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谷诗歌的禅宗美学意蕴

・文学艺术研究・

郑谷诗歌的禅宗美学意蕴

刘衍军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510632)

摘　要　郑谷(851—910?)是晚唐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其诗作在唐末五代及宋初影响很大。但

历来研究者对他持批评态度,远是不够全面的。本文拟从晚唐的社会背景、作者经历遭遇等方

面管窥郑谷的禅宗思想,以期提示郑谷诗歌的禅宗美学内蕴。

关键词　郑谷;禅宗思想;“闲”;禅悟

郑谷(851—910?)是唐末“咸通十哲”的代表性诗人。他的诗作在唐末五代及宋初流传很广,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晚唐薛廷圭《授雩阝县尉郑谷右拾遗制》云:“闻尔谷之诗什,往往在人口而伸王泽。举贤劝善,允得厥

中。”[1](P8810)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云:“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2](P7)宋代祖无择《郑都官墓表》云:“当时正人,多称其善,凡四百篇行焉。士大夫暨委巷间,教儿童咸以公诗,与

六甲相先后。盖取其词意清婉明白,不俚不野故然。”[3](P479)由此可知,郑谷的诗歌在当时受到广泛的接受,,有

一定的地位。然而,前人评价郑谷之诗作时,多持否定的、批评的态度。欧阳修称“其格不甚高”

[4](P7),叶梦得言其“气格如此之卑”[5](P436),胡震亨亦云“骨体太孱”

[6](P79),这显然是无视晚唐的时代环境对郑谷提出的过于严格的要求。今人对郑谷的研究也仅叙及“格调悲凉”、“清丽”,这也是不够全面的。

《唐才子传》云:“谷多结契山僧”[7](第四册P152),其诗歌中涉及的僧人多达十几个。谷有《自贻》诗亦云:

“诗无僧字格还卑”[8]。据笔者统计,郑谷诗歌中光出现“僧”字的地方就多达四十五处,出现“佛”、“禅”字眼的又

有十几处,占《云台编》的近四分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描写禅境,表现禅悟、禅趣之作。由此看来,佛教禅宗思想对郑谷有较深的影响。笔者以为,只有从社会环境和诗人的遭遇经历入手,揭示其思想观念、性格特征的转变,方能对郑谷的诗歌面貌进行全面的把握。

一

郑谷生活的晚唐时代,正是禅宗发展活跃、繁荣的时期。自从禅宗南宗慧能倡导“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悟道方式,选择了与世俗生活相适应的道路,为平民和士大夫大开方便之门,以至于“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

氏,皆慕心向道”[9]。柳宗元亦云:“(中唐以降,天下)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10](P149)而真正担当起慧能之后禅宗发展重任的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系。晚唐时期,伪山灵佑(771年—853年)与弟子仰山慧寂(807年—883年)开创了伪仰宗。黄檗希运(?—850年)再传临济义玄(?—867年)开创了临济宗,这两派都属南岳一系。而洞山良价(807年—869年)与弟子曹山本寂(840年—901年)开创了曹洞宗,加之在五代形成的云门宗、法眼宗则属青原一系。郑谷生活在这禅宗发展繁盛的时代,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禅宗思想影响是非常自然的。特别是郑谷长期生活的湘赣、四川一带,禅宗思想的根基更为深厚。南岳怀让和青原形思在湘赣传法。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以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县)为中心开创了洪州禅。这两系的其它门人如黄檗希运、石头希迁、药山惟俨、云岩县晟、洞山良价、曹山本寂等,其主要活动范围也都在湘赣一带。即使是活跃在北方的临济禅,其源头仍要追溯到马祖道一的洪州禅。而在四川成都地区,曾经活跃的保唐禅、净众禅与南宗禅也有很深的渊源。如对禅的世间性、现实性、日常性的体验和自由任运的风格。而郑谷就浸润在这禅宗的丰腴土壤之中。

禅宗思想深深扎根在郑谷心中更与郑谷的遭遇经历密切相关。郑谷生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

[11](P6085)的唐末乱世,一生的经历非常复杂、曲折。赵昌平先生曾将郑谷的一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12]。首先为其早年时期第20卷第3期V ol 1201N o 13 攀枝花学院学报Journal of Panzhihua University 2003年6月Jun 12003

第20卷 刘衍军:郑谷诗歌的禅宗美学意蕴 第3期

(851年—871年),谷“自骑竹之年则有讽咏”[13],受到马戴、李频、薛能的推奖。七岁随父赴永州的刺史任,十二岁尚在永州,十八岁前后隐居荆门。郑谷少年得志,踌躇满怀。他过着幽居、适意的生活,偶尔也借山水自然来抒发他的闲适之情。代表作如《浯溪》:“湛湛清江叠叠山,白云白鸟在其间。渔翁醉睡又醒睡,谁道皇天最惜闲。”清江、群山、白云、白鸟和悠闲的渔夫,加上流转的音声,构成一派清新之境,表达了诗人的闲逸之趣。

同时郑谷也欣赏梁烛、方干这类隐士。如其诗《梁烛处士辞金陵相国杜公归旧山因以寄赠》:“相庭留不得,江野有台矶。两浙寻山遍,孤舟载鹤归。世间读书尽,云外客来稀。柬署搜贤急,应难惜布衣。”郑谷仰慕他们的高洁,敬慕他们的学识,更欣赏他们的隐逸生活。我们有理由相信郑谷的闲适心境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当时盛行于南方的禅宗思想影响有关。

咸通十二年(871年)秋,郑谷离开了他隐居的荆门,入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开始了追逐功名时期。他对登第入仕充满了渴望:“祗待花开日,连栖出谷莺”(《咸通十四年府试木向荣》)、“桂花如入手,愿作从游人”(《乾符丙申岁奉试春涨曲江池用春字》)。可是终因门第孤寒,梦想一次次破灭,“落第春相困,无心惜落花”(《闷题》)、“未尝青杏出长安,豪士应疑怕牡丹。只有退耕耕不得,茫然村落水吹残”(《下第退居二首》其一)、“失路渐惊前计错,逢僧更念此生劳。十年春泪催衰飒,羞向清流照鬓毛”(《辇下冬暮咏怀》)。落第的苦闷、时光逝去的焦虑,困扰着他的心灵,挥之不去。诗人转而向山水寻求解脱:“年来还未上丹梯,且著渔蓑谢故溪”(《下第退居二首》其“满眼尘埃驰鹜去,独寻烟竹剪渔杆”(《宣义里舍冬暮自贻》)。宁静的山水自然、悠闲的隐逸生活,给郑谷苦二)、

闷、焦虑的心灵注入了镇静剂,使归于平静。诗人开始自觉地接受禅宗思想来摆脱尘世的烦扰,抵御环境的威压,以主体心灵的高扬,得到内宇宙的重新平衡。

广明元年(880年)典巢起义军攻破长安,郑谷开始了“十年五年道路中,千里万里西复东”(《倦客》)的漂泊生活,他先后漂泊到巴蜀、荆楚、吴越一带。其间先后发生了黄巢起义、僖宗幸蜀、僖宗奔兴元等重大事件。诗人在这一时期内曾四次入蜀并曾漂流至荆州,湘源。更于大顺初(890年)东游吴越。诗人于光启三年初春回到长安应试得中,然而到受官时已经“莺离寒谷七逢春”(《结绶雩阝郊縻摄府署偶有自咏》)了。无尽的飘零给郑谷的心灵带来空前的紧张,精神和肉体都处于极度的困厄。现实的苦难常使他产生悲凉之感,难以排遣:“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访姨兄渭口别墅》),“漂泊病难任,逢人泪满襟”(《行》),“莫问今行止,漂漂不自知”(《咸阳》),》愁髯霜飒飒,病眼泪昏昏”(《奔避》),“潸然四顾难消遗,祗有佯狂泥酒杯”(《氵美陂》)。但这种心境并没有成为诗人心灵的主宰。面对种种困厄、挫折,诗人能够以“平常心”来看待,不再执着于外在尘世的纷嚣杂乱,主体心灵转向平和、孤寂、恬淡:“树凉巢鹤健,崖响语僧闲”(《舟次通泉精舍》),“相近复相寻,山僧复水禽。烟蓑春钓静,雪屋夜棋深”(《郊园》),“早晚酬僧约,中条有药园”(《远游》)。诗人自觉地保持着清净心、平常心,无执着外界,用清净心来排除外界的侵扰。经历了多种苦难,阅尽了人间沧桑的郑谷,对禅也有了更深刻的体味。通过参禅,可以获得心灵的麻醉,忘却现实的苦难,消解焦虑的心情。

昭宗景福二年(893年)秋,郑谷终于释褐为官。此时唐王朝已是大厦将倾。诗人并没因得官而欢呼雀跃,也没有积极地展现他的才华抱负,更不见郑谷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他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追求闲适的境界,时常表现参禅悟道的感受、体会:“岁晏乐园林,维摩契道心”(《赠泗口苗居士》),“每思闻净话,雨夜对禅床”(《谷自乱离之后在西蜀半纪之余多寓止精舍与圆日方》上人为净侣日方公于长松山旧斋尝约他日访会劳生多故游宦数年曩契未谐忽闻谢世怆吟四韵以吊之》),“推琴当酒度春阴,不解谋生只解吟。舞蝶歌莺莫相试,老郎心是老僧心”(《春荫》),“谁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自遣》),等等。诗人虽已入仕为官,但是儒家积极入世之精神已不再。禅宗思想已深入到的内心,成为诗人心灵的主宰。随缘自适,恬淡自然成为他最高的精神追求。在他的诗中,难以看出大厦将倾的危机,而处处表现出悠闲的生活情趣。

受禅宗思想的影响,郑谷于天复二、三年左右放弃了他追求多年的功名,逃离这混乱的尘世,走上了他向往的归隐之路,从此过着“书满闲窗下,琴横野艇中。年来头更白,雅称钓鱼翁”(《深居》)的闲暇自适,脱离尘世的隐逸生活。禅宗思想使他最终超越了世俗生活。郑谷接受禅宗思想是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早年时期他对禅的理解可能仅仅是一种知性的把握,而在经历了举场挫折和艰难漂泊之后,禅已经进入了他的生命体验,浑然一体地溶入他的心灵,浸透在人生况味的品茗之中。

二

正因为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郑谷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浓厚的禅意、禅蕴。首先、在他的作品中,一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