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古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研究述评_陈平

近三十年古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研究述评陈 平（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对古汉语词义发展的研究，历来训诂学家都颇为重视。

近三十年来，更是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对具体词语词义演变的研究和词义演变规律的研究。

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完善。

关键词： 古汉语； 词义发展演变； 研究述评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13) 06-0066-06语言是发展变化着的，词义自然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汉语自有文字记载开始，绵延数千年，其中词义的发展变化也很显著：单个词词义从单一到若干，各义项或紧密相承，或无据可循。

引起词义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词语内部的原因、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原因、语法原因、修辞原因、社会的原因等。

历代以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词义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各个方面的分析研究，不仅在实践中分析了一大批词义的发展演变情况，也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词义的演变有实词间的词义演变和词义虚化两类，本文仅以实词间的词义演变为对象，就三十年来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具体词义演变探讨和词义演变理论研究两方面做简单梳理。

一、古汉语具体词义演变的研究对古汉语具体词义演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单字、专题和专类、专书等方面的词义演变研究。

（一）单字词义演变研究以单个字为对象，研究其词义引申的脉络及演变原因。

例如，王云路的《释“踊跃”及其他——兼谈词义演变的相关问题》，黄斌的《“饭”字词义及其演变考》，吕传峰的《“嘴”的词义演变及其与“口”的历时更替》，余桃桃的《析“周旋”的词义引申》，黎传绪的《新解“相”字的本义及其词义演变》，费晓丹的《“绝”的语义发展和演变》，周勤的《从〈晏子春秋〉“刷”的词义演变谈起》，乐小梅的《浅析〈说文〉肉部与义有关的几个词的词义演变》，万献初的《〈故训汇纂〉的语义研究价值》研究《故训汇纂》中“回”字的11个义项的发展变化。

（二）专题、专类词义演变研究这种类型包括：专题词义演变研究，如冯海霞的《从物到人的词义演变研究》；专书中的专题词义演变研究，如车艳妮、赵桂欣的《〈诗经〉单音节形容词词义的发展变化浅析》；专类词义演变研究，如李倩的《敦煌变文单音动词词义演变研究》、陈练军的《居延汉简中的量词词义演变》；断代词义演变研究，如王小莘的《试论中古汉语词汇的同步引申现象》。

（三）专书词义演变研究专书词义演变研究大致包括两小类：专门研究具体书中的词义演变、专书或专类等语言词汇研究中涉及词义演变。

第一小类的研究成果目前还为数不多，如姜黎黎的《〈摩柯僧祗律〉单音动词词义演变研究及认知分析——以经贸、医疗、拘囚类概念场为例》，李倩的《敦煌变文单音动词词义演变研究》，朱淑华的《今文〈尚书〉词义引申研究》，杨海峰的《〈吴越春秋〉收稿日期：2013-03-03 作者简介：陈 平（1977-），男，福建宁德人，博士，研究方向：词汇、训诂学。

第15卷 第6期 铜仁学院学报V ol. 15 , No.62013年11月 Nov. 2013本义与引申义刍议》等。

第二小类比较多，主要因为专书、专类语言词汇研究在近一二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新词新义的研究又往往是专书词汇研究的重要内容。

这些专书词汇研究在揭示新义或多义词的同时，大都考察了它们的产生发展过程，并探讨其演变的类型和机制。

例如，董志翘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徐时仪的《〈玄应音义〉研究》，张双棣的《〈吕氏春秋〉词汇研究》，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陈年福的《甲骨文词义研究》，刘洁的《〈齐民要术〉词汇研究》，陈长书的《〈国语〉词汇研究》等均涉及词义演变的研究。

二、古汉语词义演变理论研究词义的发展演变绝大部分是有规律可循的，包括词义发展演变的方向、演变的结果、演变的动因、演变的类型等都不是杂乱无章的，其中的规律性探索受到现当代学者的广泛重视。

这类研究包括对一词内部词义演变的规律、词语之间的意义演变规律、字形构件引起的词义演变、具体引申类型以及对前人词义发展演变研究的总结研究等方面。

（一）一词内部词义演变规律研究一词内部词义的演变，即这种词义的演变主要是在同一个词内部进行，其相邻两个义项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就常说的“引申”①。

词义的引申在很早以前就得到学者的关注。

但在古代，开始的阶段，这种关注可能还不是很自觉的，也是不成系统的。

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到了清代，段玉裁等则有意识地分析词义引申现象，并揭示词义引申规律。

到了现当代，对词义引申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包括对词义引申具体类型的探讨研究和对引申规律的综合研究。

前者则大多以单篇论文形式体现；后者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相关专著的某一章节上。

1．词义引申规律的具体类型的研究具体类型的研究是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述词义引申的某一类型。

例如，黄荣发的《词义的比喻引申》，董秀芳的《词义的相背引申》，武惠华的《古汉语词义的动静引申》，殷寄明、邵文利的《论词义的因果引申》，方平权的《论体用引申》，徐今的《反向引申探析》，勾俊涛的《论古代汉语词义的反向引申》，何书的《试论古汉语动词词义裂变式引申》，于奉知的《词义引申新论——关于词音引申》，李中成的《古代汉语单音名词义之间的互补引申》，李中成的《古代汉语单音名词义内部的相似引申》，尹喜艳的《词义引申的修辞引申》，徐海英的《汉语词义引申中的隐喻和转喻研究》，徐莲的《通感式词义引申的规律及其扩展》等。

2．词义引申规律的综合研究以上所举学者对词义引申的研究主要是对引申规律的具体单个类型而言，而对于词义引申规律的综合研究，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对词义引申的规律及类型做分类。

高庆赐较早从综合角度探讨词义引申的规律，指出一词多义的意义和意义之间的内部联系，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各意义的内容具有互相联系的关系；意义内容具有互相对立的关系；意义内容具有互相关联的关系[1]。

在词义引申规律研究中，王宁的贡献尤为突出。

王宁与陆宗达合作发表《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1981），探讨了引申的定义、引申结果及引申类型。

其后，在《古汉语词义研究——关于古代书面汉语词义引申的规律》中再次对引申规律展开论述。

1983年与陆宗达合著《训诂方法论》将古汉语词义引申分为理性的引申、状所的引申、礼俗的引申三种类型。

1996年出版《训诂学原理》，在总结之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构了汉语词义引申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包括词义引申的基本表现、词义引申的规律性及其表现、词义引申的依据等，产生广泛的影响[2]54-59。

其他一些学者也为词义引申规律的研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例如，朱星的《汉语词义简析》、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符淮青的《现代汉语词汇》、洪成玉的《古汉语词义分析》、赵克勤的《古代汉语词汇学》、张联荣的《古汉语词义论》等词汇或语义研究的专著中都设有词义演变研究的章节。

对词义演变规律做综合研究的单篇论文也不少。

例如，王兴业在《引申义的演变规律初探》中以思维联想规律为线索，将引申义的演变规律分为相似引申、比喻引申等八种，并将将之与思维联想规律进行比较；邓开初在《关于古汉语词义引申机制的探讨》中从“必需”、“联想”、“依据”三个方面探讨了古汉语词义引申的机制。

（二）词语之间的意义演变规律第6期 陈 平：近三十年古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研究述评 67早期对词义演变的研究大多是考察一词内部的演变，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词义演变过程中有许多现象很难在一词内部的词义发展中找到规律，是“引申”说所解释不了的。

近二、三十年来，学者们开始注意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以此来解释一些词义发展变化现象，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就。

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②。

1．聚合同化“聚合同化”采用张博（1999）的说法，指的是新义无法从原有的意义中引申出，而是受同类词意义的影响而产生新义的现象[3]。

蒋绍愚1979年于《关于古汉语词义的一些问题》中首次提出“相因生义”说，后又于《古汉语词汇纲要》中再次进行探讨；罗积勇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试论汉语词义演变中的“相因生义”》中对相因生义及其类别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孙雍长在《古汉语的词义渗透》中提出“词义渗透”说，这种现象杨伯峻又称为“感染”[4]331；李宗江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在蒋绍愚和孙雍长的基础上提出“聚合类推”说；许嘉璐在《论同步引申》中提出“同步引申”说；王小莘的《试论中古汉语词汇的同步引申现象》，论述了中古汉语的同步引申现象的四种类型；江蓝生在《相关词语的类同引申》中提出“类同引申”说，其“类同引申”即许嘉璐的“同步引申”。

以上诸说张博在《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一文中将之统称为“聚合同化”。

2．组合同化“组合同化”，是采用张博（1999）的说法，指新义无法从原有的意义中引申出，而是受有组合关系的词意义的影响而产生新义的现象。

伍铁平提出“词义感染”说，指出词义感染也可能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同时起作用的结果，还可能发生在两种或几种互相接触的语言之间[5]；邓明在《古汉语词义感染例析》中亦指出词义感染是词义演变的一种特殊途径；朱庆之在《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提出“词义沾染”说；肖贤彬在《词义浸润：一种词义演变的新方式》中提出“词义浸润”说。

以上诸说，张博在《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中将之统称为“组合同化”。

“组合同化”和“聚合同化”诸说的提出本是为与引申相区别，但却因为无法跟引申做彻底区别而受质疑。

例如，徐之明的《“组合同化”说献疑——与张博同志商榷》和朱城的《关于“组合同化”的几点思考——与张博先生商榷》，二文均对张博文章所引部分例证提出商榷，并对“组合同化”说作进一步的补充。

王绍峰则进一步指出“诸种关于词义演变规律探讨的文章，似乎其关怀大体相同。

词汇演变不会有太多的规律，‘规律’越多，越表明我们要做的工作也许还应当再概括些”。

因此提出词义变化规律的“类推”说，认为类推是词义变化的基本规律,相因生义、同步引申、词义渗透、词义沾染、组合同化等，都属于类推的范围[6]。

（三)从字形构件看词义发展变化对于词义的发展演变，更多的学者是从其与词义联系的角度来分析，较少从文字的构形角度展开探讨。

马文熙填补了这个空白，指出词义运动的方式除了引申、彼此渗透、借义依附以外，还有一种特异的方式即词义裂变，即：在言语实际的影响下，构成本义的异意义素裂变成两个能独立运用的义位，而这两个义位分别与整个词形或某一构件相关。

并用这种方式解释了景、受、秉、祥等的词义演变[7]。

马文熙的观点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④，但遗憾的是自马文熙提出“裂变说”至今将近三十年，学界在这一领域几乎没有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