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与密尔功利主义之比较观

边沁与密尔功利主义之比较观作者：汤满江来源：《管理观察》2012年第22期摘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耶利米·边沁都是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发展和改革运动的重要人物，又是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这就引起了我的关注与好奇，因而对什么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渊源以及两位思想家的功利主义的异同作了比较：1、快乐和痛苦：对人性本质的分析；2、利已与利他：对功利标准的判断；3、自律与他律：对人的行为约束力的认识；4、自由与权威：对政府权力的界定。

通过分析和比较，对两位思想家有了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功利主义渊源比较在学习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理论时，知道他深受另一著名的思想家耶利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的影响，这两位都是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发展和改革运动的重要人物，又是功利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这就引起了我的关注与好奇：他们都是英国人，年代相近，又是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功利主义是否是他们的原创?他们的功利主义有何相似与不同之处?功利主义发展至今有何重大影响和价值?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而作了如下比较分析。

1功利主义思想渊源：未读过有关边沁和密尔的资料的人，一般会认为功利主义思想源于边沁而密尔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也熟悉边沁的名言：“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

其实功利主义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哲学家罗素谈到功利主义时说：“边沁及其学派的哲学的全部纲领都是从洛克、哈特里和爱尔维修来的；他们的重要地位与其说是哲学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然而，功利主义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公元前五世纪的亚里斯提卜、公元前四世纪的伊壁鸠鲁都曾提出过快乐主义或幸福主义的人生观，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智者派和以德漠克利特、伊壁鸠鲁为代表的感性主义伦理学都意识到了人的维度，普罗塔哥拉有句千古传诵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这个尺度在他看来就是人的感觉；德漠克利特则把“完人”与“至善”明确地同追求幸福的伦理要求联系起来，试图从现实生活和物质利益角度来阐明道德现象；伊壁鸠鲁更是把追求快乐看作是人生最高的善，在他看来，道德的价值不在于道德本身，而在于由道德引发出来的快乐，否则，道德就毫无价值可言。

爱尔维修也曾说过，如果爱美德没有利益可言，那就绝无美德。

但是，功利主义真正的产生，则是以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性的张扬为历史基础的。

英国哲学大师弗兰西斯·培根为功利主义建立了人性论基础，他认为道德哲学就是“考察人类欲望与意志的科学”，而且根据整体大于部分的原理提出了“全体福利说”。

霍布斯声称，自然权利其实就是源于人类趋乐避苦的本性，相互对立的私人利益须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而社会利益也须体现在私人利益的对抗中。

洛克则以鲜明的态度反对神学和理性主义的天赋道德原则。

他提出著名的“白板说”，认为道德只能源于过去和当前的经验。

“事物之所以有善恶之分，只是就其与苦乐的关系而言。

所谓‘善’就是能引起快乐或减少痛苦的东西：所谓‘恶’就是能产生痛苦或减少快乐的东西”。

与英法学者不同的是，黑格尔从纯理论思辨角度论证了功利论是启蒙运动的最终结果。

而边沁和密尔父子则是功利主义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他们把功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完全结合在一起，并使之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基石。

2功利主义基本观点比较2.1快乐和痛苦：对人性本质的分析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把个人利益看作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依据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哲学伦理学说。

按照他的解释，所谓“功利”是指外在事物能给当事者(个人或社会)产生或带来的利益或快乐，使当事者能避免或阻止的祸害或痛苦。

他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大主宰一痛苦与快乐一的统治下，只有这两者才能指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并决定我们将要怎么做。

‘求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它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同时又是人们衡量和评价一切行为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

”一句话，“求乐避苦”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

这就是边沁所说的“功利原则”，并把它作为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一把万能钥匙。

但他并没胡指出快乐和痛苦有质的差别，他认为：物质的或肉体的苦乐是基本的简单的苦乐，精神的苦乐则是复杂的苦乐，复杂的苦乐是简单苦乐的量的总和，二者并没有质的区别。

正如欣赏一幅名画与饱餐一顿精美的食品，二者所获得的快乐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不同。

并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计算发现每一行为苦乐价值的大小，从而去追求那种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确定性强、范围广的最大化的快乐。

这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他也会产生悖论，如当一群恶人欺负一个无辜的弱者时，这群恶人所获得的快乐的问题肯定大于弱者受承受的痛苦，如果认为这是道德的，则会十分荒谬。

与边沁只看到量的“快乐”不同，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还有质的不同。

例如，理性的道德情操的快乐比仅仅出于感官方面的快乐有更高的价值。

他说：“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头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拾底比做一个傻子好”。

并且密尔与边沁把最大幸福原则建立在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之上的看法不同，他强调人的社会感情，一再指出功利主义的所谓快乐或幸福并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全体的快乐和幸福。

人们在追求幸福时要平等地顾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彼此平等的社会。

在密尔看来，所谓幸福就是能增进快乐和避免痛苦，不幸就是痛苦和不快乐。

在这里，密尔与传统的功利主义不同，他不是以快乐作为最终标准，而是以幸福作为最终标准。

他认为，幸福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唯有幸福本身才具有内在的价值，因而密尔的幸福概念在对边沁的快乐主义作出修正的同时，也将其转化为幸福主义，这就涵盖了许多简单的快乐所不能达到的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2.2利己与利他：对功利标准的判断边沁认为，任何一种行为只要是增加了快乐，减少了痛苦，就是幸福的；只要某一行为增加社会幸福的趋向大于减少社会幸福的趋向，便可以判断这一行为是符合功利原则的。

但他始终以个人的苦乐感受和利益得失为出发点，认为人们之所以做出利他的举动，不过是出于利已的动机，利他是利已动机理性博弈的结果。

个人利益才是真实的，而社会利益是把握不定的，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基础，社会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合成。

因而他极力反对个人应当为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显然，这实际是上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人功利主义。

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则包含了更多的利他因素。

他认为，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当事者自身的最大幸福，而是与这一行为有关的所有人的幸福。

人们应该平等地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幸福，而不能对自己私利有任何偏袒。

另外，在功利主义中他还推崇自我牺牲的精神，密尔认为“尽管只是在世界的安排还不够完美的状态下，人们才会通过牺牲自己来服务他人，然而只要世界还处于不完美的状态中，我完全承认准备作出这样的牺牲是能够在人身上发现的最高的德行”。

也指出，没有功利目的的任何牺牲，不能增加社会幸福的牺牲都是无益的。

2.3自律与他律：对人的行为约束力的认识边沁认为，善即快乐，是值得追求的，然而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快乐时，人与人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

他说，每个人显然受到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影响，在大多数场合，这两种不同的利益往往是对立的，这就是公利与私利的矛盾。

为了协调它们，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四种制裁，即自然制裁、政治制裁、公众制裁和宗教制裁，以此作为“应如何行动”的理由和根据。

进而他认为这些制裁作为个人的义务感和动机的源泉，也是苦乐的重要来源。

例如，一个人的财物或身体受到大火的伤害，如果是由于自己粗心大意，可视之为一种自然制裁；如果是由于法庭判决，则属于一种政治制裁，即“惩罚”；如果是由于邻居讨论他的品德，而拒绝予以援助，则是一种公共道德制裁；如果是由于犯罪而遭受上帝的直接教训而引起的心神烦乱，则叫宗教制裁。

因此，边沁认为外在约束力是增进幸福，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推动力，这种他律的道德观对于社会管理具有一定启发性，使人们主动寻找社会因素，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

然而，除了外在推动力的约束外，密尔更加注重内在的约束力，即良心的谴责。

他认为，“无论我们关于义务的标准是什么，义务的内在约束力都是同一个——我们自己的心灵的一种感觉。

它是一种违背义务时引起的或强或弱的痛感，这种情感就是良心的本质。

”密尔反对良心起源的先验论观点，认为良心是后天经验影响和教育作用的结果。

所以，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作用可以培养人的道德良知，这种良知使他律的人成为自律的人，从而在整个社会中不断提升人的道德素养。

2.4自由与权威：对政府权力的界定与洛克等人的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论不同，边沁认为，国家的实质是社会成员中被统治者“习惯于服从”统治者。

换言之，当这种“习惯”状态出现时，人类就进入了政治社会。

至于服从的习惯从何而来，他说，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人们之所以会服从是因为“服从”能带来较大的功利，仅此而已。

边沁坦率地承认，亚当·斯密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是自己的政治理想。

因为当时英国新兴工业只有在这种“自由气氛”中才能兴旺发达，而政府过多的指手划脚则不利于经济增长，违背了功利最大化的要求。

而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所论述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讨论“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他进一步指明，要理解自由的真正意义就必须把它与权威、权力联系起来，而不是抽象地谈论自由。

在他看来，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始终贯穿于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的。

通过对历史中经验的考察和现实政治问题的分析，他发现了关于自由与权威的两种观点，即“限制论”和“扩张论”。

他认为两种观点都不恰当，但相对地，限制论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它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即在任何时候，限制政府施用于个人的权力都是极为重要的，也是符合功利原则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比较，对边沁和密尔两位思想家的功利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知道了功利主义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直到当代，它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经西秀威克、摩尔等人的不断修正和完善，现在已成为一种具有跨文化影响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燕继荣：《西方政治学名著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皮埃尔·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4]陈闻桐：《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引论》修订版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5]刘玉安：《西方政治思想通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 997年版.[7](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8]北大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9]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