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规制中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最新资料

产业规制中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内容提要现有的关于产业规制中的政府和厂商决策行为的分析和研究，受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影响极为深刻，它通常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将政府和厂商的行为属性理解或描述为理性决策。

其实，无论是产业规制中的政府立法、司法和执行的实际运作，还是垄断性或竞争性厂商对规制政策的应对，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非理性决策的成分，并且其决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效用最大化。

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政府和厂商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的研究，而研究决策行为属性则需要有可行的分析路径。

如果我们在评说规制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能对政府和厂商的行为属性有创新式理解，将有助于规制理论框架的重塑。

作者何大安，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杭州310018)一、产业规制理论的若干评说经济理论创新对政府行为的影响，通常是现实中出现了原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困境而新的较为切合实际的理论能够提供某种朦胧解决方案的背景下发生的。

以契约双方各自难以预期对方决策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决定着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类型的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使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所代替。

产业规制理论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情况。

经济理论对选择行为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源配置格局和效率的研究，会受到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性的影响，无论是以市场失灵还是以政府失灵为分析底蕴的产业规制理论，都反映了经济学家以当时的信息和环境因素作为研究依据的分析烙印。

认识新旧理论更替这一学术现象，应将其看成是由特定时期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所塑造的。

市场万能的理念是不承认市场失灵的。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及其追随者的古典理论体系，不曾对特定产业的产品定价、产业进退、企业投资以及危害环境与安全而主张实施政府监督和管理等问题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产业规制理论之所以在斯密年代不会产生，乃是因为当时的技术进步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专业化分工尚不足以形成明显的自然垄断、人为垄断、产业壁垒和环境外部性等问题。

随着科技在生产领域的广泛运用，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发明和推广，自由放任经济在诸如资金筹集、经济规模、成本节约、市场竞争、社会福利等有效性方面受到了质疑。

针对这些市场失灵现象，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成立一批政府规制部门。

这段历史在表明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先于理论的同时，也说明了市场失灵与产业规制在实践中存在着相关性。

赞成产业规制的比较系统的理论，是建立在试图纠正市场失灵基础之上的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该理论认为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进入和价格实施规制，会产生自由放任经济条件下难以实现的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的双重满意结果，这些结果会提高社会的净福利。

规制公共利益理论通常被看成是对市场失灵进行实证研究的一种规范分析，它的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依据，是规模经济会导致单个企业出现显著的成本优势，从而使这类企业有可能限制产量或直接制订出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依据价格等于完全边际社会成本这一效率评判标准，该理论认为，产业规制可以克服一个或多个阻碍企业按效率标准营运的缺陷。

这种以产业自然垄断为依据而认为规制可以纠正市场失灵和消除价格歧视、垄断利润等不公平现象之观点的逻辑结论，是规制会带来社会净福利的增长从而引发公众对规制的需求。

但从现实来观察，由于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是以自由放任市场运作效率低下、尤其是以政府规制无需花费成本等为分析假设的，如果考虑政府规制需花费成本，则这种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倾向于以社会利益偏好来配置资源的解说，只是在理论上说明了市场失灵决定产业规制的必要性，或者说只是在理论上阐述了市场失灵与产业规制的相关性，它并没有实证出政府产业规制在资源配置上怎样具有高效率。

恰恰相反，政府在规制中需要支付大量成本的事实，却经常在产业规制实践中反映出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

正如不主张产业规制的经济学家所论证的那样，产业规制所引发的许多政府失灵现象则表明规制公共利益理论的政策主张是缺乏现实依据的。

我们从主张和反对产业规制的理论论战中看到，政府失灵在支持着反规制理论形成的同时，也在支持着放松规制的政策指向。

经济学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敏锐观察到政府失灵的。

基于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没有通过实证来说明社会净福利的潜在需求怎样形成规制，当人们发现许多既不属于自然垄断也不具有外部性的产业存在着价格和进入规制时，规制公共利益理论的“规制与垄断和外部性相关”的立论依据便受到了批评。

支持实行规制政策的微观经济分析的另一主要论据，是认为规制可以强迫让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卖主以平均成本为基础制订平均价格，但这种自信的观点暗含着“政府规制政策能够实现高效率”的假设，它没有考虑到规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在现实中的许多竞争场合，价格规制有可能会致使供给满足不了需求，于是，帕累托最优的微观基础会遭到破坏，政府失灵会损害社会福利的增进。

现实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存在，在折腾着政府规制行为决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要求着产业规制理论的创新。

规制有利于厂商的经验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

以施蒂格勒――佩尔兹曼――贝克尔等规制模型为代表的规制经济理论，或许是受到了规制俘虏理论的某些启发，这些模型通过对规制的供给和需求、政治支持函数、不同利益集团政治压力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否定规制公共利益理论的学术观点，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认为立法者和规制者被产业所俘虏，规制只是提高了产业利润并没有增进社会福利。

对理论水准要求很高的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规制俘虏理论仅仅是一种对规制经验的描述，而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

其基本理由是，规制俘虏理论的论证过程建立于规制偏向生产者的假设之上，没有说明规制为何偏向生产者而不偏向其他利益集团。

客观地说，以上的理论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用来评述规制经济理论，因为规制经济理论有关“利益集团影响规制政策”的假设，与规制俘虏理论的“规制偏向生产者”的假设存在着某些暗合的地方。

诚然，较之于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关于规制偏向于生产者的分析和研究并不是局限于对经验的陈述，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运用了经济分析的方法；但由于规制经济理论有关利益集团影响规制政策的假设，是以利益集团能够控制立法者为分析前提的，而现实中的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因此，这一假设前提使规制经济理论的立论依据又回到了“规制偏向于生产者”这一假设上来了。

撇开规制俘虏理论和规制经济理论对产业规制问题探讨的前提假设，单从它们对“产业规制是公共福利需要”的批评来考察，这两大理论实际上是认为产业规制的市场效应与政府期望达到的市场效率之间存在着偏离，而这种偏离则表明产业具体的规制政策，在政府看来是理性的，在厂商看来也许是非理性的，或者正好相反。

即便政府的立法、司法及执行机构针对某一具体的规制政策，也会对理性还是非理性选择做出不同的判断。

这一事实涉及到决策属性的判别标准或识别依据问题。

在现实中，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行为的纯理论分析与政府精英和企业经理的理解往往是不一致的，因此，对产业规制的主体行为的研究，首先面临着如何界定决策属性这一经济学至今仍然存在着争论的问题。

三、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分析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曾借助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理性的有关理解提出了颇具先验性特征的概念――理性经济人。

作为此概念之核心的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曾被长期而广泛地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学理。

虽然，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对这种既在理论上存在悖论又不符合实际的象牙塔式的学理进行过很多批评，但它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至今仍然很大，以至于只要人们论及理性就陷入以偏好一致性为基础的对效用最大化的说明和论证之中。

以产业规制理论所涉猎的理性问题而言，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行为理性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之所以捆绑于效用最大化而动弹不得，一是因为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原则通常规定着理性行为的结果必须有收益(正效用)，一是因为在联系动机和目的来分析行为选择时，行为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一种符合人性本能的公理。

拆析“理性经济人”概念，“理性”主要意味着偏好一致性，而“经济人”则是指效用最大化。

就新古典经济学本身的理论意旨而论，决策属性的这种解说或界定并没有什么错，因为这样的解说或界定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选择行为。

但是，由于行为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并不完全以经济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为唯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恪守“理性经济人”这一教义的思维定式是有背于现实的。

大约从1930年代开始，随着以交易成本、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逆向选择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包括后来的信息理论、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学流派，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不赞成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决策属性的如此界定。

那么，理性决策属性应如何界定呢?理解和界定决策属性是否属于理性的关键，首先，必须将行为活动拓宽到行为人的所有活动范围，而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经济活动区域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要以“行为人”范畴来涵盖“经济人”概念，而不能以固定于经济领域的“理性经济人”概念来封杀行为人在非经济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属性。

其次，要从行为过程而不能仅仅从行为结果来考虑问题，这种分析视角对明晰行为人理性属性至关重要，它可以确定出包括效用在内的解析理性属性的一般依据。

再其次，要从解析理性属性的一般依据出发，不以行为结果的正负效用作为判别理性属性的依据，要关注行为人在选择中是否进行了理性思考，以彻底摆脱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的理论束缚。

显然，如果这些对决策属性之理性的判定原则能够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站住脚，则判定决策属性的非理性便有了相应的根据，我们便可以对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做出有自己观点的理解。

在笔者看来，主体行为的理性或非理性属性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因素进行了以搜集、加工、整合和处理为过程的思考，以及行为人是否由此过程产生了对行为选择的特定认知。

这一针对主体行为之理性或非理性属性判定的立论依据在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要求人们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进行以分析、判断和处理为内容的思考，人的理性思考是以是否产生认知为标志的，同时，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又会反过来重塑人们的认知水平。

因此，将认知、信息、环境理解为影响或决定主体决策属性的三个基本要素，包括了行为主体选择的一切领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活动范围，并且这三大要素同样涵盖了效用问题。

但由于经济学长期囿于经济活动来分析人的行为选择属性，习惯于以效用是否实现最大化作为理性选择的观察点，因而，经济学家并没有将认知、信息、环境这三大因素专门作为决定决策属性的机理来理解和认识。

或许是以上的见解触及到了主体决策属性的某些症结点，西蒙(Herbert Simon)曾坚持认为应该将理性广义地界定为对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萨帕斯(Patrick，Suppes)在讲解理性人时则明确指出他们必须是“根据良好的理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