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

自然辩证法研究Vol.14,No.11,1998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蔡　仲 摘　要　证伪主义近年来一直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热点。

本文探讨了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起因及其发展的历史线索。

本文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困难:如经济学理论的证实性差,经济学理论的抽象化,实证性的趋势的加强等是证伪主义的起因。

但经济学家在赞扬证伪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在自己的实际研究工作中采用证伪主义,造成了布劳格所称之为的“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的尴尬局面,本文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仅注意波普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的部分,而忽略其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知识进化论所造成的结果。

1938年,英国经济学家哈奇森发表了《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一书,首次把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后,证伪主义逐渐被经济学界所认识,特别是布劳格1980年的《经济学方法论》这本被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发表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对证伪主义的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

据里德曼(Redman)的统计,七十和八十年代这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哈兹(Hands)在1991年总结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到了13个共识点中,就有七个和证伪主义是直接相关的。

这场讨论涉及到经济理论的检验、评价及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方法论问题,本文拟对这场讨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作一番考察和评论。

1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波普证伪主义波普的证伪主义之所以对经济学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在于:首先,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比较,波普的目的不是考虑科学知识的理论辩护问题,而是企图为科学家提供一组在经验探索中学习的方法论规则。

几乎所有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家都坚信科学知识是靠归纳法而发展的,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为了这一发展过程提供合理性的辩护。

对经济学来说,这种科学知识的辩护无法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因此,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对经济学的影响不大。

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甚至断言:经济学中“实证”一词和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性”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经济经方法论的传统问题不是为科学实践提供哲学上的辩护,而是提供一组方法规则,能指导经济学家的具体的实践活动。

同时,哈奇森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有其自身严重的缺陷,经济学的前提和基本假设是同义反复,并非完全自明的,其结果的证实性很差,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滞后于经济现实。

为了保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哈奇森要求所有的命题,包括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如最大化原则),在经验上是可以证伪的。

因此,在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思想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证伪主义的倾向:弗里德曼在其那篇被誉为本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中影响最大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就说:“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证明假说的不正确性,用有点不准确的说法,这就是我们假说已经被经验‘证实’的通常意思是……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

”〔1〕布劳格称弗里德曼的文章“满页都是波普分子的味儿”。

〔2〕这篇文章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结果是刺激了经济学家对证伪主义的兴趣。

J.希克斯的文章《经济学中的“革命”》明确怀疑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对经济学的应用,而H.西蒙的文章《从实质理性到程序理性》,则赞赏证伪主义中约定主义成份。

萨缪尔森早在其1947年的成名作《经济分析基础》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证伪主义的思想。

萨缪尔森宣称他本书的目的就是在经济学中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

〔3〕布劳格对此评价说:“萨缪尔森所定义的在操作意义上有意义的原理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达的波普的证伪主义”。

〔4〕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和波普保持长期的学术上的联系,是经济学中波普方法论的坚定的捍卫者和宣传者,其方法论代表作《科学的反革命》就深受波普的证伪主义的影响。

布劳格概括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为:“证伪主义的故事”。

其次,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抽象化研究是证伪主义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家从事理论研究的目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第一类经济学家强调经济理论的应用性,强调理论对经济政策的直接和间接的引导,如弗里德曼、列昂节夫等人;第二类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学看作是一种吸引人类智力的游戏理论,如萨缪尔森、希克斯、罗宾斯等人。

希克斯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许多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吸引人们,是因为它们在智力上的吸引力,经济学理论是一场好的游戏,我们不应为此感到害羞,因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众多的纯数学分支中”。

〔5〕经济学抽象化趋向的加强是有其自身的理论原因的,这主要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参数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学中,参数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作为一个代数常数,“外生”参数可视不同的境况给出不同的解释,其结果是不仅无法使经济关系转化为明确的定义,量度的可检验性大大降低,而且还使理论在预言落空时不受伤害。

克兰特(K lant)称之为“参数悖论”(Parametric paradox)。

这也是所谓“卢卡斯批判”的基础。

正因如此,罗宾斯在他那篇影响很大的论文《一篇经济的本性和意义的论文》中“反对定量的微积分”,“观察特定时空中的鲱鱼市场,我们能保证这种观察的共效(coefficients)有任何永恒意义吗?……从少数几个自明性假定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6〕就是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

这就是所谓的“定性微积分”方法。

这种方法强调把经济学变成一个非量化的,逻辑上不可证伪的纯分析的演绎系统,反对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的直接介入。

然而,正是在罗宾斯所任教的学院,也是波普证伪主义的大本营———伦敦经济学院中,罗宾斯的一群学生起来反对他的这种先验主义。

这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在李普西(Lipsey)和阿奇邦德(Archi2 bold)的带领下,定期召开李普西称之为“方法论,测量和检验方面的L ES成果的研讨会”:其目的是“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罗宾斯传统的影响,以经验的可证伪性来构造经济‘知识’”。

在这个讨论班(自称为L SE小组)中,他们研究波普的著作,并吸收波普的学生参加。

该小组的一位成员马奇(Machi)在概括波普的影响时说道:波普“给这个小组什么启发呢?首先,他促进了在经验的可检验性上构造理论;……其次,波普不仅追求可检验的理论,而且还制定了如何追求这种检验的方法论规则,使你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来通过事实———理论之网的密雾;……再次,波普提倡理性的批判,否定我们能获得确定性的知识。

难道这不是给这群革命者的最好礼物吗?”〔7〕。

再次,不满经济学中的“价值中立”的实证性倾向的加强是波普证伪主义兴起的第三个原因。

经济学的实证性是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韦伯认为客观性就是对实际发生事件的一种不带有任何偏见的描述,但人性有弱点,不易达到“价值中立”的客观描述,克服这些弱点的有效途径就是建立一种理想化的理论(idealiza2 tion),把理论变成一个演绎系统,以便能统一我们各个背景、个性迥然不同的评价者的价值经验。

正如克兰特所说“在经济学家中广泛流传的观点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客观性是由‘分析性’来担保的”。

〔8〕波普在与法兰克富学派的那场著名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战中,明确地反对社会科学中所谓“排除价值判断的实证性”研究。

在这场论战中,波普发表了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其中反对“排除价值判断的实证性”研究的第11,12,13命题被经济学家经常引用。

另外,克兰特的《自然的秩序》一文在证伪主义的框架中,从“参数悖论”的角度指出经济学纯“实证性”研究的不可能性。

〔9〕尽管有这么多理由使波普证伪主义成为经济学最有希望的方法论工具,然而,哈兹却指出:“大胆猜想和严峻检验的方法———证伪主义的方法,经常被经济学家宣扬,然而,在他们的实际研究中却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10〕这是当前经济学家达到的一个共识点。

布劳格形象地称当代经济学家为“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者”(innocuous falsificationism)。

康特伯里(Canterbury)和伯卡哈德(Burkhardt)在1983年曾研究过发表在《美国经济研究评论》上1973———1974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14卷　第11期年间的542篇经验检验方面的研究论文,其结果表明仅有三篇文章试图证伪受检验的假说,其余的都是想证实假说,这事实表明经济学家不是在试图证伪,而是在力图证实他们的理论。

面对着波普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这种尴尬局面,经济学家作出了两种不同的回答:麦克罗斯基(McCloskey)等人认为波普证伪主义对经济学是一剂太强的药,证伪主义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至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经济学就很少有生存的余地。

他提倡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转向修辞学(Rhetoric),把经济学变成一种“说服人的艺术”,变成一种“对话的科学”。

于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名字如哈贝马斯、加达默尔、利科尔等人的名字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中频繁出现。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学》(1985)、《经济学中的知识与说服》(1994)和《经济学与解释学》(voie编, 1990)。

另一方面,布劳格等人坚持证伪主义的立场,强烈批评现代西方经济学未能满足证伪主义的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一部分“纯粹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经济上是不可证伪的”〔11〕;萨缪尔森的“显示偏好理论对需求关系的预言能力并不比此前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更好:由于它依存于无约束的一般表述,它很难从经验上证伪”;〔12〕竞争的厂商行为理论“在理论上是贫乏的,在经验上是无法确证的,它只是二流的理论”〔13〕;而一般均衡理论更受到布劳格的最严历的批评:“一般均衡框架则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并不主张描述现实世界,更不用说评价它”〔14〕。

布劳格不仅批评了正统的主流经济学,而且还批判了英国的新剑桥学派,美国制度主义和新奥地利学派,说“琼・罗宾逊口头上对波普主义颇感兴趣,但剑桥学派的著作仍旧没有走出实在论者的争论”。

〔15〕他的结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意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能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

〔16〕“错误在于,经济学家并没有按他们所说教的那样去做”〔17〕迈尔(Mayer)却形象地批评经济学杂志偏爱发表大量证实假设的文章,这会使大量尚存疑问的假说获得“正确”的结果,因为“如果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拷打‘数据’,它们就会向你屈服”。

〔18〕不过,经济学家也普遍认识到波普的证伪主义过于苛刻,布劳格、拉斯特等人认为应以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代替波普的“朴素的证伪主义”。

2　经济学方法论中拉卡托斯的证伪主义 对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精致的证伪主义)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关系,经济学方法论家曾召开过两次专门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一次是在希腊召开的“物理学与经济学中研究纲领”的纳夫普里(Nafplion)学术会议(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