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的记事本-盛澜漫谈古代佛教文献

佛陀的记事本
—盛澜漫谈佛教古代文献
（文/程稀整理）“佛教文献学是一门很让人头疼的学科，但如果你要找一门一辈子都有可能入不了门的学科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用一位佛教文献学学生的感叹问盛澜）
“我觉得这是实话、仅仅从佛教文献学所涉及的古代语言门类就足以为证。

至少涉及梵语、藏语、犍陀罗语、吐火罗语、塞语、粟特语、大夏语、古回鹘语、突厥语、蒙古语、满语等十多种语言，还包括汉字、藏文、古蒙古文、满文、婆罗迷文、驴唇文、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等二十多种文字。

”（盛澜好像真的认同这个说法。

）
“那些古代佛教文献都是佛陀的记事本，是被不同时代的、讲不同语言的弟子抄录下来的。

”（问题听起来好像简单了。

）
“广义的佛教文献不应该仅仅包括“经、律、论”，他应该是历史的、有血有肉的，现在的计算机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局部解决古代文献的翻译问题，那些难懂的佛陀记事本逐渐会被弄清楚。

”
“西方的佛教研究，无论是艺
术还是历史以及教义均是以古代
佛教文献作为基础的。

这是一条
正路，只有在文献研究上做到位，
其它的研究才有基础可言。

佛教文献也好，其它历史文献也好，每一份文献所体现的并不是单一的某件事情，而是包涵了丰富的人文内容，涉及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

”
“因此，研究每一份佛教文献，不能单纯地就事论事，而需要全面、深入地从相关方面进行探讨、联系和比较才能真正把文献研究透。

”
“这是我的老师周绍良先生说的，有时候你要弄清佛教文献的事也必须懂历史、艺术甚至是政治经济。

”
（盛澜对待佛教问题的态度似乎更客观、更科学。

）
百余年来，佛教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以往对佛教文献的分类研究，经籍类文献主要是按原始佛教部派和中国佛教的宗派来进行；而有关佛教实践活动的文献，分类研究的成果不多，甚至有一些没有纳入佛教文献的范畴之内进行研究。

“古代佛教文献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它们的价值意义早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佛教文献本身的范围。

它展示的不仅是佛教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

”
“佛教文献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界与教界的合作。

以往的研究很少注意这方面，
因此有些成果纰漏较多，甚至往往出现一些在双方看来都是常识性的错误。

”
“我个人不排斥世俗、或者说是民俗佛教，事实上他们和正统佛教从未实际分开过”
（年青的佛教文化学者盛澜身上似乎看不到绝尘的学究气质。

）
所谓正统佛教是一个与世俗佛教相
对的概念。

正统佛教十分强调并维护佛教
经典的正统性，大凡南宋以前的佛教经录，
一般都主张判教，以甄别正经、疑经和伪
经。

以期达到弘扬并维护正统佛教的目的。

与正统佛教不同，世俗佛教在对待疑
经和伪经的态度上，并未遵循正统佛教只
奉受正经的传统，对所谓的正经、疑经和伪经兼收并蓄，同样崇奉。

从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看，唐宋时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人们将抄写、供养佛经和塑造、绘制佛像作为积累功德的大事。

“为了向文化水平较低的信众传扬佛教，人们把深奥的佛经改编成通俗易懂的讲经文、因缘文、变文、押座文、解座文以及歌辞、俚曲等，甚或将其转化成壁画，供信众观赏。

”
目前发现的与世俗佛教有关的
文献还有很多，为我们描绘了古代多
彩的寺院生活实际。

如斋会斋文、礼
忏文、羯磨文、授戒文、度牒等则记
录了古代寺院的佛事活动；而有关寺院买卖、典押、借贷、雇工诸方面的契约等则反映了寺院经济活动。

“佛陀的记事本，记述了世间百态、记述了佛教视角下的历史、艺术、社会乃至政治经济……”
盛澜小传：
1975年出生于北京，佛教文化学者、数学博士，对佛教建筑、佛教文献、佛教造像、佛教美术有研究。

师从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文史学家周绍良先生。

曾任中国佛教古代文献保护中心理事、香港东方佛教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佛教建筑研究所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主要经历
早期受周绍良先生熏陶接触佛教文化，逐步对敦煌艺术与文化产生兴趣。

后经周老引荐结识段文杰先生涉猎敦煌历史与美术领域。

九十年代初与袁荃猷先生相识并多承指教，后结识王世襄与温德源弟子袁剑君，在袁先生帮助下开始系统研究明清宫廷工艺及匠作文献资料。

2002年起参与邵立夫先生赞助的中国古代佛教文献保护项目。

目前主要研习王家鹏先生的著述，希望围绕宫廷佛教文化主题进行深入研习。

相关成就
一、在嘎玛德勒的指导下捐资修复了一批传世的“嘎玛嘎赤画派”唐卡。

二、捐助并参加了图布丹喇嘛主持的雍和宫部分佛堂内装与陈设修复工作。

三、参加中国古代佛教文献保护项目并参与捐资修复佛教经卷。

四、参加袁剑君先生主持的北京恭王府部分建筑及陈设研究工作。

五、捐助净慧法师中国禅宗文献目录编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