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权力寻租需制度与道德互动

防治权力寻租需制度与道德互动权力寻租的防治思路2013年04月02日11:05 来源：正义网2012年1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该省召开的省委全会上，谈及改革时，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

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后，在2012年11月21日由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副总理强调：改革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下一步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虽然既得利益集团同改革的关系问题，在学界乃至社会公众中渐趋达成共识，但由高级领导人公开强调这点则实属罕见，表明决策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治理既得利益集团的迫切。

依据帕累托理论,不存在一种资源分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好。

易言之，改革在本质上是对既定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在追求经济效率与资源配置调整的过程中,必然损害部分人或者弱势群体的利益。

著名社会学家威廉•F•奥格本在研究社会变迁史时说,既得利益者通过现状维持特权而担心失去，从经济改革的同行者变成政治改革的歧路人，于是“既得利益”成为变革的一种阻碍。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甚至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稳定得久了，就会产生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从现存体制中取得最大的自我利益，反对和阻碍进一步改革;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很难克服，往往通过革命和激进方式才能得到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所谓“既得利益”开始带有贬义色彩，是从苏东剧变之后开始的，前苏联的党国精英变成了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也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惧怕“变革”，寄望于某种“稳定”。

早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亦谆谆告诫：“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然至今日，正如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在“中国改革(2011)年会”上指出的，中国已经形成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三大利益集团，破解利益集团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

[1]从实证角度看，既得利益集团已然是中国社会政策制定中不容回避的实际因素，在诸如房地产调控、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形成掣肘。

一、腐败(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内在机理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内涵及外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认识不断深化的由表及里的过程。

有人认为，既得利益是社会中、上层群体(阶层、阶级、集团)占有的特殊利益，是由国家法规和社会习惯确定和维持的。

[2]有的观点界定，“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社会阶层，为了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的存在对于社会走向公正、公平具有直接而巨大的危害，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党执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避免这一政治现象。

”[3]或将“既得利益集团”的定义表述为：“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一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利益联盟。

”[4]还有一种泛论：凡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在社会平均线以上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从字面来理解，既得利益者是指获得了好处的人和群体;仅就这一点来说，和30年前相比，改革开放后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笔者认为，上述概念围绕“利益”和“集团”两个词的合成性予以阐释，实际运用的是单一经济指标的抽离方法，忽略了既得利益之中所隐含的社会改革以及公权力行使的实质，未能真正契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其解释力十分有限。

根据邵道生的研究，“‘利益集团’就是因社会剧烈变革而导致利益结构发生深刻的、质的变化之必然产物。

……问题是，在‘首先已经获得利益’中有一个‘靠什么手段’、‘用什么途径’、‘通过什么方式’去获得利益的问题”[5]。

继而，由刘彦昌撰写的《聚焦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一书，将人们广为关注和抨击的执政党强调的“绝不允许形成”的那种既得利益集团定性为“官僚性既得利益集团”，并认为值得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的就是这种与公权力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

其理由在于：从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角度，将所有利益集团按照有益与有害的程度依次向两端排开，这种官僚性既得利益集团位居有害一端之首。

结合上世纪90年代透明国际组织对腐败的权威性释义：“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的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是他们自己或亲近他们的人不正当地或非法地富裕起来。

”[6]笔者认为，针对官僚性既得利益集团，公权力的异化亦即腐败就是其生成的根本动因，表现为：不代表公益且以公权力的非正常行使、不正当竞争谋利。

“腐败就是由于权力集团中的社会行政管理者不愿意轻易放弃交易资源的控制权，而是‘利用’好改革中的交易资源再分配权力进行索租活动的结果;而与此同时，能够出最高价钱购买交易资源的恰是新崛起的资本集团，所以，腐败其实是两个强势集团之间的交易与合谋。

”[7]当然，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行政垄断、超额利润截留、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内部人控制等因素产生的体制性既得利益，且和前述官僚性既得利益呈现出很大程度的混同、胶着状态。

对中国这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寻租活动与腐败行为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寻租性腐败是一种最为主要的腐败类型。

因此，为研究的方便，且限于体制改革的牵扯面，本文不主张泛化既得利益集团概念，只在腐败寻租的意义上研究既得利益问题，意即官僚性既得利益集团(以下简称既得利益集团)。

国际上采用“腐败黑数”来衡量从事或涉及腐败官员中没有受到查处的比例，指的是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被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官员数量占所有腐败官员总数的比例。

[8]我国的腐败黑数在缺少正式统计和权威调查的前提下，只能依赖逻辑推导和经验分析的方法。

学界普遍认为，鉴于选择性执法等因素，纳入官方统计的腐败案件，只是我国日益生活化、常态化的腐败行为之冰山一角，当前的腐败查处数据只能说明国家应对腐败的容忍限度与反腐败的努力程度，而无法反映大面积客观存在的腐败行为。

根据胡星斗的研究，“2006年中国查出的商业贿赂为37亿元，2005年查出的官员腐败74亿，两者有重合之处，因为在中国商业贿赂往往与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有关，就算两者不重合，总共111亿元，而学者计算，中国2004年的实际权力寻租额为13800亿元，查出的仍然不到1%。

另据测算，中国2004年全部的租金价值包括灰色收入为56952亿，占GDP的35.64%，照此推算，中国的腐败黑数高达99.8%”[9]。

胡鞍钢通过对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造成的损失及有关数据进行估算得出结论：“在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10];如果假设腐败案件的查处率为10%，那么实际的腐败数量就是官方披露数量的十倍，其经济损失也相应地有十倍左右的变动。

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一份调研报告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11]可见，通过腐败损失的估算可以间接反映出寻租规模，我国畸高的“腐败黑数”和由公权力衍生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强相关关系，是不争的事实。

质言之，腐败是既得利益集团形成、膨胀的根本动因，腐败黑数则是当代中国腐败现状的主要描述。

至此，我们可以形成完整的“公权力——腐败(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逻辑链，公权力和腐败是前置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黑数)治理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防治思路可以视之为同一命题，即约束和规范公权力是必由之路。

二、制度与道德：防治既得利益集团的双轨制思路既得利益集团既是改革的受益者，某种程度上又是忌畏社会正义和道德的反制力量。

针对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办法，学者们想出了不少，如：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范围和数量，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保障媒体监督自由，加强官员惩戒力度以及提升官员思想道德水平等等。

总的看来，无论是治理腐败，还是遏制既得利益集团，作为他律性存在和自律性存在，制度和道德始终是人类能够选择的双轨制方式。

这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共识。

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集群创生的相较有效的防治方式，对人类的行为以至社会的样态都有着极大的型塑功能。

当前，学界大都将目光投向制度，习惯将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制度——迷恋制度建构的巧善和精致，这样固然容易找到批判的靶子，也可以使自身的立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悄然地模糊和掩盖了事物的复杂性，尤其是制度同道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当代中国业已具备了庞大且繁杂的制度规范体系与制度执行机构，却始终未能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公权力运行的常态;或者说，制度作为一种客观的外在实体，可以被表面化地确立、修正或删改，甚至于特定情境下的违心遵从抑或吹捧，但道德和文化始终是人们价值判断的精神内核，并极可能对制度的援用构成天然的消解和钳制。

故此，我们更需要适宜的制度文化，更离不开道德。

自利是人类无可改变的天性，能够改变的仅仅是人们追求的方式和限度;人类的欲望和需要是无限的，但能够满足这种欲望和需要的资源和环境永远是有限的。

恩格斯就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是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12]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体，更是自利同道德之间博弈的矛盾体;道德也是人的本性，因为人有情感、归属和尊重的需要，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合作、互助和利他，需要正义和道德。

在康德看来，人是大自然的最后目的，因为人是有理性和自由能力的唯一适用于道德律的存在;否则，人类社会早已在“丛林法则”的内耗和对抗中湮灭无望了。

斯密完美解析过的“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的思想实验，就是强调用合乎正义的同情心和慷慨来约束人性的自利，并召唤更多的道德;斯密的理论建构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内我反省、慎思移情等思维模式，强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深层次的精神需要，道德就是对生命本质和生命意义的观照和升华，这种根植于终极信仰的无限之于有限、理想之于现实的超越冲动，可以激发人们应有的责任感、义务感。

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13]，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权力自身存在着悖论和异化倾向，客观上要求对公权力及其行为进行道德约束。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也论述到：行政官个人身上的意志划分成本质不同的三种——首先是只倾向于个人特殊利益的固有意志;其次是全体行政官的团体意志;第三是人民的意志——公意总是最弱的，而个别意志则占第一位，这种级差是与社会秩序所要求的级差直接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