法先王”是靠不住的，“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

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
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只有圣人所言（对《诗经》的阐释）才可以被作为“诗教”的标准。

这是“诗教”的教育目的。

“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

”这是“诗教”的政治目的。

换言之，这种教育和政治的双重目的也是驱使朱熹著书的原因。

其三，对“变风”、“变雅”和“美刺”的理解。

《诗大序》认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郑玄《诗谱序》将之归于孔子的辑录：“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朱熹更进一步，将“变风”、“变雅”归结为两类：变风是“圣人之徒”所作；“变雅”虽然是“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但由“圣人取之”。

朱熹则极力夸大孔子在诗经学中的作用：“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天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朱熹对除孔子外其他诗经学观点持排抑态度，看似为了回归诗的本意，实际上是对自己作品权威性的强调。

其四，学诗和解诗的方法和目的。

郑玄《诗谱序》说：“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

于力则鲜，于思则寡。

”这是作为一般著书人希望自己的作品所能起到的作用的一般看法。

朱熹的自序未言及《诗集传》本身，除了讲“学诗之大旨”，竟然提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朱熹讲的“此”，不仅指学《诗经》，也暗示自己这本书所能起到的作用。

政治隐喻十分浓厚。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也是《诗大序》与《诗谱序》一一言及的诗经学最原始的根本问题，在后来学者的《诗经》序跋中多有论及。

但是还没有学者像朱熹这样拿出平起平坐的讨论姿态，模拟《诗大序》与《诗谱序》的行文理路。

朱熹自序的创作目的是要重新解答《诗大序》提出的四大问题，用这种在章法上甚至篇幅分配方面都和《诗大序》酷似的方式，是抱着与《诗大序》论争的态度进行创作的。

根据王懋竑撰《朱熹年谱》引朱熹在1177年所言：“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

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了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

”“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

”这里还有一个旁证：他在淳熙五年（1178年）给吕祖谦的信中说：“大抵《小序》尽出后人臆度，若不脱此窠臼，终无缘得正当也。

去年略修旧说，订正为多，向恨未能尽去，得失相半，不成完书耳。

”可知淳熙五年（1178年）开始，朱熹的诗经学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转而对先前的旧作进行大幅度修改。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才最终完成《诗集传》的创作。

淳熙十五、六年，朱熹曾向弟子自叙生平解《诗》经历云：“熹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荡旧说，诗意方活。

”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于是认定朱熹对于《诗序》的认识在创作中有两变：第一变是主《毛序》，作《诗集解》时期（绍兴三十年一淳熙四年），其中乾道九年删诸儒说，为一变，淳熙四年于《毛序》间为说破，又一变。

束景南先生强调在这个时期内朱熹“然均未能脱于《毛序》说之
外”。

在这种前提下，朱熹当然不可能创作一篇完全背离《毛诗序》意旨的自序冠于《诗集解》之前。

第二变是黜《毛序》，作《诗集传》时期（淳熙五年一淳熙十三年）。

综上所述，通过朱熹自己的言论和前人研究，可以划出一条时间上的分水岭——淳熙四年（1177年）到淳熙五年（1178年），他的诗经学思想由尊《小序》，到对古文诗经学和坚守《诗序》的学术理论的彻底否定。

朱熹希望另著新书和之前自己的观念划清界限。

至少可以确认，这篇自序创作自朱熹对《诗序》产生怀疑之后，即钱穆所说：“在朱子五十岁左右，始断然知《小序》之出汉儒。

”。

既然乾道九年（1173年）到淳熙四年（1177年）之间，朱熹着力于《诗集解》的编订，那么这篇与《诗大序》和古文经学针锋相对的自序就不可能完成于1177年之前《诗集解》的编纂期间，更不可能是朱熹为前作《诗集解》所作的序，“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就不能成立。

在《诗集传》自序中，朱熹未在字面上提到“《诗序》”“汉儒”等其他《诗经》著述序跋必谈的要素，也没有按照一般序跋的体例对诗经学发展源流加以综述，对今古文经和三家诗亦不置一词。

这在《诗经》著述序跋中实属罕见。

但是，这篇自序有四处提及“圣人”，在诗教和删诗方面极力强调孔子的作用，对其余诗经学学者避而不谈。

这刻意视作是对其他学者观点的一种“默认”的反对。

1177年之前，朱熹还对《诗序》抱着相信的态度，这也可作为朱氏自序不可能作于1177年之前的旁证。

在诗经学研究方面，朱熹已经完全超越并摆脱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自立门户了。

他对《诗集传》的撰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工作，大约始于淳熙四年，其修订则一直持续到庆元五年（1199）朱熹去世。

既然这篇序是他学术观念不成熟时期之作，既然他对自己的当时的诗经学观念不满意，那为何不为耗费他半生精力凝结的《诗集传》量体裁衣，另撰一篇能代表他成熟诗经学观点的自序，让这篇观点过时的序和“少时浅陋之说”的《诗集解》同朽？既然该序不是写给相对应的著作，为何这篇张冠李戴的文章反而被元明清三代学者奉为圭臬？自从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绝大多数《诗经》版本皆以这篇自序作全书之总序。

《诗集传》自序是假托《诗集解》旧作序，其中尊孔以及部分遵循《诗大序》的观点，以旧序冠新书，为的是使《诗集传》中的学术观点显得较为温和，更易被读者接受。

三、《诗集传》自序之创作体例
朱熹的《诗集传》自序在形式上使用语录体，标新立异，和所有《诗经》著述序跋均不相同。

这篇自序最突出的特点是连用四个设问，采用自问自答的语录体形式解答诗经学的四个核心问题。

这四个问题和古文经学的《诗大序》、郑玄撰《诗谱序》不但一一对应，而且针锋相对。

或有问于予曰：朱熹《诗集传》自序之前可有全部或部分使用语录体的序跋？
答日：有。

但均为引用圣人之言或先贤教诲，极少数为了增强语势，偶有自问自答，未见通篇以语录体行文的作品。

例如范处义撰《诗补传》自序，用“或曰”设问：“或曰《诗序》可尽信乎？曰：圣人删《诗》定《书》，《诗序》尤《书序》也，独可废乎？所占篇幅极小，且只是一般修辞。

曰：朱熹《诗集传》自序之前可有通篇使用语录体的儒家学者专著？
答曰：有。

但几乎都是圣人或先贤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撰写，未见何人自说自话，独自撰写。

儒家作品有《论语》和《二程遗书》。

即使如扬雄作《法言》，也只是在形式上模仿《论语》，本质上还是在向先贤致敬，不敢自出机杼。

唯有隋朝人王通，先是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又授意弟子作语录体《中说》。

此人急功近利，好自求名，时时以“孔子”自诩，欲与圣人比肩，和朱熹在人格上有相似之处。

西方的语录体经典，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西方思想和文学史方面有类似我国《论语》一般的崇高地位。

美国人查尔斯·比尔德仿造这部作品的体例作《共和对话录》，以致敬先贤。

记录先贤话语的作品，在形式上就具有神圣性。

对“语录体”作品的模仿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而且能借助到该文体本身的影响力。

这体现出了一种文学创作的规律：记言体作品是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作品体例先天便被赋予神圣性。

后世采用该体例进行创作的作家，未必仅仅因为记言体本身的艺术特色，主要是寄托了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超越前人的野心。

从这个角度审视《诗集传》自序，可将之视为一种类型的“拟经”。

曰：朱熹《诗集传》自序之后有没有全部使用语录体的序跋？
答日：有。

在明清两朝，朱熹的自序口吻屡屡被人效法。

徐渭在《草玄堂稿序》中模仿朱熹，以“或有问与予日”，作了三个设问，探讨“儒”和“诗”的关系，与《诗经》关系不大。

曹学俭《五经困学》之自序也如法炮制。

曹公自书胸臆，要立志：“予盖欲修儒藏焉，以经先之也。

撷《四库》之精华，与二程为鼎峙，予之志愿毕矣。

”钱谦益非常刻薄的评论他说：“采撷四库之书，十有余年，而未能卒业也。

”关于为何未能成书：“家有石仓园，水木佳胜，宾友歙集，声伎杂进，享诗酒谈宴之乐，近世罕有。

”此公模仿朱熹，已成笑料。

但是他的平生志愿便是“与二程为鼎峙”，这难道不正是朱熹的志愿么？这两人不约而同的模仿朱熹的方式作序，不仅是由于朱熹学说在元明两朝科举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由于这种煞有介事的语录体自序最能体现“代圣人立言”的写作目的。

若将《诗集传》自序视为“拟经”，这两篇作品就可以被作为“拟经之拟经”了。

朱熹最后又提到：“问者唯唯而退”。

《诗经·齐风·敝笱》：“敝笱在梁，其鱼唯唯。

”郑玄笺：“唯唯，行相随顺之貌。

”这是下对上的恭敬之态。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拜李桐为师，承袭二程“洛学”的道统。

他一定深刻了解“语录体”叙述方式在儒家著述当中的神圣性。

用这种模仿圣贤口吻的方式作序，寄托着朱熹的在学术上开宗立派，超越先贤的远大抱负。

以语录体作序是朱熹首创。

这种情结为他的崇拜者所觉察，并且在序中有所体现。

郝经为《诗集传》作序，在对诗经学学术史综述时对除朱熹之外的古今所有诗经学家均加以贬斥，云：
卒之三家之说不行，《毛诗》之诂训传独行于世。

惜其阔略简古，不竟其说，使后人得以纷更之也。

故滋蔓于郑之《笺》，虽则云勤，而义犹未备。

总萃于孔氏之《疏》，虽则云备，而理犹未明。

毛诗、郑笺、孔疏皆非解《诗》之至理，至于其他博物学方面的衍生作品：顾岂崎岖训辞鸟兽虫鱼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尽之哉！
自魏晋时吴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到宋代王应麟的《诗地理考》，以及后来元代王祎的《诗草木鸟兽名急就章》，这些作品在朱熹的追随者眼中是“拘拘屑屑”的作品，对解诗无益，不值言道。

关于其他宋学学者，辅广认为：
以及于宋欧阳子始为图说，出二氏之区域，苏氏、王氏夫子继踵驰说，河南程氏、横渠张氏、西都邵氏，远探力穷而张皇之。

逮夫东菜吕伯恭父集诸家之说为《读诗记》，未成而卒。

辅广对前人学说一笔带过，而且或明或暗指出种种不恰当，对朱熹却不吝溢美之词：
时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横澜，折圣学而归衷，集传注之大成，乃为《诗》作传，近出己意，远规汉唐，复《风》、《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粪训诂之弊，定章名音韵之短长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复，而三百篇之微意、思无邪之一言，焕乎白日之正也。

其他朱氏追随者也纷纷在序跋中表达对其学说的尊崇。

朱鉴《朱文公诗传遗说》自后序中说：
后之读《诗》者，能兼考乎此而尽心焉，则无异于亲承诲诱，可以得其义而无疑于其言矣。

如果朱鉴是朱熹的嫡系孙子，不好意思夸自家先人，尚比较含蓄，朱熹再传弟子王柏的口吻就大不一样了。

在他《诗辩说》自序中将朱熹的经学成就置于孟子之上：
紫阳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蕴，取圣经于晦蚀残毁之中，专以《四书》为义理之渊薮，于《易》则分还三圣之旧，于《诗》则掇去《小序》之失。

此皆千有余年之惑，一旦泛扫平荡，其功过孟氏远矣。

王柏对朱熹的推崇，为朱熹的诗经学权威地位定下了基调，即除孔子之外，儒家解经之法以朱熹为尊。

元代揭祐民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作序，提到“诗经理学”在元代遭际重要的两点，一是朱熹的《诗集传》地位在孔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