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理性制度_与_德行_之间_现代社会调适的逻辑分析_曾琰

理性制度 与 德行 之间现代社会调适的逻辑分析曾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444张卫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200444摘要: 理性制度 与 德行 作为两种社会调适的配置资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人们普遍相信,在一个国度和社会,如果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越是合理,理性制度在社会调适中所占的比重越大,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程度就愈高。

据此,对理性制度的无限取悦限制了德行调适的发挥。

而惯用历史叙事法从逻辑意涵和实践效能的探析表明,德行调适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调试资源,甚至有着理性制度无法企及的效用层次。

因此,现代社会无限依赖理性制度调适的路径,会误读现代社会调适模式,而且会淤塞思考社会善治问题的理论通路。

所以,笔者以为开发德行资源,完善理性制度,综合 理性制度 德行 思路,而不能听任理性言说变成 理性制度 的单声道。

关键词:理性制度;德行;社会调适作者简介:曾琰(1986-),男,湖北十堰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张卫伟(1985-),女,湖北黄冈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收稿日期:2009-06-08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9)05-0061-05理性制度 与 德行 作为两种社会调适的配置资源,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进入现代社会,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是社会调适的积极取向,并且着意加以开发。

人们向来普遍相信,在一个国度和社会,如果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越是合理,合理的制度安排在社会责任调适中所占的比重越大,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程度就愈高。

相应地, 德行 的调试作用在很大层面被 理性制度 所湮没。

笔者从逻辑意涵和实践效能的探析表明,德行调适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调试资源,甚至有着理性制度无法企及的效用层次。

所以无论从社会调适的效率的最大化出发,还是以人为本的角度看,都要求改变现代化进程中责任调适对于社会制度的无限依赖,转变这种施于理性制度以无限社会责任调适的认识。

合理开发德行资源,综合社会调适路径。

一、现代社会 理性制度 责任调适思路的无限蔓延以及局限性从传统意义上讲,现代社会的到来,可以说是一种总体性转变的结果。

按照舍勒的看法,这种转变首先是从外部的制度安排开始的,然后在更深的人的主体思想和精神气质打下烙印。

在社会结构层面,以理性为指导的制度安排是现代社会的积极取向。

韦伯在论及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关注的就是理性精神:正是新教改革所肇始的社会变革,为滋生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提供了沃土。

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在各自迥异的思想领域,都朝着以特有的方式将理性理解为人性这一方向,并通过理性来建构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世界。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理性以及理性引导下的理性制度是现代社会的特质。

这说明,现代社会合理制度的生成和作用也是源于理性思维方式的要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发展对于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行为过失和社会发展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的终极原因。

在市场机制的敦促下,获利的无穷诱惑和竞争的外部压力,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受理性思维的禁锢,自然的数学化和行动的合理化成为一切行为的评价标准。

数量 和 效率 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关键词,无限追求的。

在理性思维敦促下的理性制度在一开始就秉承了这种 科学方法 并移植到了制度领域。

在理性思维方式下的制度对于社会调适越来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一社会调适的力量就像康芒斯在其 制度经济学 中指出:制度是集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控制;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制约。

它由一系列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由风俗习惯和惯例构成)、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及实施机制所构成。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制度 告诉并强制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而限定了人们活动的范围,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人的活动具有选择自由,超出这一范围就会受到惩罚 [1]。

在理性制度下,社会资源可以最大效率的得到配置,使行为失范和社会困境得到有效解决,使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生产,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空间。

在财富和效率无限的追逐驱使下,制度的社会调适功能走向无限。

社会制度调适的无限蔓延,是通过对德行作用的无限压制确立起来的。

如果我们套用万俊人先生的话语, 根据现代性的知识信念,只有基于或者符合严格的逻辑证明和经验(实验)实证的理念、观念、概念、原则和方法,才能配称合乎理性(逻辑)的 科学的知识 或 科学的方法 ,否则,只能归于 非科学的 知识范畴。

然则,无论是从主题内容上还是从学理方法上来看,德行调节恰恰游离了这种 现代性 的科学知识标准:她所着力探究的主题不是社会普适的道德伦理规范,而是作为道德行动主体的个人之内在目的及其实现境界(所谓 美德 之所谓者);而她所用来探究这一主题内容的基本方法或学理方式又主要是文化解释学、历史叙事学、甚至是道德谱系学的,所有这些几乎同逻辑毫无干系 [2]。

这是理性指导下制度调适社会无限性的必然走向。

在现代化社会中,理性制度这种符合强势理性思维方式的社会调适方式成为人们着力开发的资源。

但问题是,在现代社会理性制度能否真的发挥这种无限作用,其实是大有疑义的。

诉求理性的制度安排,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基,但是这种价值取向,一经过工具理性过滤,究竟还可以为社会调适保留多大的合理空间?根据齐格蒙特 鲍曼对于理性制度的看法 迷恋秩序和管理上井然有序的社会是其他现代任务(如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一个公分母和车轮。

近代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们所设计、建构和推进的社会政治制度都是以文明为其合法化手段,以理性为精神支柱,以控制话语权和暴力机器的现代国家为轴心。

因此,现代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以权力为中心,致力于设计一套尽可能完美的管理秩序,并力图消灭威胁秩序的矛盾性 [3]。

从鲍曼的说法中,我们可以得知,在现代理性制度对于社会调适,个体的价值受到压制,个体内在的道德冲动和责任为理性主义所湮没而不是蔓延。

说明了现代社会理性制度的调试并非成功的,它是牺牲个体意志为条件的。

这是理性制度本体意义上的缺陷。

除了理性制度这种本体意义上的局限性以外,制度本身的作用范畴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一些社会调适必然超出理性制度以外。

其一, 被救助者的困境情况具有散发性、个别性、突发性的特征时,这是理性制度的盲区,不能全方位顾及这些社会困境对于制度调适的需要 [4]123。

比如,汶川地震期间,志愿者们从事的对于灾区人们的心理慰藉等关于德行调适的行为。

其二,社会理性制度的完善作为一个过程性的存在,在现实层面还不够完善,因此也无法自然避免和化解现有调适功能所无法克服的社会失调现象,也需要德行的社会调适化解。

理性制度作为现代社会调适不可或缺的资源,而其缺陷和功能的局限性决定了无限依靠理性制度来谋和理性的要求是存在问题的。

因此,社会调适过分依靠理性制度,会使得理性制度的社会调适决定论的歧途。

所以,必须放弃理性制度对于社会调适的无限依赖,完善和扩充社会调适的有效路径。

二、德行调适的现实意义与理性制度的有限责任回归德性 是指人的品质和品性,德性的诉求体现了人类建设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的努力。

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德性,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现实的个人相对于自己的关系的非自足性。

这种非自足性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己的精神的关系等方面表现出来。

人的 偏无自足 和要 凭乎外资 ,决定了人要通过 德性 来实现人对于自然、他人的需要(裴危页 崇有论 )。

自然界是人的 无机的身体 ,德性的根据在于人需要这个 无机的身体 。

人相对于自然的片面性和被动性要求人要能动地面对自然,德性就是人能动地面对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努力[4]126。

相形之下,以身份制为主要社会结构形式的传统社会,社会调适几乎都是依靠 德行 资源进行的。

只不过这种德性资源的调试手段在面对现代社会强势的理性考量中,逐渐被理性制度所湮没。

现代社会是公共社会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日趋分化且公共化趋势日益增强的社会,在这种条件下承认社会公共领域调适的理性制度的重要意义也是应有之意。

可是无论现代社会的公共化扩张势头如何强势,即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理性制度也难以料理一切。

甚至即便是社会公共社会领域所发生的一切人与事都是制度层面或具有法律意味的,甚至于即便是社会生活领域里那些具有哪怕是极为明显的制度和法律意味的人和事,也还有其超制度理性的文化价值意义。

[5]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在政治、法律等理性制度无法企及的层面,一定会将这一空白层次的社会调适留给德行。

对于德行对于社会调适的主要意义,为了搭建起码的共识性话语平台,笔者认为一个最简单的策略,就是径直回到古典语境,就德行之于社会调适的功能进行解读。

先哲老子有云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老子认为,社会调适应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

这种德行主张看似否认了人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但是对于传统社会和微型国家的调适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这是德行社会调适的最初要求和形态。

而后,陆贾称之 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

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 [6]。

陆贾的这一赋予德行调适社会的功能接近于近代社会中人们对于该问题的选择思路。

陆贾扬弃老子对于思想,认为仁德作为社会调适的本体性力量并且加以强调,只不过他充分肯定了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合理性,并把消除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对德行的需要看作是必然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在与传统德行社会调适的主张相冲撞,而且因为碰撞使德行调适在历史变迁中进一步错位和被吞噬。

在现代社会中,褒扬生命情感原是谋求个体解放的一个重要路径。

但是,当新文化的弄潮儿沿着这条路迅跑的时候,他们不仅将批判锋芒指向严酷专断的封建纲常,而且往往指向一般意义的道德禁忌和文明规范,结果就以不断加剧的叛逆姿态进一步扫荡了传统伦理,特别是宗教信仰极力强调的那种对丧失约束的自反本能和感性趣味的恐惧。

[7]德行化解问题的基本思路以及德行化取向的问题意识,在现代社会被无情的抹杀了,凶手不仅是理性本身,而且自由主义的顶点 个人主义也充当了帮凶。

然而德行对于现代社会调适的现实状况究竟怎么样?或许在刚刚过去的汶川地震以及我国奥运会中发挥堡垒作用的志愿精神却足以阐释这一意义命题。

据统计,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周年倒计时前夕,截至7月30日下午5时,报名参加北京奥运志愿者的人数已达561296人,其中北京地区报名人数达3l8l89人,京外省区市报名人数达206441人,港澳台侨外报名人数达36666人。

志愿者报名人数已远超历届奥运会志愿者报名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