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礼刑并用：从八议制度入手,探究唐代法律中的礼制因素

德主刑辅，礼刑并用：从八议制度入手，探究唐代法律中的礼制

因素

八议是八类权贵人物犯罪以后，“大罪必议，小罪必赦”，享受特殊优待，司法机关不得擅做处理的制度。“八议”为：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八议”制度的直接渊源是《周礼》中的“八辟”之制，曹魏时八议入律。唐代则在曹魏基础上更加完善了这一制度，在《名例律》中专门规定了八议条款。本文将从唐代的八议制度，探究唐代法律中的礼制因素，明白礼制法律化、法律儒家化这一封建社会治理内核。

一．唐代以仁义为核心的的政治理念

自西汉初年，儒家经过不断改革，成为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新思想，满足了政治统治的客观需要，给与了地主阶级一个在当时最迫切的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吸收了阴阳家，道家和法家的集权思想，并对儒家原来的“礼制”进行了改造。这一新思想因为满足大一统的需要，而得以逐渐成为地主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所采取的第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董仲舒的礼制思想主要表现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注重民生，维护等级制度等。

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的政治与法律实践，唐代统治者深刻吸取了隋代严刑峻法二世而亡的教训。唐初的统治者十分注重民心的重要性，《贞观纪要》中记载唐太宗的言行就十分看重民生，“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也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注重民生就是仁义之政的核心，为了这个核心，他要求皇室子弟克制私欲，减少开支，精简政府官员等等，力求减少百姓的负担。

唐太宗这种仁义的治理方式，对于唐代初期社会秩序的恢复，经济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所采取的“仁义之政”思想，在社会经济上表现为“轻徭薄赋”“均田政策”“劝课农桑”等，而在司法上便表现为“轻刑慎罚”“德主刑辅”。他力图通过减轻刑罚与民休息，贞观四年，全国仅29人被判死刑。正因他的不懈努力，保持仁义之心，唐初的百姓才能迅速从隋末战乱中恢复过来，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盛唐气象。

二．八议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八议制度的最早起源可见于《周礼》中《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一节，“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这八种人犯罪必须经过特殊的“议”才能够判决。这一制度在当时只是一种刑事司

法原则，虽然的确影响了当时的司法政策，比如对殷商遗民的宽宥政策等，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

春秋战国诸侯崛起，礼崩乐坏，各国为了霸业争相变法，尤其以秦国商鞅变法为代表，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不再承认“八辟”这一对特殊阶级特殊对待的制度。到了汉代，随着大一统王朝的重新建立，有了“上请原则”。《汉书·高帝记》记载“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是指贵族官僚犯罪，司法机构不得擅自裁决而必须上报请示皇帝裁决的制度。这一做法在宣帝、平帝、光武帝时期都得到了沿用和发展，“八议”在两汉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

曹魏时，“八议”入律，这一制度成为正式的法典律条。经过汉末乱世，在反复的政权更迭中，有远见的魏武帝曹操开始重视法律的作用，同时对儒家的礼制思想也比较认同。因此在制定新律时，为笼络门阀士族，体现儒家礼制的原则，完善新的刑罚制度的适用原则，将“八议”直接写入国家根本法典之中。三．“八议”在唐代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分析

1.十恶重惩原则

十恶重惩原则作为维护皇权，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也是“八议”制度的例外条款。隋代《开皇律》在北齐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将其改为“十恶”，这十恶分别为：“谋反，谋大逆，谋判，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由于这十恶严重危害到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因此在法律上被单独列出，在“八议”“官当”等法定减免的适用上都要给与特殊规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十恶重惩”原则被唐代及其之后的封建王朝继承了下来。

2.同等身份所犯罪名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处理结果

按唐律规定，凡是属于“八议”范围以内的人员，除去“十恶”罪行之外，其余死罪皆需先奏请议；流罪以下，减一等处罚。也就是说，除去法定例外情况“十恶”的罪名皆可适用“八议”制度。但事实上，真正适用“八议”制度的权贵并不多，这一制度在大多情况下都属于备而不用的。

以同为宰相的裴寂和刘文静来举例，二人同属太原起兵的元老，李唐定鼎天下的功臣，都属于“八议”范围内的“议故，议贵，议功”，理应受到“八议”的庇护，但二人的处理结果却完全不同。

“太宗大怒，谓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我杀之非无辞矣。议者多言流配，朕其从众乎。”

这是《新唐书裴寂传》对于裴寂所犯罪名记载，太宗所列四项罪名每一项都足以至裴寂于死地，但最终能适用“八议”条款将罪行改为流配，给与他较轻的处罚。

同样是太原起兵元老的刘文静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根据《新唐书刘文静传》的记载，他的罪名有“会家数有怪，文起忧，召巫夜披发衔刀为禳厌”“忿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验”，高祖并没有适用“八议”制度对其减轻刑罚，“遂杀之”。

根据数据统计，唐代宰相犯罪人数139人，确定适用“八议”者不过9人，无法确定是否适用“八议”者26人。可见，适用“八议”减免罪行的情况并不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一团体原本位高权重，一些小的罪过可以通过“官当”等制度减免，并不需要“八议”。二是“八议”制度最终还是需要皇帝裁决的，而这一团体所犯大罪终究会牵扯到政治斗争中，而无法得到公正客观的裁决。四．唐代法律的灵魂——礼制

1.礼是唐律的立法原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法制等级制和维护皇权始终一体。法律作为维护等级特权的工具，要使其作用得到充分体现，则必须得到普遍认同，因此儒家千百年传承的礼的精神就必须融入法律。同时法律也通过其强制力强化礼，最主要是强化礼的核心“亲亲”“尊尊”。

礼的本质在于维护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人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制的核心目的便在于形成一个“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等级社会结构，从而维系王朝的统治秩序。“八议”作为对特权贵族的优待，正是“亲亲”“尊尊”思想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唐律疏议》继承了维护等级秩序，这一儒家礼制的基本原则，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划定不同的秩序供人们遵循，人们一旦违反这一秩序便会遭到强势打压，而其中最严重的越轨行为莫过于违反“三纲”。因此，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判，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种罪名严惩不贷，不能在“八议”“官当”等赦免的范围之内。

2.礼是定罪量刑的直接或间接依据

《唐律疏议》共12篇，502条，其中绝大多数都与礼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唐律疏议》的疏议部分，长孙无忌在解释律条时所引用的儒家经典就多达二十余种，通过引用的大量儒家经典来解释法律，在实际判决案件之时直接适用这一部分，将礼的因素融入法律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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