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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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基本假设条件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刻画经济环境的特征。市场上有大量买者和卖者的这一假设条件界定了交易双方的数量,从而决定了市场竞争的充分性;信息完全假定刻画了交易者初始信息禀赋特征,是交易双方进行有效交易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商品同质假定界定了交易对象的特征,这一特征排除了可替代商品的存在性,从而排除了产品关联性的影响;资源完全流动性假定是指生产交易对象时资源的可获得性、进行生产与退出生产的自由性,也即产品供给的充分伸缩性。正因为这四个假设条件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刻画经济环境特征的,从每一个条件或从其他几个条件出发并不能必然推出其他任一条件的存在,故假定条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有趣的是,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所以,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系统的设计,在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决定了!
分析性叙事:
分析叙事法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叙事分析来概括制度变迁一般规则的崭新研究方法.其核心论点在于制度是可以调整行为的具有自我强化功能的均衡,而制度变迁则是一种均衡格局对另一种均衡格局的替代作为研究工具,分析叙事法可以帮助我们透彻理解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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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铁轨间距
在现实生活中,路径依赖现象无处不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什么采用这个标准呢?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因为古罗马人军队战车的宽度就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和高压水都不再介入,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效应。
分析性叙事的假定:需要解释的结果或事件来自个体选择的聚合
分析性叙事依赖于理性wk.baidu.com择的行为假定
既鼓励因果推导,又鼓励关键点或选择点的揭示
内容:区分关键行动者、行动者的策略和他们的策略
下一步:推导一个专门的模型,以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联系,而且带来一种因果机制的描述。
偏离均衡路径——为什么一条路径成了均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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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的表现方式
路径依赖有两种表现方式:自我强化和锁定。秦池酒业从一个县级小厂能迈向全国靠的就是广告,它从广告中尝到了甜头,这种收益刺激了它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继续这一战略,不计成本地去夺取中央台广告标王,在一夜暴富以后还想一夜成为贵族;这就是自我强化。至于锁定,恋爱中的男女最容易被观察到。女孩爱上了男孩,但男孩有些屡教不改的恶习,朋友们都说放弃吧,多少次经验证明了要改是不可能的,但女孩一直执著地相信再下一次他一定会改的,就这样她拖了好多年……这不仅是“一叶障目”的问题,还含有路径锁定的因素。
“路径依赖”理论由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他因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从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企业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就如厄运循环,企业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1]
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中《权利和繁荣》中,奥尔森区分了不同类型政府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对独裁政府、混乱政府,以及民主政府做了详细分析。奥尔森认为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流寇当道),流寇只会产生偷盗抢劫的动机。然而独裁政府(从流寇转变落地为王,或者称之为坐寇)会有一定程度的鼓励经济发展的愿望,因为他认为他的权利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从而能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享一杯羹。因而坐寇会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保护他的臣民和财产避免流寇的抢劫。奥尔森在流寇往坐寇军阀发展过程中看到文明的种子和通向民主的道路。从而产生向民主政府转变的动机(和广大的人民愿望相结合)
理性决策
约束的来源——直接来源: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性
—个体在其可获得的资源范围内进行最大化
——其他来源:制度与组织
策略行动(博弈论囚徒困境)
什么是新制度组织理论
新制度组织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新制度组织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但却是20世纪90年代“组织理论的宠儿”。新制度组织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莫约、卢旺、斯科特等。
理性
一个模型:
集体行动问题
制度安排问题
经验的理性选择模型
理性选择的行为假定:个体是决策者,他们是理性的,因为他们的行动与他们的偏好一致,而且他们的选择服务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是策略性的,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受他人可能选择的影响,而且选择的变化是行动者所受约束的函数。(P37)
理性假定与偏好
效用最大化
均衡分析/均衡假定
理性选择的传统方法
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也像行为主义一样,从个体出发来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但并不采取归纳的方法,而是先假定一个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然后在各种情境下计算和演绎按照功利最大化原则行动的个体可能会采取的行动。
理性选择理论起源自公共选择理论。包括了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模型,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学,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和赖克的政治联盟理论。其后逐渐发展出联盟理论、交易理论、博弈理论、投票分析和科层决策等理论形态。
理性选择的力量在于它的简约性和可检验性
比较静态学
——什么会打破一个特定的均衡(打破均衡、引发改变的力量)
路径依赖(时空序列与因果链条)
为什么非最优的路径会存在
发生的三个必要条件:强大的技术相关性、规模经济、学习和熟习的不可逆性(保罗·戴维)
第四个条件:在分权和自由的市场中不断增加的回报(布雷恩·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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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路径依赖
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这在经济学上叫“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行动者为什么不能走其他可能的路径?
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的基本假设条件有四个:一是市场上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相对于整个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量而言,每个买者的需求量和每个卖者的供给量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价格的决定者,对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均不具有影响力。二是市场上每个厂商提供的商品都是同质的。这里的商品同质是指商品完全无差异,不仅指商品的质量、价格、商标等完全相同,还包括购物环境、售后服务等方面也完全相同。这意味着厂商之间的产品是完全可替代的,因而导致市场的完全竞争。三是资源具有完全的流动性。这里的资源是指所有的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厂商生产所需要的资源。这意味着厂商进入和退出市场是完全自由和毫无困难的。四是信息是完全的。即市场上的每一个买者和卖者都掌握与自己一切经济决策相关的信息。从这四个假设条件出发,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完全竞争市场能达到一般均衡,且均衡是帕累托最优,是有效率的。
为了表彰奥尔森在经济和政治科学方面的诸多贡献,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引入奥尔森奖,专门用于表彰最佳政治经济学博士学术论文获得者
制度决定论
帕累托最优
需要指出的是,帕累托最优只是各种理想态标准中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一种状态如果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那么它一定是不理想的,因为还存在改进的余地,可以在不损害任何人的前提下使某一些人的福利得到提高。但是一种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并不一定真的很“理想”。比如说,假设一个社会里只有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快饿死的乞丐,如果这个百万富翁拿出自己财富的万分之一,就可以使后者免于死亡。但是因为这样无偿的财富转移损害了富翁的福利(假设这个乞丐没有什么可以用于回报富翁的资源或服务),所以进行这种财富转移并不是帕累托改进,而这个只有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饿死乞丐的社会可以被认为是帕累托最优的。
1982年,奥尔森试图采用联合行动来表述《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的原因。其主要思想是在一个国家的时间长河里,小的分散的联合会会慢慢组建。像棉农组织、钢铁工人组织、工会等会有相当动机去组建自己的政治游说团去影响政策,使它偏向自己的利益。通常这些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科技进步的,进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是那些支持这些政策的利益联合体,然而其成本却是需要整个社会分担的。“逻辑”这个词指出,这些政策通常很少会遇到公共的抵制。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分散的联合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的加入,整个国家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经济也随之开始下行。
影响:
集体行动
曼瑟尔·奥尔森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1932年-1998年2月19日),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制度经济学的诸多方面(私有财产、税收、公共财、集体行动、合同权利等)也有很大贡献。他病逝的时候仍为马里兰大学工作。
奥尔森主要关注参与利益集团的成员,其背后具有怎么样的逻辑在支撑。在他那个时代,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理论认为组织是最初始的状态。有些人甚至鼓吹人的本性就是要集群;另外一些人则把组织形成描述为基于血缘关系的现代化进程。奥尔森则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理论,关于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背后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在他的第一本书《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财和群体的理论》中提出这样的理论,“只有存在着独立的和个别性的诱因,才能激励一个理性的个人在一个潜在群体中采取有组织方式的行动。”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大型组织中的成员个体,基于能从中获益的动机而行动,这些成员才有可能依组织的共同利益,让这个组织长久持续下去。他特别区分大型群体和小型群体,其中小型群体能单纯就追求一个共同目标而行动,但大型群体若无法以个别利益激励成员,则无法有效追求共同的目标。
反事实问题
一幅关于经验理性选择未来的图画:未充分探索的领域
理性选择分析的局限:
证伪:
重新考虑行为假定:将伦理影响加入行为者的理性行为之中
从经验到规范
《集体行动的逻辑》社区组织和工会建设的努力
新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先产生于美国国会研究,其原因是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政治现象时存在局限。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个人是完全理性的,在这种假设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即阿罗不可能定律,但在现实之中却存在一个稳定的多数,为了解释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人们转向了对制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一流派,诺斯被视为理性选择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
新制度组织理论学派认为,组织不仅在一定的技术环境中运作,而且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生存。新制度组织理论学派所强调的制度环境是这样一种环境,其特征是通过规则和规定的精心安排,其间的单个组织要想获得环境的技术和认可,它必须服从这些规则和规定。
新制度组织理论从组织的制度环境着手,以组织域为基本分析单位,通过制度同观态概念来分析组织的同质性过程,强调组织在环境中的运作不仅要满足技术环境的要求以实现组织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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