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FDI 区位分布的影响——基于中国31 省市数据的实证经验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基于中国31省市数据的实证经验周申杨红彦【内容提要】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因素对中国1999～2009年间31个省市地区FDI流入和分布的影响。

模型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生产率渠道和成本渠道影响地区FDI流入的假设。

其次，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和GMM方法估计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国际贸易等因素对地区FDI流入和分布的影响。

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总体上提高了地区FDI流入，并且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促进了FDI流入。

此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以递减的速率提高地区FDI流入。

【关键词】FDI 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一、引言跨国公司是经济一体化重要的特征之一，FDI被认为是资本集聚、技术引进、市场和先进管理经验的载体。

FDI通过技术外溢和工作组织方面对当地企业产生正效应，提高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1-4]。

此外，FDI通过新的资本、技术整合，创造熟练劳动力的需求[5]。

FDI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它的决定因素包括需求和供给，例如信息产业的发展程度、经济增长率、技术水平、要素禀赋、税收政策、当地政府政策、国际贸易策略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

哈兰和伍滕(Haaland&Wooton，2003)[6]证实FDI了动机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之间存在交换(trade—off)关系，拥有更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更容易吸收FDI。

虽然经济现实和大量经验文献证实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FDI相关，但是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是否是FDI的关键因素的研究比较缺乏。

本文首先界定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对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概念。

其一，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指劳动力市场在受到冲击时通过工资、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等途径迅速调整以恢复到均衡状态的能力。

其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决定结构性失业的制度因素有一定关联。

罗杰斯(Rodgers，2006)[7]提到了四种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表现：就业保护、雇主雇用和解雇员工的自由；工资灵活性；内部或者功能性的灵活性；供给方面的灵活性。

丹妮尔(Danielle，2009)[8]修正EPL三个分项指标(正规就业、短期就业以及集体解雇)完善了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指标。

本文在中国市场经济报告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收入比重、城镇登记失业率和乡镇企业就业比重三个子指标，利用亚历山大等(Alexandre et al．，2010)[9]的构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综合指标。

关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FDI的关系，多数研究在实证过程中更多的是判断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对FDI流入的总影响是否显著，而缺乏具体的影响渠道分析，特别是生产率渠道和成本渠道影响FDI的相关研究。

德维等(Dewit et al．，2003)[10]认为OECD国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是FDI流动的重要因素。

姚沃尔奇克等(Javorcik et al．，2005)[11]只是从实证经验上证实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FDI 的总影响，文章采用一系列反映个人和集体解雇(collective dismissals)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规则的工具变量，利用19个西欧和东欧国家的1998～2001年企业FDI流动数据来检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FDI的影响，结果显示较高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高强度FDI流动相关。

帕尔孔(Parcon，2008)[12]在理论上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生产率渠道和成本渠道影响FDI的流动假设，但是缺乏充分的实证证据将两种渠道区分开来。

本文借鉴了德维等[10]和帕尔孔[12]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生产率渠道和成本渠道影响FDI的假定，利用中国地区数据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指标，估计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地区FDI流入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二、相关理论研究综述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为两种：垂直型跨国公司主要是从事贸易和寻求国际要素价格的差异；水平型跨国公司基于节约贸易成本的考虑，为当地市场提供生产及服务而不是出口到母国市场，但是这将导致较高的固定投资成本[13，14]。

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不管是垂直型还是水平型，更关注发展中国家比较低的劳动标准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

他们认为较低的劳动标准和规则可能会迫使他们为了保持竞争优势降低劳动标准，但是负面效应是：最终将使某些国家为了保持竞争优势降低和弱化劳动标准，导致“竞争到谷底”，陷入“囚徒困境”。

因此对于决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劳动规则和制度对FDI的影响存在正面与负面两方面的争论。

主流文献认为非工资成本和劳动力市场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是因为：(1)由于劳动成本的提高，跨国公司回报率降低；(2)跨国公司应对供给和需求冲击的能力降低。

虽然劳动成本对FDI的影响结论是不确定的，但是很多实证结果暗示他们之间是负向关系[15，16]。

OECD(2000)[17]利用1995～1998年数据研究75个国家FACB权利和FDI流入的关系时发现，劳动力市场制度对FDI 流入有较强的负面效应。

哈兰和伍滕[6]认为，通过降低就业保护，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可以降低高风险企业潜在的冗余成本。

因此，就业规则和工资构成可以相互替代也可以相互补充，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灵活性不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高(Gao，2005)[18]。

在研究劳动力素质对FDI流入的影响时发现，劳动力素质对FDI在中国省市的区位选择上有正面的显著影响，且相比东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FDI对劳动力素质更为敏感。

但是也存在很多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制度对FDI的正面效应。

库塞拉(Kucera，2001)[19]构建了国家水平的工人权利指标，利用127个国家样本，检验“传统观点”(conventional wisdom)发现，劳动力市场上影响FDI决策的劳动成本和人力资本的性别歧视、童工以及工会制度并没有在经验上支持“传统观点”。

相反，劳动力标准越高，越有利于FDI的流入。

刚性的劳动力市场规则和机制一般认为是吸引FDI的不利因素，所以许多文献表明，以较低的退出成本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6]。

持同样观点的是德维等[10]，其发现国家之间不同的就业保护是决定FDI分布的重要因素，并且与此相关的成本越高，对FDI效应越明显。

道德等(Daude et al．，2003)[20]研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FDI决策机制时，发现FACB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FACB权力越大，性别越是平等，FDI流入越大。

格尔克(Gorg，2005)[21]发现美国的FDI大多流入劳动市场灵活程度高的国家。

怀曼等(Whyman et al．，2006)[22]研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FDI关系时，发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是外商投资决策的5大决定性因素之一，高风险投资的外商投资者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劳动力的素质以及基础设施视为仅次于市场规模的第二大考虑因素。

综合看来，虽然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上不能提供劳动力市场制度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FDI影响的明确结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工具变量的选择，更是鲜少分析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影响FDI的机制和渠道分析。

虽然现有的理论研究[12]表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FDI 影响主要通过生产率和成本两种渠道实现，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上述两种渠道对FDI影响效应尚未在实证中区分开来。

因此本文拟利用构建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通过生产率标准和工资成本标准将面板数据分类，明确估计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生产率渠道和成本渠道影响FDI的程度。

三、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影响FDI理论框架本文利用德维等[10]叫和帕尔孔[12]的理论框架研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如何影响潜在FDI来源国家的跨国公司(MNC)的区位选择。

帕尔孔[12]假定有两个类型的国家，本国和外国具有相同的生产成本。

德维[10]认为对称的生产成本假定可以将模型专注于雇佣制度和规则对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模型的不足在于这个假定排除了垂直FDI的进入，因为垂直FDI的进入源于本国和外国生产成本的差异。

帕尔孔[12]放松了这一假定，认为MNC在潜在的众多FDI东道国之间选择，包含水平的FDI和垂直的FDI。

假定母国追求利润最大化的MNC已经充分认识到它的最佳选择是对外投资。

垄断厂商面临的一系列东道国C1，…，Cn。

假设模型存在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需求是确定的，而第二个时期需求是不确定，两个时期的反需求曲线分别为：p1=a-q1和p2=a-q2-μ，pt和qt是t时期(t=1，2)的价格和产量。

a是正的常数，μ是一个需求的随机扰动项，其均值E(μ)=0和方差Var(μ)=ν。

因为厂商在第二时期面临不确定性，所以它非常重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在第二个时期出现需求减少时，它将通过减少工人来削减产量；当需求增加时，它将通过增加雇佣来提高产量。

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刚性状态，调整产量都存在成本。

调整成本如下：厂商在区位i的总的可变成本为：Ci是区位i的边际生产成本，假定在两个时期都是一样的。

λi是区位i 劳动力市场不灵活的程度，λi越大则表明区位i的劳动力市场粘性越大。

当厂商决定改变第二个时期的产量时，|q2-q1|>0，否则|q2-q1|=0。

因此(1)式的第二项反映了当产出变化时厂商的调整成本。

区位i的厂商的固定成本为：为了最大化预期收益E(п)=п1+E(п2)，厂商将会在每一个时期选择以下产量，最大化其预期收益：由于厂商面临不确定性，随λi递减。

因此如果区位i劳动力市场不够灵活(λi较高)，厂商将会降低产量来应对不确定性。

厂商的最大化预期收益为：(6)式中，预期收益对劳动市场灵活性程度的导数小于零，表明当区位i劳动力市场灵活性(λi较低)越高，跨国厂商将会获得较大的预期收益。

可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将会影响厂商的经济决策。

当厂商经历未预期到的需求减少时，可能会裁员，但是厂商必须处理相应的劳动规则，而且劳动合同一般是一年期，所以解雇成本很大；同理，当厂商面临需求扩张时，雇佣新的员工以及延长工作时间都需要额外的成本。

因此，MNC厂商在选择东道国时应综合考虑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现有的劳动标准和规则制度都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例如，如果没有严格的劳动规则和制度，厂商可能在现有工资下，任意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

如果劳动力市场制度通过提高生产率有助于增强FDI的流入，那么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会降低当地厂商的边际成本，因此(5)和(6)式中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系数可以写成边际成本的函数。

c′(λ)<0，(6′)式的第一项为正，表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提高生产率对厂商的预期收益的影响为正，第二项表明在厂商面临不确定和调整产量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调整成本对收益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