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生态”悖论的伦理意蕴

“消费—生态”悖论的伦理意蕴摘要：“消费—生态”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

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

“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

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

关键词：“消费—生态”悖论；消费自由；消费公正；伦理意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不仅是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变革，更是消费目的与消费本真的回归，体现了消费的生态化走向。

消费是确保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人类的消费是以一定的生态损耗为基础的，是自然过程。

因此，消费与生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生态损耗为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则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为前提。

消费与生态之间以各自的张力构成了“消费—生态”悖论（consumption-ecology′s paradox）。

正如学者指出的，“在现代化建设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似乎只要从事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张扬，并进而会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要保护和维持已有的伦理道德和生态环境，就只能牺牲发展和忍受贫穷。

消费社会更把这个悖论深化了”①。

这个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

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影响，探究消费方式生态化的实践途径和具体方式。

一、消费悖论与生态悖论悖论原本是一个逻辑学的范畴。

自古希腊说谎者悖论诞生以来，悖论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逐渐从逻辑学范畴扩展到其他的领域。

悖论的英文是Paradox 或Antinomy。

“Paradox”的原意是指“同人们通常的见解相抵触的理论、观点或说法”，它既用来表示超脱世俗、似是而非的科学论断（即所谓“佯谬”），也用来指称越规违理、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即所谓“谬论”、“两难论”）；而“Antinomy”则是指“自相矛盾的语句”。

在历史上，悖论包括了一切与人的直觉和日常经验相矛盾的结论。

它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为逻辑悖论。

它指的是，有命题P，如果断定它是真的，那就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假的；如果断定命题P是假的，又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真的。

第二种为佯谬。

某些论断看起来好像肯定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却是对的。

如“白马非马”、“鸡三足”等。

第三种为谬论、两难论。

某些论断看起来是对的，理论似乎非常充分，似乎非常符合逻辑，但实际上却是错的。

②消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生存与发展。

人们通过消费活动，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越多的商品就越能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类更幸福呢？答案并非如此。

在消费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超出了基本生存需要的范畴，消费的真实目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消费的内容由单纯对物的需求演变成对物的符号价值的追求。

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人们在幻想与实际中成为消费者，消费者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背离了消费的真实目的，出现了消费悖论。

生态悖论最先是在1997年由西南农业大学88岁高龄的叶谦吉教授提出来的。

他认为，生态悖论是指一切有悖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协调发展的错误理念。

可见，生态悖论是相对于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而言的，要求它统一整体协调发展。

③生态悖论现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矛盾性。

人与自然之间是矛盾的统一体。

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然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改造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是矛盾的两面。

如果只一味地开发与利用自然，必然导致生态悖论现象。

二是不协调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生态悖论现象的出现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三是急功近利性。

人类为了追逐眼前利益，不惜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必然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

生态悖论现象的产生是人与自然矛盾作用的结果。

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斗争的实践，表明了其产生的客观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从主观上讲，生态悖论属于人类认识论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运动和变化发展的过程。

在认识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得出与事物本质、客观规律相悖的认识。

消费悖论是人类消费行为超过自然生态容纳、承载限度所导致的，并由此必然带来生态悖论。

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是延续人类文明的重要手段，生态则是人类延续文明的重要基础，二者缺一不可。

消费与生态关系的失衡，必然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二、“消费—生态”悖论的深层逻辑“消费—生态”悖论所赖以存在的前提是：消费是无限的而生态是有限的。

其意涵是：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如若没有道德对其制约，欲望性的无穷消费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消费主义的张扬，进而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道德的审慎力量，否则就只能妨碍消费、忍受贫穷和牺牲发展。

“消费—生态”悖论表面上看是生态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实际上，它的背后隐藏着深层逻辑。

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

具体来说，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从思维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消费—生态”悖论在表面上是消费、生态矛盾作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它是特定思维方式的产物。

“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与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复兴及其工具理性的高扬密不可分。

工具理性是一种以手段有效性而不是目的合理性为宗旨的思维方式。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工具理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

它有效地提升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领域与范围，推动了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

然而，由于过度张扬工具理性，导致了工具理性霸权，工具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甚至是唯一尺度。

霍克海默明确指出：“当理性放弃了自己的自主权，即不能就人的生存问题说出什么来，不能从内容上对这些问题表示什么态度，不能从关心人类解放、指导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明行动的目标，而只关注于用何种工具和方式对自然界进行最有效的征服时，理性就成了一种工具……它的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面的作用膨胀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

”④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消费不再是维持人类满足基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方式，而是成为了人类满足过度欲望的工具。

在工具理性过度高扬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生态耗竭的时代。

2.从社会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传统的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增长和数量扩张为单一目标，弘扬经济理性，打破了经济发展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人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第一，从主体角度讲，经济理性主张以人的本能为尺度进行社会活动，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第二，从价值的角度讲，经济理性注重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第三，从目的合理性角度讲，经济理性是一种支配目的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它仅仅关注以有效的手段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第四，从理念上讲，经济理性坚持以经济效应最大化为指向。

在经济理性的刺激下，人们在消费领域逐渐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更多意味着更好。

在经济理性主导的传统发展观中，消费不再是人们为了生产生活的正常活动方式，而是成为了实现资本继续增值、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生产力，“不消费就衰退”逐渐成为共识。

从此，消费与生产、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经济发展目标的单一化必然会破坏生产、人的需要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3.从个人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人的需要原本来自于人的内心的真实意愿和兴趣，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活动。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原本是人存在的方式，也是自我实现的必由途径。

但在异化社会，劳动的异化蕴含着人的需要的异化，意味着人需要劳动不再是出于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劳动之外的生存需要。

这是一种出于人的本能的动物性的需要。

需要关注的是产品，而不再是活动过程本身。

对生存的关注必然体现在对产品的占有上。

在商品社会，产品被它的符号——货币所取代，对产品的占有转化成了对货币的追求。

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产品，其享用应以享用者具备相应的本质力量为前提。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享有产品的人并非具有相应的本质力量，在原本无力享用却人为强制占有的情况下，享用者必然会采取与对象本身不符的方式或手段，造成了对消费对象和人的身心的破坏。

如果人的需要完全脱离了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以对物质产品的不断占有为中心，那么人的需要就沦落为动物性的需要或异化的需要。

异化的需要试图通过对物质产品或商品的高度控制与占有来获取所谓的“地位”。

由此必然形成“消费—生态”悖论。

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交换结构，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基础之上的。

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是停留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上，而是更加关注消费品所象征的身份地位、流行时尚等符号价值。

消费的符号化使得对物品使用价值的需要演变为对物品符号价值的追逐，对物品实际价值的渴望演化为用虚拟价值堆积起来的符号的热捧。

财富和物品“构成了一个全面、任意、缜密的符号系统，一个文化系统，它用需求及享乐取代了偶然世界，用一种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⑤，而符号消费需要大量的物品来不断地更新、维持符号价值的存在，必然有许多新的流行产品取代一些“落伍”的产品，以此来保证符号的意义层出不穷，不断满足人们的符号消费欲求。

然而，每一次符号消费的过程，都是来自自然生态的原料的不断攫取，消费废物的不断丢弃的过程。

由于符号消费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忽视，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藐视和忽略，自然生态不过是不断炮制符号价值的工具而已。

消费的“符号化”，一方面导致人们在盲目的消费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对人生幸福的思考，颠倒了人生目的和手段的位置，人们在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陷入了难以挣脱的精神上的空虚和迷惘；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欲望的无止境和符号消费的无限性，严重违背了生态学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人们自己也忘记了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份子应有的伦理精神，也迷失了自身在宇宙世界中的价值坐标，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态生存，陷入了海德格尔所称的“被抛入世界”的无根状态，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