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与海派高考历史全国试与上海试比较研究

京派与海派：高考历史全国试与上海试比较研究冯一下李洁我国现阶段的高考历史试题（含各种历史单科试题和综合科目测试卷中的历史题目），主要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

此外，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授权，上海市有关机构亦命制供本地高考使用的历史试题。

为叙述方便，前者统称高考历史“全国试题”，后者称为高考历史“上海试题”。

全国试题与上海试题均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试题，其性质和功能是一样的。

但这是两种风格不同的试题，这一现象已引起广大师生的注意和高考试题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就风格而言，笔者认为，全国历史试题和上海历史试题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全国试题大器严肃，上海试题精致鲜活全国试题如北方园林，大器严肃；上海试题如江南园林精致鲜活。

这一差异无论从卷面设计、题型构成。

试题语言，还是从试题内容的安排选择上都可以看出。

从题型看，全国试题分Ⅰ、Ⅱ两卷，有选择、材料和问答三种题型，主观题和客观题、小型题目和大型题目界限清楚，结构严整，编排有序，显得很大器。

上海试题由选择、简释、问答和材料分析论证四种题型构成，四种题型又可分为小型题、中型题、大型题三类，作为中型题的简释题数量可观，这就增加了题目编排的灵活性。

简释题、问答题和材料分析论证题难以严格界定和区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编排成卷后显得活跃。

众多的图像锦上添花，使卷面充满生气。

从语言来看，全国试题一律采用规范的教科书语言和历史著述常用的语言，而上海试题在力求科学准确的前提下，还追求形象化、文学化和生活化。

如果说全国试题是美声唱法的话，那么上海试题就具有通俗唱法的某些特点。

这里试举几题列表对照如下：上表三组六题对照，全国试题和上海试题语言风格的差异，可见一斑。

实际上，就语言的生动形象来看，表列上海试题的语言还不是最典型的。

“五代以来，君主七朝八姓”“女婚登基，丈人逃亡的那场‘光荣革命’”如此表述，何等鲜活！二、全国试题“稳中求变”，上海试题“变中求稳”处在改革大背景下的高考历史命题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改革过程［1］（p.290），全国试题和上海试题概莫能外。

从1978年至今，全国历史试题的改革迈出了四大步：整合题型，推出材料题；提出学科能力要求，并具体实施；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适应3＋X高考模式，走向综合。

但全国试题的改革过程（亦即“变”的过程）是稳步而行的渐进过程。

命题的指导思想始终是“稳中求变”，强调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因此，前进的步频较慢，步幅较小，时有徘徊，今年进一步，明年退半步的情况多次发生。

上海试题则不同，命题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变中求稳”，前进的步频较快，步幅较大。

如图文并茂乃至部分试题图像化是上海试题的改革方向之一。

2001年全卷有图像4幅，2002年一下子增加到14幅。

变化之大，着实惊人。

答案从封闭走向开放，是上海试题改革的又一目标，从2003年的试题来看，上海试题答案的开放性已相当强，且不说第36题“小论文”的答案是全开放的，唐代女陶俑（第28题）、美国早期贡献最大的总统（第30题）、中外改革作用（第32题）、列举中国古代十项科技成就（第34题）等，答案都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上海试题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改革目标明确，改革的力度大，每年都有新动作。

当然，上海试题也讲“稳”，近年题型基本不变，就是“稳”的一种表现。

三、全国试题多以隐形的间接的方式联系现实，上海试题常以显性的直接的方式联系现实无论全国试题还是上海试题都十分重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但联系的方式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全国试题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大多是隐形的间接的。

如2003年全国历史卷的三个问答题都具有现实意义。

第29题从“时令”（形势）和“人力”两方面分析“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具有引导学生从“时令”（形势）和人力两方面认识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出现“盛世”局面原因的现实意义。

第30题19世纪中叶至1919年近代化历程中我国的社会变化，具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变化的现实意义。

第31题美国霸权地位形成过程，则与当前的国际时事政治有内在的联系。

虽说这三个题目与现实都有联系，但采用的是隐形的间接的方式。

全国试题中，也有将历史与现实直接联系的。

如2002年的“文综”春季试题第40题，既考元、明两代的北京，又问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不过，这种方式的联系在全国试题中采用的次数相对较少，且主要出现在“文综”卷中。

与全国试题不同，上海试题常采用显形的直接的方式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

如2001年第39题以“公开信”方式，直接联系日本“教科书事件”。

2002年第37题要求考生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贡献智慧、提出创意。

2003年第36题要求考生以“世界眼光”认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历史事件的意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四、全国试题能力考查的重点是掌握和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上海试题已开始将重点转向创新能力应该说，2003年的全国试题能力要求比以往已有很大提高。

如历史单科第30题（中国近代化进程及其影响题，上文已引），对考生能力提出了以下要求：第一、通过比较、筛选，首先确定19世纪中叶至1919年，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哪些与近代化直接相关？第二、分析相关事件对中国近代化各自起了什么作用。

第三、在此基础上，综合、概括并分类在卷面上写出，这些事件对中国政治制度、生产方式、阶级构成、教育、科技发展变化的影响。

总之，试题考查了再认、再现、分析、比较、概括、综合等多方面的能力。

但是，学生如果已构建了以时间为纵向系统、以领域为横向系统的1860年至1919年中国历史的立体知识结构，解答此题就相当容易了。

由此可见，此题实质考查的是知识运用能力。

又如2003年文科综合能力测试第37题（长城题），回避教材重点讲述的秦长城和两汉时期的河西走廊，别出心裁地考汉代长城和魏晋河西走廊地区的发展。

命题者的意图显然是要求应试者迁移秦长城知识回答汉长城的问题，迁移两汉河西地区的知识回答关于魏晋河西地区的问题。

此题相当巧妙，但考的仍是运用知识的能力。

上海试题中考查知识运用能力的题目，从数量上看也不少。

但这已不是能力考查的重点，或者说已不是主攻方向了。

上海试题已将能力考查重点转向创新能力上。

2001年的“公开信”、2002年为世博会“创意”。

2003年的‘历史小论文’等，仅仅运用所学知识，那怕是“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已经不够了，要圆满地完成这类题目，从形式到内容都需要创新，创新能力是这些题目能力考查的重点与核心。

能力考查离不开知识，能力考查和知识考查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但能力考查也可以相对独立的进行。

上海试题中已不止一次地出现相对独立的能力考查题目。

如2002年推理“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关系（第22题），2003年关于推定伏尔泰主张的“最可靠的前提”（第23题），与其说是历史试题，不如说是形式逻辑试题。

在这两道题中，历史知识已不那么重要了，要考查的是逻辑思维（推理）能力。

在全国试题中，这类题目至今未出现。

现今“文综”试题中的选择题多以“题组”的形式出现，每一个题组都有一个主题。

从已考过的试题来看，有知识类、观点类和热点类主题，却没有出现能力类主题［2］。

这也表明在对能力的要求上，全国试题比上海试题要低一些。

五、全国试题与主动接受学习基本合拍，上海试题已开始渗入研究性学习的要素对于应试者来说，高考是其中学阶段学习的一个总结，高考试题应适应并引导中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可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两大类。

接受学习包括被动接受学习和主动接受学习，发现学习的具体方式很多，我国当前大力倡导的研究性学习（探究式学习）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那么，全国试题和上海试题倡导或适应什么样的学习方式呢？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试题对应试者再认再现能力（包括机械记忆能力）的要求较高，试题答案一般在教材上都能找到。

这就是说，那时的历史试题实际上是适应或倡导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

进入90年代，尤其是在提出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的理念转变后，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试题能力要求提高，灵活性和综合性提高，应试者必须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才能圆满解答问题。

试题实际上已从适应和倡导被动接受学习转变为倡导和适应主动接受学习。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值得充分肯定。

2003年全国“文综”卷第37题（长城题）已渗入研究性学习因素，不过这种性质的试题在全国试题中仅仅是初现端倪。

而在上海试题中，可以说研究性学习已是“大举”渗入了。

有老师著文指出：“研究性学习试题最早走进高考是2001年的上海试卷，在其选择题、简释题、问答题。

材料分析论证题四大题型模块中都有渗透体现。

”［3］研究性学习渗入高考试题后，引起诸多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三点：第一、通过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景，某些试题实际上已成为微型研究“课题”。

第二、应试者解答此类试题的过程实际上已成为研究性学习或者说是模拟性研究的过程。

第三、此类题目的答卷实际上是研究性学习或模拟性研究的成果。

随着研究性学习要素的渗入，上海试题中已出现了不少上乘好题。

如2001年的“燕王夫人墓题”（第 37题）、2002年的“秦汉砖、瓦、画像石题”（第28题）、“上海百年题”（第37题），2003年的“唐代女陶俑题”（第28题）、“世界眼光题”（第36题）等，都令人称道，获得了广泛好评。

六、全国试题青睐文字材料；上海试题注重多种材料全国历史试题重视文字材料的提供，2002年和2003年全国历史卷的材料解析题均引用8条文字材料，而没有一幅图像材料。

2002年“文综”全国卷第39题（北宋东京繁荣题）提供了《清明上河图》（局部），但图与所设问题脱节，考生普遍反映，解答此题时完全可以不管图。

2003年“文综”第37题（长城题）破天荒地提供四幅图像，获得各方面的肯定。

这反衬出，在以往的全国试题中图像材料没有引起重视。

上海试题一贯重视历史材料的多样化，2002年试卷采用了14幅图像材料，2003年更多。

材料的多样化本来就是历史学的特征。

除了文字记载以外，文物更直接反映了历史原貌，而且文物图画能够使学生直接感受历史。

解读文物图像资料是考查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内容方式之一，对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都有考查作用。

上海试题开创风气之先，是值得效仿的。

七、全国试题常有纠正教材偏差之举，上海试题乐于发掘和提升教材的优势和潜力山东费县一中任庆华老师曾著文指出，从1994年以来，历史高考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高考试题不断地纠正历史教材中过时的内容或观点。

为证明这一论断，他列举出1994年至2001年的12个题目，包括纠正把朝鲜的义兵运动包括在亚洲觉醒之中、否定美国西进运动、过高评价具有突发性特点的巴黎公社等偏差。

笔者认为，此话言之有据。

但是，任老师主要指“3＋2”模式下的单科试题，综合卷中的历史试题已无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