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方法综述

我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方法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松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大中城市转移，以规模大、迁移远、居住时间长为主要特点的“民工潮”导致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受教育群体的产生。

90年代后，从社会讨论到学界研究，再到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认知在不同层面、不同类型上得以深入发展。

本文从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两个维度对近十年文献的研究取向及内容进行梳理，以期展现已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整体特征。

一、我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综述的背景截至2013年，检索出以“留守儿童”为主题的研究综述共有29篇，其中对留守儿童整体进行综述的有16篇，就某一方面进行综述的有13篇。

在这13篇文献中，有6篇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综述，2篇对社会性发展问题进行综述，2篇对学业问题进行综述，1篇对思想道德问题进行综述，1篇对犯罪问题进行综述，1篇对体育教育问题进行综述。

对于某一问题研究方法的综述，需要兼顾文献数量和对该问题研究的成熟度。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

基于这样的考量，以“留守儿童”为题名检索2004-2013年间发表在“中国期刊网”上的论文共3343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444篇，博士学位论文9篇。

一般而言，博硕学位论文研究的方法和视角较为多样，且有与学位论文主题相关的论文发表，为了排除其对综述的干扰，尽量准确地呈现已有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故不选用博硕论文。

就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而言，CSSCI来源期刊的载文比普通期刊更具代表性。

因此对CSSCI来源期刊2004-2013年的内容进行检索，以“留守儿童”为题名，筛选出与“教育”有关的文献共131篇，以此作为综述的依据。

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归类分析，按方法视角划分，主要采用调查研究的文章有59篇，约占45%；主要采用思辨研究的有57篇，约占44%；主要采用个案研究的有8篇，约占6%；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有7篇，约占5%。

按学科视角划分，主要从教育学研究的有53篇，约占40%；主要从社会学研究的有53篇，约占40%；主要从心理学研究的有17篇，约占13%；主要从法学研究的有8篇，约占6%。

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的方法视角1.调查研究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始于对现状的调查。

2004年吴霓课题组在甘肃、河北、江苏三省挑选了5个县进行研究，通过调查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揭示出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由于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介入过少导致的学习、生活、心理等存在的问题。

[1] 段成荣与周福林对2000年人口普查的全国所有户中的10%进行了抽样调查，对于我国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分布、家庭类型和受教育状况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留守儿童的大量产生和存在，是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就业、教育、保障等体制的产物。

[2] 还有就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进行的调查，有学者通过分析鄂西北农村208名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状况指出，虽然大多数家庭在物质生活上满足了孩子，但是极少关注子女的精神生活；家长的文化和道德水平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大多数家长的教育观念先进合理，但是存在背离实际教育的行为；家庭教育很少注重方式和技巧；家长只在乎孩子学习成绩的高低等现状。

[3]此外，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地区之间留守儿童的教育情况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选择了不同区市进行调查，其中王玉琼等人对河南鲁山、叶县的4个乡镇4所学校共500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心理、道德以及安全等方面存在问题。

[4] 陶红等人分析了宁夏农村的发展状况，指出家庭关爱与教育的缺失导致部分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学业失教、心理失衡、行为失范。

[5] 还有学者研究了贵州、陕西、山东、吉林、四川、黑龙江等省份的情况。

2.个案研究受区域之间教育差异的影响，对于解决不同地区留守儿童问题所采用的策略应略有不同，除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外，一些学者开始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

吕绍清对150名留守儿童父母和儿童进行的访谈，表现出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打工、父母做出的留守决策、自己正经历的留守生活的主观认识。

这些认识揭示了留守儿童自身在生活与心理上存在的双重冲突。

[6] 同时，有研究者通过对19名留守儿童及监护人、12名教师的半结构式访谈，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后，除了物质生活有所提高之外，生活照顾、监护人学习管理、家庭气氛、父母关爱等方面均对留守儿童心理适应造成了消极影响。

与祖辈缺少沟通、祖辈监管不力、祖辈放任管教，留守儿童的母亲心情变差、命令与训斥增多、严厉惩罚增多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儿童快乐感、安全感减少，孤独、心烦等负性情绪增多。

[7]在对微观主体展开研究的同时，还有对中观层次即以学校为主要对象进行的研究。

有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学校进行研究，展现了民族地区部分农村儿童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危机，提出政府应保障学生最基本的生活和安全问题，兼顾学校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利益等政策建议。

[8] 另有学者选取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的四个村落及周边学校为基本个案进行纵向研究，分析了媒介暴力对农村留守儿童，尤其是留守男童的影响，并就此提出了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具体设想。

[9]3.思辨研究思辨研究是学者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的首选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通常基于对大量文献的分析，以较全面的理论评述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有学者总结出留守儿童在儿童的基本权利保障方面、人格发展方面、学习成绩方面、道德发展方面存在问题。

呼吁政府要主动担负相应的责任，以实现社会关怀；充分重视和发挥学校教育的优势，总结已有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经验；以教育部门为中心，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做出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以寻找事实基础。

[10] 通过深入反思，有研究者认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具有多因性，但是根源在于对儿童的忽视。

并从“儿童忽视”的视角对身体、情感、医疗、教育、安全和社会等六个方面分析了忽视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提出要开展关于预防忽视的社会教育，加强立法与执法，建立专门机构和组织，强化对留守儿童的心理与法律保护。

[11]另外有学者从留守儿童文化生活现状出发，依托新农村文化建设和文化共享工程，提出建构留守儿童文化信息服务模式的创新构想。

认为构建留守儿童文化信息服务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改善留守儿童文化环境的需要。

呼吁通过家庭和社会的协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环境，以提高留守儿童的信息素质。

[12] 还有学者从学前教育的角度，提出“乡村育儿院”的培养模式，实行留守儿童学前培养的社会化。

[13]4.比较研究对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在类型与层次上具有的发展差异，比较研究是一种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方法。

在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比较中，流动儿童在学习方法、学习环境、行为习惯和人际交往方面，要好于留守儿童；在留守儿童中，男生、非独生子女以及高年级儿童的学校适应情况要差一些，而流动儿童则不存在这些差别。

[14] 但是在受教育机会上，留守儿童显著偏高，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机会显著降低；与母亲在一起的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得到改善，但是与父亲在一起的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显著降低；独自流动和与父母一起流动的儿童受教育机会受到不利影响，但是与母亲在一起流动的儿童与其他儿童无显著差异；女童受教育机会明显低于男童，但是儿童类型对受教育机会的作用不因性别而异。

[15]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而言，那些父亲或母亲出国打工的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质量和心理成长方面状况较差，学习成绩的自我评价更低，班主任与他们的交流更多，更看重金钱，不快乐、希望高中毕业后出国挣大钱的人也更多等。

[16] 而在不同监护类型上，隔代监护和上代监护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较多，隔代监护留守儿童有较多的消极人格特征，单亲监护留守儿童与隔代监护留守儿童在心理发展状况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单亲和同辈监护留守儿童与普通儿童差异较小。

[17]三、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的学科视角1.教育学从教育学角度来研究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学者占多数。

首先有从教育层级进行的研究，在家庭教育方面，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弱化和缺失是引发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

在社区教育上，有学者提出通过完善农村社区教育体系的建设，从体制与制度落实上来化解留守儿童的教育危机。

[18]对于不同教育内容展开的调查。

有学者从德育的角度，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思想道德问题，建议从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个方面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全社会关爱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良好氛围。

[19] 有学者关注留守儿童正确解读信息、合理使用媒介的能力培养。

[20] 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视角的迁移，传统课程之外的教育内容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提出以城市图书馆援助为主，以农家书屋为平台，构建图书馆三级支撑体系的建议。

[21]2.社会学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研究，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项以广西边境地区农村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的调查表明，影响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因素包括监护人的教养方式、学校的管理方式以及亲戚与同辈群体。

[22] 另一项对我国东西部地区两省四县进行的调研表现出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社会化、人际关系社会化、教育社会化上存在显著差异。

而区域经济水平、教育投入、社会文化、家长流动特征等，是影响留守儿童社会化差异的主要原因。

[23] 有学者基于结构网的理论，认为建构学校、社区、家庭及以留守儿童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社会支持网络模式，能满足留守儿童在心理发育、个体发展和社会保护等方面的现实需要。

但是需要加强教育引导，深挖传统社会资源，加快政府制度建设，引入社会模式，才能使社会支持网络发挥最大的功效。

[24]值得一提的是，段成荣带领团队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地域分布等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提出应该从相关制度改革入手，为他们进入城市与父母团聚创造有利条件，平等地享有城市的公共教育资源和保障；应该提前规划农村学前教育；在重点关注西部较落后的省份的同时，也应重视东部较发达省份的农村地区。

[25]3.法学越来越多研究者从法学的视角对留守儿童全力保障问题进行研究。

除受教育权之外，留守儿童还普遍面临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等诸多权利全面缺失的不利状况。

[26] 这些基本权利的缺失，会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心理障碍、行为习惯较差以及安全隐患。

因而要依靠加强立法，适时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和国义务教育法》，构建亲属监护责任机制，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完善留守儿童法律服务体系。

[27]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留守儿童平等发展权的法律调整原则是留守儿童平等发展权法治建构的关键，要努力建构创新包括亲权监护主导的多元留守儿童监护制度、国家控制的留守儿童多中心福利制度、受教育权为核心的留守儿童平等发展权保障体系、留守儿童平等发展权等的可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