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论文：论德主刑辅在唐律中的体现

唐律论文：论德主刑辅在唐律中的体现摘要唐律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之作、巅峰之作。

很有研究意义。

唐律中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本文重点研究儒家德主刑辅在唐律中的体现，并浅谈了一些借鉴。

关键词唐律德主刑辅成文法一、《唐律疏议》的由来唐朝建立以后，唐高祖命裴寂等人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编制了《武德律》。

唐太宗贞观年间，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删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了《贞观律》。

唐律自从贞观年间修改后，就没有再作过大的变动。

唐高宗继位后，除了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解释无凭的问题。

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时叫作《永徽律疏》，于是颁行全国。

这样，唐律在实施过程中，就有了一个统一的解释，对于怎样理解唐律的条文以及用哪条律文更合适也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为唐律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权威的解释。

经过开元年间的刊定，唐律及其疏议变得更加完美。

其后，中经唐末、五代、两宋，直至元朝，最终定名为《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

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

《唐律疏议》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其无论是立法思想、原则、篇章体例，还是法律内容，都承袭了以往各代立法的成果，是前朝立法之集大成者，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使唐律熔封建法典之共性与自身发展完善之特性于一体，以“一准乎理，而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

唐律不仅对唐代的政治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代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成为后世封建立法的典范。

二、德主刑辅思想的渊源德主刑辅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以礼仪教化为主,以刑事惩罚为辅。

（一）先秦儒家的德主刑辅——以孔孟为代表的德主刑辅思想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从“礼”、“仁”结合的思想出发,主张为政以德,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孔子认为,统治阶级要治理好国家,实行“礼”治,必须以道德教化为主。

他不仅注重教化,还扩大了教化的范围,主张不分贫富贵贱,对庶民也进行教育,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

另外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否定刑罚和法律的作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教化不起作用的时候,孔子仍主张用暴力镇压人民的反抗。

他主张的是宽猛相济,德刑并用,道德与法律各有其功用,结合起来才会运用恰当。

在德礼与刑罚之间,孔子强调的是德礼而非刑罚,认为刑罚只能惩办于犯罪之后,而德化与礼教却能防患于未然,即所谓“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

孔子曾经将德礼与刑罚的作用进行比较,其结论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也就是说,使用政令和刑罚的强制手段来治民,只能使人们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们感到犯罪可耻；只有以德礼为治,才能使人们有羞耻之心,而从内心归复。

刑罚的暴力虽可以镇压人们的反抗行为,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反抗之心。

只有以道德来治理国家,教化百姓,才能使人民心服口服。

所以最有效的统治方法莫过于以道德礼义来化民向善。

此外,对于必须使用刑罚的情况,孔子也主张先教后诛,先德后刑,反对“不教而诛”,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

在一般情况下,孔子总是强调道德教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是他首倡的“德主刑辅”说。

这种主张对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有很深远的意义。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期兴起的重民思想,特别重视民心的向背,主张“仁政”,重视教化。

他和孔子一样,把“德”置于首要地位,把“刑”与“法”置于从属地位。

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强调道德教化,并不只是对“小民”讲的,他要求每个人都应重视道德修养,用伦理道德进行自我约束。

他理想的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他的这些言论,对后世影响很大。

此外孟子针对当时各国的封建统治者滥用刑罚的现实,提出“省刑罚”的主张,反对严刑峻法,反对法家的重刑主义,反对株连。

孟子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在历史上被视为儒家的正统,传承二千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二）董仲舒新儒学中的德主刑辅法家的严刑重罚导致了秦王朝二世的灭亡,汉朝建立以后,汉初的统治阶级认真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转而以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西汉中期,黄老思想已无力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作为治国的统治思想。

董仲舒以先秦儒家学说为中心,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家以及西周的天命神权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形成了统治中国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正统儒家思想。

在统治方法上,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主刑辅”法律思想,并将其置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之上,与其人性论捏合在一起,加以论证,使“德主刑辅”思想得以理论化。

他从阴阳学说出发,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先德而后刑,明德慎罚,用“仁德”代替严刑,但他并不否认刑罚,只不过德与刑相比,应有主次之分。

“德主刑辅”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刑法原则,在具体运用上,董仲舒综合了先秦以来的人性论,创造了“性三品”，“圣人之性”天生性善,是上天派到人间施行教化的人,对他们不需要进行教化,更用不着刑罚；“斗筲之性”,天生性恶,冥顽不灵,虽经教化也不能为善,对这种人只能用重刑加以镇压；“中民之性”,既可为恶,也可为善,对这部分人主要用德教,先德而后刑,只在教化不起作用时才用刑罚制裁。

汉代儒家的德刑观强调了德治与法治相互辅佐,互为表里,二者缺一不可。

刑罚只能在出现恶的行为之后加以惩罚,而道德教化则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刑罚只能惩戒邪恶,而道德教化在治理天下时更能笼络人心。

两者相比较,自然德政的功用更可以治本。

自此，德主刑辅作为一种法律指导思想对历代封建法律思想都有着深远影响。

《唐律疏议》更是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制定的历朝法律中的巅峰之作。

三、德主刑辅在唐律中的体现（一）以儒家经典作为立法的理论依据《唐律疏议》旁征博引,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诸如《尚书》、《诗经》、《礼记》、《孝经》、《国语》、《春秋》、《左传》、《公羊传》、《周礼》、《论语》等儒家之重要经典,几乎无一遗漏。

特别是在《名例》篇中,涉及十恶、八议、五刑等刑法基本制度和重大原则时,引证更见频繁,其立法的理论依据多出自其中。

1．“十恶”重罪,见于律条始于《北齐律》,称“墨罪十条”,后历经魏晋及隋相沿,至唐更臻规范,是唐律所严惩的行为。

李悝的《法经》早一步就提出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而《唐律疏议》是对十恶重罪的认识更深化了一步,指出其要害是“亏损名教,毁裂冠冕”,所以要“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但是在对十恶重罪进行评价时,《唐律疏议》不引《法经》,而是引《春秋》、《左传》。

例如：“盗及伪造御宝”是“大不敬”罪中的一条,《法经》早有“盗玺者诛”的说明文，但是《唐律疏议》不引《法经》而引《礼运》说:“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考制度,别仁义’,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敬之心,故曰大不敬”。

2．《名例》“议”条的疏议说:“周礼云:‘八辟丽邦法’今之‘八议’,周之‘八辟’也。

”说明律中的“八议”原则来自周礼规定的“八辟”之制。

八议中的“议宾”是对前朝遗臣的优待。

所谓“宾”是指“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

《唐律疏议》为了说明“先代之后”特意引《诗经》“有客有客,亦白其马”之句。

这句诗译成白话是“客来啦,客来啦,骑着白色的骏马”。

诗中的客人是指殷商的旧臣微子。

周建国以后,封微子于宋,并以客礼待之。

从如此久远的历史中搜寻一句古诗作为立法依据,足见立法者的煞费苦心了。

3．“五刑”是《名例》中规定的刑法,包括笞、杖、徒、流、死。

五刑的刑种、刑罚等级的确定都与儒家经义有关。

《孝经·援神契》云:“圣人制五刑,以法五行。

”由此可见光是“五刑”的来源就足以说明礼在唐律中的地位。

《唐律疏议》“于礼以为出入”,以儒家经典注释律文,阐明律义,将儒家宗法伦理道德观念渗透到律典的字里行间,使得儒家礼义道德牢固的处于统帅律的支配地位,儒家经义贯穿于整个《唐律疏议》的始终,成为《唐律疏议》立法的主要理论依据。

（二）把儒家主张的伦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上,儒家的一贯主张是先礼后刑,出礼而入刑。

在《唐律疏议》中,立法者们始终坚持着这两条立法原则:1．“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以孔子为宗的儒家最推崇的就是伦理教化思想,尤其对于德,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统治方式莫过于以道德礼义来化民向善。

在《唐律疏议》中,儒家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唐律疏议·名例》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大意是:德礼是为政教化之根本,刑罚是为政教化所必需的手段,德礼与刑罚相辅相承,犹如早晚相续而成昼夜,如阳春阴秋而成为年岁一样。

“德礼为本”就是以宗法伦理作为治国治民的大经大法。

“刑罚为用”就是以刑罚作为治国治民的工具和手段。

礼法并用缺一不可,但是两者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主”与“辅”,“本”与“用”的关系,“德礼为本”,正是《唐律疏议》的指导思想,而“德礼”的核心内容乃是宗法伦理,即“三纲五常”。

2．“一准乎礼”《唐律疏议》“一准乎礼”,就是说《唐律疏议》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人伦观念为指导的。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

”也说明了《唐律疏议》的制定是“于礼以为出入”的。

这里所说的礼,是指儒家的纲常名教。

也就是说,作为封建伦理观念核心的纲常名教成了制订和实施唐律的依据和准绳；同时,《唐律疏议》也使体现纲常名教的“礼”与法律规范更紧密地糅合起来。

《唐律疏议》“一准乎礼”的最明显体现是“十恶”大罪的立法规定。

它们的立法依据都是“宗教人伦”,也就是纲常名教。

《唐律疏议》中“十恶”都是反映的“宗教人伦”。

例如：“君为臣纲”与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罪。

“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是纲中之纲，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皇权。

违背了“忠”的道德是最大的恶,是最严重的非礼，非礼即非法。

所以,对皇帝不忠,自然成了最大的犯罪。

把上述犯罪列入“十恶”,其立法意图是旨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君为臣纲”的纲常和“忠”的道德。

所谓“谋”不是行为的结果,而仅仅是一种意图。

将“谋反”,“谋大逆”,“谋叛”作为“十恶”大罪来惩罚,不是惩罚侵犯君主和国家安全的行为,而是惩罚“不忠”的主观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