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201410期--吉林集安新发现的高句丽碑_李东

吉林集安新发现的高句丽碑李东（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2012年7月，吉林省集安市麻线乡麻线村村民发现一通石碑。

该碑出土于集丹公路4.3千米处麻线河右岸河滩，东南距千秋墓约456米，西南距西大墓约1149米，是高句丽墓葬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石碑上刻有“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业”、“四时祭祀”、“烟户”等，字体与好太王碑相似，经相关专家研究该石碑的年代为高句丽时期[1]。

碑体由整块花岗岩加工而成，呈扁长方形，上窄下宽。

碑首呈圭形，右上角有缺损。

底部两角呈漫圆形，中间有榫头。

石碑残高173、宽60.6～66.5、厚12.5～21厘米，下部榫头高15～19.5、宽42、厚21厘米，重464.5千克。

正面上半部分碑文磨蚀严重，下半部分磨蚀较轻。

反面磨损严重，应为人为损毁。

正面阴刻碑文，隶书，布局规整。

竖书左行，共10行，前9行每行22字，最后一行20字，共218字。

石碑长期经河水冲刷、沙石磨损，部分碑文字迹模糊（图一）。

释文如下：
凡王兴于世，必应天道。

自承元王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天帝之子，河伯之
孙，神明护佑庇荫，开国辟土，继胤相
承。

」今王勒石，制令烟户，以傍河流，四
时祭祀。

然律制备长，烟」户差错，致烟户
擅买，为禁富足者转卖烟户守墓者以
铭。

」唯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二九
登祚，王神庇佑与东西，」威武振披四
海。

追述先圣功勋，弥高悠烈。

继古人之慷
慨，」绍承基业，以永后世。

自戊戌定律，
教言发令其修复，各于」祖先墓上立碑，
铭其烟户头廿，人名昭示后世。

自今以
后，」守墓之民不得违律更相转卖，虽富足
之者，亦不得其买」卖。

如有违令者，后世
子嗣依律，看其碑文，与其罪过。

碑文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邹牟王开创高句丽基业，顺应天道，得神明庇护，传王数代。

第二部分讲述今王制令烟户管理，说明立此碑于河畔，并供四时祭祀延用的原因。

第三部分歌颂好太王年轻有为，创立伟业，追思先贤，绍承基业，永世相传。

第四部分讲述自规定之日起，不得买卖烟户和买卖烟户将治罪的守墓烟户制度。

碑文第一部分讲述邹牟王开创高句丽基业，与好太王碑开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较为
DOI:10.13619/11-1532/k.2014.10.006
简单。

碑文首行“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与好太王碑首句“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业”完全相同。

碑文后半部“铭其烟户头”、“自今以后”、“不得□□更相转卖”、“虽有富足之者亦不得其买卖”、“□□违令者”等句式与好太王碑第四面后半部内容、句式相似。

好太王碑第四面记载：
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户差错。

唯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不令差错。

又制守墓人，自今以后，不得更相转卖。

虽有富足之者，亦不得擅买。

其有违令，卖者刑之，买人制令守墓之[2]。

此碑恰好可以印证好太王碑的记载。

我们可以判定，这是一通好太王时期关于禁止买卖烟户的陵碑。

好太王为了加强对上祖先王陵墓的保护，在这些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依靠它便于查点，不致差错，并制定了不许买卖烟户的制度。

碑文第二部分是确定该碑性质的文字，尤其重要，它说明立碑定制，约束烟户买卖的实际情况。

有学者将此部分理解为“高句丽王陵有一定数量的守墓烟户‘四时祭祀’，但出现买卖烟户的情况”[3]是不确切的。

此碑是好太王时期为禁止烟户买卖而专门设立的一通石碑。

烟户买卖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现象，烟户作为奴隶，其买卖触及了以好太王为首的王族的利益。

为限制或阻止烟户买卖的继续发展，好太王立此碑，制律令，并四时祭祀。

此碑的形制与好太王碑有很大差异，属于汉制碑的圭首类型。

碑阴应有类似“禁买卖烟户守墓者律令碑”的题名，并附有年号，由于磨损严重，确切情
（下转第73页）
■吉林集安新发现的高句丽碑
图一
集安高句丽碑拓片（约1/10
）
[40]同[20]，第128页。

[41]同[16]，第2680页。

[42]同[11]。

[43]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第
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4]同[43]，第12页。

[45]同[43]，第43页。

[46]同[17]。

[47]（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三〇，“谋反及大逆
人，子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若
祖孙、兄弟、姊妹，并没官。

男夫年八十及笃疾，
妇人年六十及废疾，并免。

出养、入道及娉妻未
成者，并不追坐”，第569～570页，中华书局，
1983年。

[48]同[20]，第132页。

[49]同[11]。

[50]（宋）陈思撰《宝刻丛编》卷九，第532页，清光绪
十四年（1888年）吴兴陆氏十三卷楼刻本；昭陵
博物馆张沛编著《昭陵碑石》，附二《现存昭陵诸
碑著录及录文一览表》，第247页，三秦出版社，
1993年。

[51]李阳《唐〈阎炅墓志〉考》，《碑林集刊》（十），陕西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戴茜）
况不得而知。

从文字内容及碑的形制看，此碑的年代应早于好太王碑。

文献中没有关于高句丽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律令的记载，此碑的内容是刻于石上的成文法，虽只限于管理王墓的烟户，但仍弥足珍贵。

集安高句丽碑是继好太王碑、中原郡高句丽碑之后发现的又一通高句丽文字碑，也是第三通高句丽时期以汉字撰写的文字碑。

这说明高句丽将汉字隶书作为其官方书体，用以对内发布政令、法律、文告，与外联系、交往、沟通。

圭形碑首以及底座的榫卯结构反映了高句丽对中原文化的承袭。

该碑的发现，对于研究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有重要价值。

附记：石碑拓片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昕提供。

[1]《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中国文物报》2013
年1月4日。

[2]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3]同[1]。

（责任编辑：吴然）
（上接第67页）
■唐阎识微及夫人裴氏墓志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