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模型的中国动态特征

刘易斯模型的中国动态特征与通货膨胀自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问世以来，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模型进行了修正。

近年来，由于中国 民工荒的出现，中国的学者开始关注刘易斯模型与中国经济的关系。

焦点是中国是否到达了刘易斯 拐点。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学者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

虽然提出需要修正的人很多，但实际着手修正的第一位学者是包小忠１（2005） ，他提出中国劳 动力供给曲线有两个折点（两拐点论） ，而不是刘易斯的一个折点，他认为，初始的中国劳动力供 给曲线应是向上倾斜的，在到达了刘易斯提到的现代部门工资 W 后，转向平直（形成第一个折点） ， 平直一段时间后再通过刘易斯拐点。

原因是中国农民工对刘易斯 Gap（农民工工资超过土地边际收 入的部分）计算方法特殊。

他将刘易斯 Gap 命名为打工成本，包括三项，除了在城里的衣食住行成 本外， 还有体力透支 （超过农业的高强度劳动） 和刘易斯所说的精神损失成本。

他通过对刘易斯 Gap 的计算，得出农民工在通货膨胀中“实际收入”降低的结论。

所以，民工荒是农民工在务农和务工 两种工作机会之间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刘易斯拐点的到达的表现。

罗炎益（2007） 、张樨樨（2008）和严啸２（2008）也提出了刘易斯修正模型，而实际上其原理 与包小忠模型相同，但他们没有发展包小忠的模型，因为他们的刘易斯 Gap 计算方法比较简单，其 实是一种退化（可能是他们没有看到包小忠的文章） 。

杨国才（2006）提出另一种方法。

他将农民分成若干种对工资水平接受程度不同的类型，因而 会形成一种 N 个直角折线的劳动供给曲线， 每经过一个折点工资上升一次并产生一次民工荒 （多拐 点论） 。

郭志仪，刘晋 （2011）建议将劳动供给曲线修改成波浪形状，由于土地边际收入是一条斜线， 波浪线有时在斜线的上方，有时在下方，因而就会阶段性出现民工荒。

虽然这几位学者声都称提出要修正刘易斯模型，但实际上只修正了劳动力供给曲线，未考虑劳 动力的需求。

周健４（2008）在包小忠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需求曲线。

他通过均衡点 的确定，提出民工荒的原因是由于农民工要求的工资提高后企业减少了雇工的数量。

上述中国学者从中国的特殊情况出发对模型进行修正。

但根据刘易斯(1972)的说明，他的模型 只是对劳动无限供给的一个分析框架。

也就是说，依据中国条件确定的不同曲线只不过是刘易斯模 型的一种特例，可以称为刘易斯模型的中国化。

但无论如何，刘易斯的研究中，并没有考虑通货膨 胀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而我们中国学者为刘易斯模型增添了新的内容。

然而，如要考虑到通货膨胀对供给曲线的影响，就得考虑供给曲线变动对供需交点的影响。

周 健提出的劳动供给减少的观点在 2008 年可能是正确的，但 2010 年却与实际相悖：农民工的工资迅 速提高，但全国农民工的总数却持续增加。

显然，这是因为宏观条件变化。

2009 年后的财政货币扩３张政策导致了需求曲线的向右移动。

在考虑通货膨胀对劳动供给影响的同时，又考虑政策对劳动需求的影响。

这样的研究实际上已 经脱离了刘易斯的最初的研究方向。

刘易斯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和历史的过程（见 1954 的论文） ，而 关注经济条件的变化，实际上是引向了一种短期研究，刘易斯（1979）称其为“动态”研究（见刘 易斯《二元经济论》第 48 页） 。

可见，我国学者对刘易斯模型的研究同时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中国化和动态化。

本文正是基于 这个方向，提出了“刘易斯模型的中国动态特征”这一概念。

一、供给曲线动态：迁移还是流动--中国农民工的核算方法与就 业选择在刘易斯模型中（他没有明确是迁移还是打工，但他用的词是迁移） ， 劳动供给有两条线决定，一条是传统部门（最初他称为生存部门）的边际收入 A，另一条是现 代部门（最初他称为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线 W，而劳动供给曲线就是工资线 W。

显然，中国的刘 易斯模型也要考虑这两条曲线。

刘易斯的模型里，这两条线是不变化的，而中国的两个收入却随着 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一个长期的考虑， 刘易斯将工资设定为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

但在现实的中国经济里， 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只能是名义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

实际工资本身就不是一个精确概念，刘易斯本 人（1972）就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实际工资（w/a、w/p、w/c、wL/vQ） 。

使用哪一种“实际” ，需要依 据国情和模型的目的。

显然，不仅中国的国情与刘易斯当时使用的历史样本不同，我国学者研究的 目的也与刘易斯不同。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研究者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农民工自己在选择离开“现 代部门”时所依据的实际工资如何计算的，另一个是农民工的土地边际收入的数值。

显然，根据众 所周知的原理，只有当农民工在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大于他们在土地上的边际收入时，他们才 会选择去现代部门打工。

如果农民工自己认为的“实际”工资低于他们期望的打工工资，或者低于 土地的边际收入，他们就有可能不去打工，而在家里务农。

所以，现在一方面我们所要确定的“实 际” ，应该与农民工所要求的“实际”W 完全一致；另一方面，这种实际不能低于土地的边际收入 A。

1. 农民工自己的“实际”工资－－纯收入在增多还是在减少？ 我国农民工计算“实际”时要减除全部的打工开支（包括城里的食宿费和路费） ，而不是用名 义工资除以生活费（W/c） ，或者用名义工资除上物价指数（w/p） ，原因是农民的收入本身分割成两 个部分：商品部分和非商品部分。

在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的农产区，土地上的收获有一部分不能商品 化，例如他们在家里吃的蔬菜，如果他们不吃掉，也不可能卖掉换成现金。

他们所吃的粮食，尽管能够变现，也与城里的“粮食”不同。

城里的“粮食”是经过层层加价加税后按零售价格出售，而 且还是食堂加工过的食品，价格翻了几倍。

城里玉米的价格是农民在家食用玉米价格的 4 倍还多。

此外， 农民工在家里的 “食品” 构成与城里的也不同， 因为他们可以选择那些不能商品化的剩余 （例 如红薯）来构成“食品” 。

所以打工食宿费 90%是额外负担，理应从工资中扣除。

我们用 G 代表农民工打工的支出，那么农民工的纯收入＝(W－G)/p，从表面上看，G 的变动 可以用城市的 CPI 折算，而 p 可以用全国的 CPI 折算。

其实不然，因为根据 CPI 的算法，粮食与租 金和食品加工服务在 CPI 的篮子里是分别给与权数的后再加起来，但农民工打工生活费中吃（食 品） ，不是这样计算的，他们用盒饭（将饭菜放在一次性饭盒，作为一餐饭出售）的价格来计算的。

深圳 1998 年的农民工盒饭价格是 4 元钱，而在 2010 年已经达到了 15 元（3.75 倍） ！ ，可按 CPI 折 算的深圳 CPI 上升了不足 50%（图书馆查实） 。

为什么盒饭的价格会远远超过 CPI 呢？因为盒饭的 制作中包括食品加工服务费， 而食品加工的老板要将制做场地租金和工人食宿的房租都加价至加工 费中，而深圳的房租 10 年中上涨超过了 4 倍，更进一步，在总价格上涨三倍的基础上，税收也要 同比例增加，当然就超过了 3 倍。

上面我们计算的农民工纯收入，实际上也只是名义纯收入，还没有扣除物价侵蚀的部分。

但是 农民工用哪一种物价指数做为折算标准呢？农民心里自有一本帐，农民不会用 CPI，也不会用 PPI， 因为他的现金收入并不是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商品篮子来确定权数和构成的。

我国农村农民的主要现 金支出不是食品而是农用机械（包括交通工具） 、化肥、住宅建筑材料、学生学费和重大疾病治疗 费。

而这几项商品的价格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统计局统计的 CPI。

我们假定农民依据他们的现金支 出商品篮子确定的指数为 WPPI （农民工物价指数） ， 那么， 真正的农民纯收入应该是(W－G)/WPPI， 那么，我们将会发现，由此计算的农民工收入少于他们在 2000 年以前的打工收入。

2002 年的月平均工资 为 843.8 元 ，生活费支出（盛运来６2007）按 2003 年计算（2002 年物 价指数下行，2001 年与 2003 年物价指数持平，应该说三年的物价没有变化） ，纯收入 421.8 元，年 纯收入（421.8×12＝）5061.6 元。

2009 年每月纯收入 651 元（1417－766） ，全年 7812 元，增幅 54.35%。

若依据《中国经济报告 2011 年第 3 期》 ，2009 年农民工平均年收入 18107 元，家庭在目 前务工地每月的生活费支出平均 1243.03 元②， 寄回或带回老家的现金平均 6462.63 元。

增幅 27.68%。

而按 《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2－2009 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可算出， 增幅为 55.73%；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增幅 25.02%（其中建筑材料价格指数增幅 19.08%）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 价格指数增幅 45.7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增幅为 22.66%。

也就是说，2009 年的 6462 元（对５ ①①中国经济网 2008 年 10 月 19 日专稿： “2007 年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达到 1210.9 元，比 2002 年提高了 43.5%。

”由此可计算出 2002 年的平均工资为 843.8 元。

2005 年月平均 872 元（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金三林，王宾，许召元） ，2009 年，1417 元 ② 中国经济报告 2011 年第 3 期：从消费结构来看，食品支出最大，平均 540.32 元，占到消费支出（扣除社保 支出后）的 49%；其次为居住方面的支出，平均 214.60 元；再次为日常生活支出，平均 173.83 元。

其余支出依次 为：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支出，平均 137.31 元；交通支出，平均 99.45 元；医疗支出，平均 99.35 元；通讯支出，平 均 90.88 元于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力）低于 2002 年的 5061 元。

由此可知，农民工实际收入不是提高，而是降 低了！民工荒的实质一目了然。

2. 农民工的土地边际收入在增长 3.在农民工纯收入下降的同时，农民工的土地边际收入二、劳动需求曲线的动态：雇工增加还是减少？人保部公布的 2009 年月均工资为 1400 元，11 个月的纯收入为 6974 元，动态性在于物价的变动，物价变动则名义工资变动，生活费用变动，劳动供给和需求均衡点就 要变动。

最终的结果是农民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因为名义工资的上升而增加， 但工厂却因为物价变动而遭 到了损失。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好处让谁得到了！ 看起来，虽然领导们不想“折腾” ，但有关部门的决策让经济不得不折腾，我国的特殊性在于农民对收入的计算是分成两部分进行的：这个特殊性要求 的“边际”和“实际”都很特别，农民工选择的篮子商品和权数也具有特殊性（已由问卷调查 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