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礼刑并用：从八议制度入手,探究唐代法律中的礼制因素

德主刑辅，礼刑并用：从八议制度入手，探究唐代法律中的礼制因素八议是八类权贵人物犯罪以后，“大罪必议，小罪必赦”，享受特殊优待，司法机关不得擅做处理的制度。

“八议”为：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

“八议”制度的直接渊源是《周礼》中的“八辟”之制，曹魏时八议入律。

唐代则在曹魏基础上更加完善了这一制度，在《名例律》中专门规定了八议条款。

本文将从唐代的八议制度，探究唐代法律中的礼制因素，明白礼制法律化、法律儒家化这一封建社会治理内核。

一．唐代以仁义为核心的的政治理念自西汉初年，儒家经过不断改革，成为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新思想，满足了政治统治的客观需要，给与了地主阶级一个在当时最迫切的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吸收了阴阳家，道家和法家的集权思想，并对儒家原来的“礼制”进行了改造。

这一新思想因为满足大一统的需要，而得以逐渐成为地主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所采取的第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

董仲舒的礼制思想主要表现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注重民生，维护等级制度等。

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的政治与法律实践，唐代统治者深刻吸取了隋代严刑峻法二世而亡的教训。

唐初的统治者十分注重民心的重要性，《贞观纪要》中记载唐太宗的言行就十分看重民生，“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也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注重民生就是仁义之政的核心，为了这个核心，他要求皇室子弟克制私欲，减少开支，精简政府官员等等，力求减少百姓的负担。

唐太宗这种仁义的治理方式，对于唐代初期社会秩序的恢复，经济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所采取的“仁义之政”思想，在社会经济上表现为“轻徭薄赋”“均田政策”“劝课农桑”等，而在司法上便表现为“轻刑慎罚”“德主刑辅”。

他力图通过减轻刑罚与民休息，贞观四年，全国仅29人被判死刑。

正因他的不懈努力，保持仁义之心，唐初的百姓才能迅速从隋末战乱中恢复过来，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盛唐气象。

二．八议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八议制度的最早起源可见于《周礼》中《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一节，“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

”这八种人犯罪必须经过特殊的“议”才能够判决。

这一制度在当时只是一种刑事司法原则，虽然的确影响了当时的司法政策，比如对殷商遗民的宽宥政策等，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

春秋战国诸侯崛起，礼崩乐坏，各国为了霸业争相变法，尤其以秦国商鞅变法为代表，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不再承认“八辟”这一对特殊阶级特殊对待的制度。

到了汉代，随着大一统王朝的重新建立，有了“上请原则”。

《汉书·高帝记》记载“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是指贵族官僚犯罪，司法机构不得擅自裁决而必须上报请示皇帝裁决的制度。

这一做法在宣帝、平帝、光武帝时期都得到了沿用和发展，“八议”在两汉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

曹魏时，“八议”入律，这一制度成为正式的法典律条。

经过汉末乱世，在反复的政权更迭中，有远见的魏武帝曹操开始重视法律的作用，同时对儒家的礼制思想也比较认同。

因此在制定新律时，为笼络门阀士族，体现儒家礼制的原则，完善新的刑罚制度的适用原则，将“八议”直接写入国家根本法典之中。

三．“八议”在唐代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分析1.十恶重惩原则十恶重惩原则作为维护皇权，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也是“八议”制度的例外条款。

隋代《开皇律》在北齐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将其改为“十恶”，这十恶分别为：“谋反，谋大逆，谋判，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由于这十恶严重危害到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因此在法律上被单独列出，在“八议”“官当”等法定减免的适用上都要给与特殊规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十恶重惩”原则被唐代及其之后的封建王朝继承了下来。

2.同等身份所犯罪名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处理结果按唐律规定，凡是属于“八议”范围以内的人员，除去“十恶”罪行之外，其余死罪皆需先奏请议；流罪以下，减一等处罚。

也就是说，除去法定例外情况“十恶”的罪名皆可适用“八议”制度。

但事实上，真正适用“八议”制度的权贵并不多，这一制度在大多情况下都属于备而不用的。

以同为宰相的裴寂和刘文静来举例，二人同属太原起兵的元老，李唐定鼎天下的功臣，都属于“八议”范围内的“议故，议贵，议功”，理应受到“八议”的庇护，但二人的处理结果却完全不同。

“太宗大怒，谓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

我杀之非无辞矣。

议者多言流配，朕其从众乎。

”这是《新唐书裴寂传》对于裴寂所犯罪名记载，太宗所列四项罪名每一项都足以至裴寂于死地，但最终能适用“八议”条款将罪行改为流配，给与他较轻的处罚。

同样是太原起兵元老的刘文静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根据《新唐书刘文静传》的记载，他的罪名有“会家数有怪，文起忧，召巫夜披发衔刀为禳厌”“忿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验”，高祖并没有适用“八议”制度对其减轻刑罚，“遂杀之”。

根据数据统计，唐代宰相犯罪人数139人，确定适用“八议”者不过9人，无法确定是否适用“八议”者26人。

可见，适用“八议”减免罪行的情况并不多。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一团体原本位高权重，一些小的罪过可以通过“官当”等制度减免，并不需要“八议”。

二是“八议”制度最终还是需要皇帝裁决的，而这一团体所犯大罪终究会牵扯到政治斗争中，而无法得到公正客观的裁决。

四．唐代法律的灵魂——礼制1.礼是唐律的立法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法制等级制和维护皇权始终一体。

法律作为维护等级特权的工具，要使其作用得到充分体现，则必须得到普遍认同，因此儒家千百年传承的礼的精神就必须融入法律。

同时法律也通过其强制力强化礼，最主要是强化礼的核心“亲亲”“尊尊”。

礼的本质在于维护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

人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礼制的核心目的便在于形成一个“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等级社会结构，从而维系王朝的统治秩序。

“八议”作为对特权贵族的优待，正是“亲亲”“尊尊”思想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唐律疏议》继承了维护等级秩序，这一儒家礼制的基本原则，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划定不同的秩序供人们遵循，人们一旦违反这一秩序便会遭到强势打压，而其中最严重的越轨行为莫过于违反“三纲”。

因此，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判，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种罪名严惩不贷，不能在“八议”“官当”等赦免的范围之内。

2.礼是定罪量刑的直接或间接依据《唐律疏议》共12篇，502条，其中绝大多数都与礼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唐律疏议》的疏议部分，长孙无忌在解释律条时所引用的儒家经典就多达二十余种，通过引用的大量儒家经典来解释法律，在实际判决案件之时直接适用这一部分，将礼的因素融入法律的灵魂。

以破坏家庭秩序相关的罪名为例，为特殊保护家庭伦理秩序，“十恶重罪”中有五条都是维护这种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秩序的：恶逆，不睦，不孝，不义，内乱。

《唐律疏议·名例律》“疏议曰：礼云：‘讲信修睦’孝经云：‘民用和睦’睦者，亲也。

此条之内，皆是亲族相犯，为九族不相协睦，故曰‘不睦’”“礼之所尊，尊其义也。

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

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而这种家庭秩序的核心便是“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儒家传统伦理，如果一旦违反这种伦理关系即构成犯罪。

比如不能遵从祖父母，父母的教令；对祖父母，父母没有尽心奉养等行为都构成“不孝罪”；杀害五服之内的亲属，属于穷凶极恶，弃绝人理构成“恶逆罪”；“闻夫丧匿不举哀”“谋杀同府官长”等都构成“不义罪”。

甚至为了贯彻礼制中重要的核心——孝道，唐律在立法时便规定了‘同居相为隐’原则。

《唐律疏议·名例律》四十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若犯谋判以上罪，不用此律”即五服以内的亲属犯罪，在谋叛以下的，可以互相隐匿不做告发，而且是不得不隐，必须要隐。

汉代之时，衡山王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弃市”。

唐律虽然没有专门的告发父母的罪名，但把这些行为都归入了十恶重罪中的“不孝”。

疏议对此专门作出了规定“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即举发亲属犯罪行为的，处以绞刑。

五．德主刑辅，礼刑并用德礼与刑法，礼制与法制皆为国家治理所必须，但二者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顺序有所不同。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长孙无忌在《唐律疏议序》中，将德刑关系概括“本”与“用”的关系，即原则与手段的关系，将礼的精神完全融化于律中“礼之所许，律亦不禁，礼之所禁，律亦不许”。

德礼通过教育感化的方式，劝民向善，导民以礼，有利于政权的长期稳定。

因此，倡导德礼是国家治理的优先手段，也是本源和基础。

刑与法则只能作为国家治理的辅助工具，一方面作为法律本身要轻刑慎罚，另一方面要慎重死刑判决。

当然，刑并不单指刑罚，而是指那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它以刑罚威慑官吏百姓来维系社会阶层的稳定，同时只有将硬性的法律礼制化，社会生活化，更好地为大众所接受，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

因此，只有当礼与刑真正意义上达成一统，国家才能保持长期稳定，繁荣发展。

“德主刑辅”这一法律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公时期，他认为殷商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缺少德治，所以他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

首先这一理论论证了西周代替商朝统治的合法性，即天命归属有德之人而非一家一姓，同样西周的统治要想继续下去也必须要修“德”。

孔子主张的“德主刑辅”也并非他的主要思想，而是他“仁”“礼”思想的延伸，他在周公“明德”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为政以德”主张，即统治者通过德治来吸引百姓，强大国家。

对于刑罚他提出“刑罚中”，中即适当的意思，他认为刑罚应该是用来威慑，用来保障正常的“德政”能够顺利实施的，刑罚的适用必须适当不能过量。

“德主刑辅”这一律法原则虽然模糊了法律与儒家传统道德的底线，使得“以法治国”无法得到公正的贯彻实施。

但它代表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政治生态，使得统治者重视教化的作用，而并非是以为使用强制力压服百姓，从而更容易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效果。

【结语】“八议”制度赋予了贵族特殊的权利，但在唐律中“八议”的适用并非是毫无限制的。

相反，它有着较为严格的程序和适用标准，同时根据对于唐代宰相群体犯罪情况以及因为“八议”制度而获得减免的情况统计，这一制度在唐代的适用情况并不算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获得皇帝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