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校

清代福州的四大书院

福州文化，源远流长。福州诗教，始于五代。侯官萧膺等4人同科进士及第，朝士作诗贺之：“几人天上争仙桂，一岁江南折四枝”。福建书院可溯至宋代南渡之时，功能大致分三类：讲学、庙祀、课士。福州最早的书院是明代共学书院，设在西门街。康熙早期，福州书院初起，至中期渐兴，属于全省性的书院有四所：鳌峰、凤池、正谊、致用，称为“清代四大书院”。声名最为显赫者当数鳌峰，在近200年间是福州最高学府和学术源地，凤池、正谊为当今名校“福一中”之前身。近有文化专家在媒体上形容道：“书院文化”是福州这一历史文化名城一道耀眼的风景线，但身陷岁月云烟，已不为人所关注，宛如一座正在废墟底下沉睡的文化富矿。

一、鳌峰书院：历康、雍、乾三代达198年，风光绝闽

鳌峰书院由世称“天下第一清官”的理学大家、福建巡抚张伯行于清康熙年间（1707年）所创办，是一所讲学书院，确切地点在今之鳌峰坊16号（现福州师范二附小校园内），因其南面正对着于山顶上的鳌顶峰，取“独占鳌头”之意而得名。在鼎盛时期，建有藏书楼、监院公廨、大成殿、文昌阁、五子祠、二十三子祠、张公祠、三贤五先生祠、正宜堂、崇正讲堂、敦复斋、笃行斋、崇德斋、致用斋等楼群，计有学舍140多间，一个能容纳400考生的考棚。院内有假山荷池，亭台幽径，富“园林之胜”，是福州古建筑瑰宝，迄今惜已毁失殆尽。嘉庆年间修纂《鳌峰书院志》，留下当时建筑设施的详载及全图。清初闽台战火连年，郑氏政权誓不降清，又历“三藩之乱”，民不聊生，地僻财尽，长达数十年的战乱，文教设施凋零不堪。康熙在平叛、收台后，急欲恢复闽台经济民生，希望朱子理学的故乡早日恢复“海滨邹鲁”、“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的盛世景象，于是特意派张伯行治闽，张创办鳌峰书院在当时是犯大忌的，按清初律例不允许地方官员擅自创办书院，以防封疆大吏结党聚众，借讲学谋反。张创办鳌峰书院虽说是聚众讲学、昌明学术，但可能经过康熙特许，否则难以开办和维持。书院创办不久，康熙就亲题“三山养秀”匾额，御赐藏书和库银，充分表达其恩准“以文治闽”之意。

至雍正11年（1733年），清廷改变了以往对书院的限制政策，诏令全国普设书院，要求每省须在省会确立一所面向全省招纳生员的重点书院，所需银两均由国库补贴，鳌峰书院得以顺利发展达198年，成为福州历史文化特定高峰时期的标志，是清代福建名人的摇篮。

鳌峰书院以弘扬程朱理学为宗旨，以教、学、研、编为经，以出当世名士为纬，定期从全省择优录取秀才，聘各方名士讲学，大学士李光地就曾应邀前来讲学，在全国颇有影响，在学术水平、教学质量及办学规模方面都堪称当时东南第一学府，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如，清朝拨给全国各省重点书院的经费，一般不超过两千两，唯独鳌峰书院拨给四千余两；乾隆皇帝登基不久就为书院御题“澜清学海”，并给赐帑；嘉庆时，书院又大规模翻修扩建，“规模制度宏琏丰敞，盖不特视昔有加，求之各省，或罕俪矣。”各级地方官员也纷纷资助，福建历任封疆大吏如总督满保、玉德，巡抚陈瑸、赵国麟、李殿图等，都对鳌峰书院重点扶持。百余年间，福建省、府、县各级官员坚持每人每年为这所书院捐款100两银子，形成惯例，使福州崇学重教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在福建文化史上，如此长时间地持续得到中央最高政权青睐的学术机构，仅此一例。对福州而言，鳌峰书院历史、文化地位极其特殊，对清末船政文化兴起无形中已先做了扎实的人才准备工作，对近代福州人才群体的崛起产生重大影响。

鳌峰书院的历任山长有：蔡璧、林枝春、朱仕琇、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等人。从1707年创办到1905年，全国性撤销书院，改建学堂，鳌峰改为近代学堂“校士馆”，存续198年，近两世纪。据《鳌峰书院志》载，截至嘉庆10年（1805），共考取进士163人，举人700多人，“上者醇茂敏达出为公卿，次亦化其乡人。”其中有著名理学家蔡世远、雷鋐、孟超然、郑光策等；有撰写《郑成功传》的郑亦邹；有早期开发台湾的蓝鼎元；有怒斩皇子的传奇人物陈若霖；有大学问家陈寿祺、梁章钜；有“开眼看世界”并在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廖鸿荃、张际亮等等一大批学子均为占据鳌峰一席之位的高才生。

清代台湾书院绝大多数建于清康熙后期，深受鳌峰书院影响。前台大教授张正藩写道：“台湾书院所定规制，大体与闽省同。盖台湾居民泰半为闽籍，其所建书院亦多取则于八闽，尤以受福州鳌峰书院之影响特大。” 鳌峰书院曾直接接收台湾学生，曾是当时台湾学子心目中高山仰止的求学圣地。“十郡士膝踠足而至”，“十郡”即指康熙收复台湾后，将台归闽辖，福建由九府加上台湾府，称为“十闽”长达201年。在《鳌峰书院志》中记载了许多台湾学子来鳌峰求学的情况，详载名姓。鳌峰学子毕业后到台湾任职的也不少，截至1804年，仅取得举人资格、有确切名姓记载者担任台湾教谕、训导的就有8人，至于未取得功名的鳌峰学子赴台任教谋生的，也不在少数，成为台湾早期开发的先锋，当时福建学政叶绍本说：“海峤之称文薮者，莫如鳌峰。”因此，鳌峰书院应是台湾文化寻根问祖的重要门径。

二、百年名校凤池、正谊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福一中）是百年名校。其前身是创办于（清）嘉庆22年（1817）的“凤池书院”和创办于（清）同治9年（1870年）的“正谊书院”。两所书院为福州清朝四大书院之二。两院地址处在今东街三牧坊小巷之东西两面，以巷中横跨一座小天桥相联（也称楼桥，迄今仍在），沟通两院校舍，东为“凤池”（今为福一中校园），西为“正谊”（今为教师宿舍区，延至太阳巷口旧省图书馆址）。福一中前身“书院时期”长达85年，历清朝五帝（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至清光绪27年（1901年），各地兴办新式学堂，乡

绅潘炳年、叶在琦等闻知山西等省都已设立“省立大学堂”，培养新学人才，急向当局建议将“凤池、正谊两院合并”，在我省创办一所公立的新型学校“全闽大学堂”，于1902年3月正式开学。1904年清朝学部颁布学务纲要，规定只能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北大前身），各省只能设立“高等学堂”，故于当年冬改名为“福建高等学堂”，叶在琦担任学堂监督。至光绪31年（1905年）春改由陈宝琛继任。先祖父1903年11岁入福州西城小学堂求学，1905年即转入“福建高等学堂”，成为该校早期学子，后又在全闽师范学堂和法政学堂学习（为福建师大前身）。他在晚年（1980年）撰写回忆笔记中，详叙母校旧事，其中提到民国初期曾爆发一场激烈的“校长争夺战”。

“全闽大学堂” 创办之初由布政司周莲为总办，盐法道鹿学良任会办，候补知府梁冠澄为提调，他们负责开办费与维持费，叶在琦任总教习（叶为在籍翰林），负责具体学务。当时仅划出“正谊书院”一部份为校所，“凤池、正谊”两书院并未停办。当时福州小学堂也都刚开办不久，招不到小学毕业生，只好招收举人、贡生及在文墨通顺的童生中招收“正斋生”（预备生）。“正斋生”毕业后转为“专斋”，方成为正式学生。辛亥英烈林觉民即为首期生。童生、秀才入学毕业后获优贡、拔贡奖励，举人入学毕业者，可直接保举为官。当时福州小学堂学生年龄从10岁到20多岁不等，来自城内及各县，也有省外旅闽人士后裔及国外在榕人员子女，我祖父在西城小学堂甲班就有两个高丽（朝鲜）学生。许多学生刚从私塾转入学堂，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说各地方言，课堂上语言交流是当时教学一大难题。

“全闽大学堂” 创办之初主要收预科生，早期课程有：修身、读经、国文、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博物（动物、植物、矿产）、生理、英语、数学（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法制、图画、体操（兵操、器械操），英语、博物、器械等课聘外籍教师，音乐课因缺教师无法开办，至民国元年林璇留日学音乐归来，被聘为教师,才得以开办。尽管科目多而杂，但最重要，最被重视的是国文科，不及格者即被留级或淘汰，可谓一科定乾坤。国文含古文、作文两部份，作文当时多写半白话文，对字数严格限制，务求简明扼要，表达清晰。期考、年考都被列为首门，平时学堂监督（校长）不一定在校，但国文考试，学堂监督必须到校亲自主持考试，作文必由其亲自命题，考卷由各位国文教师批改后评出分数，再由监督按好、中、差等级逐项亲自抽阅复核。全体学生在国文上特别用功，常有些学生因加班夜读而生病，也发生个别学生在考场上过度紧张而晕倒。

凤池书院创建于嘉庆22年（1817年），距今（2007）已190年，原名“圣功书院”，有教室32间，早期经费短缺，难以为继。至道光元年（1821年）由盐法道吴荣光积极筹措，并以所在地凤池里（状元许将居所之地)为名，改称“凤池书院”。书院主持称为“山长”，历任山长多为名人，由其出面聘任名师。第一任山长赵在田，主张学生以修养品德为先，其次才是道艺、文章。次任山长魏敬中。山长郭柏荫（字远堂）后任湖北巡抚。戊戌变法（光绪24年，1898年）后，山长陈璧受洋务影响，提倡学在实用，重视理工。末任山长曾宗彦，于光绪25年出任，思想和行动上倾向维新派，同情支持戊戌变法，与“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知交，是维新组织“闽学会”骨干之一。至光绪31年（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书院也先后停办，改成新式学堂或学校，凤池书院历时85年，前后山长12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