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

1、葛天氏之乐

传说中远古氏族葛天氏的乐舞。乐舞分为八支歌，分别是《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葛天氏之乐勾画出一幅远古时代人们的生活图景，反映了人类进入农业定居阶段后的信仰，观念和愿望，是原始社会极为著名的一部乐舞作品。

2、六代之乐

西周统治者用于祭祀大典和重大宴享活动的六部乐舞，被后世儒家奉为雅乐的最高典范。简称“六乐”，作品分别是：皇帝《云门大卷》，用以祭天神；尧时期的《大咸》，用以祭他神；舜时的《九韶》，用以祭四望；禹时的《大夏》，用以祭山川；商时的《大濩》，用以祭先妣；周时的《大武》，用以祭祖先。“六代之乐”除用于祭祀大典之外，还在重大宴享活动中表演，因此，它兼有雅乐和燕乐的双重性质。

3、八音

周代出现的一种分类法。根据乐器的制作材料不同，将乐器分为八类：金石土木丝革匏竹。八音分类法的产生，标志着当时我国器乐艺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

4、三分损益法

我国古代生律法。记载于春秋时期的《管子-地员篇》中，系用增加或减少弦长的三分之一，往返交替求律的方法。这是我国最早记载的采用数字运算求律的方法。

5、乐府

我国古代音乐机构。最初始于秦代，到汉时沿用了秦时名称。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主要任务是采集民间歌谣，加以配乐，创作并填写歌词，创作和改编曲调，研究音乐理论进行演唱及演奏等。

6、相和歌

汉代汉族各种民间歌曲的总称。它最初的表演形式是清唱的“徒歌”，后发展为一人唱、三人和的“但歌”，最终形成了以乐器与唱歌相和的形式。相和歌常用的乐器有节、笙、笛、琴、瑟、琵琶、筝等，主要的三种调式为清、平、瑟三调。相和歌大部分来自民间，是乐府歌曲中的精华部分。

7、鼓吹乐

以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演奏为主的音乐形式，鼓吹乐以鼓、排箫和笳为主奏乐器，中间有歌唱。一般把鼓吹乐按用途分为四类：黄门鼓吹、骑吹、短箫铙歌、横吹。鼓吹乐源于民间，后供奉于官府，其后又逐渐向民间发展，明清以来的民间吹打与鼓吹乐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8、清商乐

东晋南北朝以来的民间音乐，是相和歌的继承与发展，东晋南渡以后，北方的相和歌随着汉族政权南迁，和南方的江南吴歌、荆楚西声逐渐融合成一种新颖的音乐即所谓清商乐。南北朝以后，清商乐完全取代了相和歌，成为民间音乐的主要形式，清商乐作用乐器有钟、磬、琴、瑟、琵琶、筑、筝、节鼓、笙、笛、埙等15种。其“清商三调”沿用“相和三调”即清、平、瑟。清商乐的古琴调至今多存于琴曲之中。

9、法曲

隋唐时期的一种音乐形式，又名“法乐”，始见于东晋《法显传》，因用于佛教法会得名。梁以后，形成以清商乐为主的法乐，至隋称为法曲，在唐代又吸收了道曲成分，并受到极大重视。

10、百戏

我国古代兼有音乐歌舞成分的杂技表演总称。包括杂技、武术、幻术、民间歌舞、杂戏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表演中多伴有音乐的唱奏。百戏最早出现在汉代，又称“角抵戏”，一直到元代，百戏一词才销声匿迹。

11、京房六十律

汉代京房所创律制。京房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发现“仲吕极不生”问题的律学家，据记载，他在传统的三分损益法生十二律基础上，继续往下推算直至第60律。六十律的提出，揭开了中国古代律学史第二个发展阶段——探求新律时期的序幕，对后世律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12、何承天新律

南朝乐律学家何承天所创律制。何承天新律不同于京房六十律中提出的加律方法，而是致力于实现古人“十二律旋相为宫”的理想，寻求在十二律内部进行调整的新的途径。他将所生变黄钟的8.8788寸与正黄钟9寸取差值，得0.1212寸。这种律制取振动体长度的等差数列，虽然并非真正的十二平均律，但它在实际效果上已十分接近。因此何承天新律是世界上最早运用数字计算对十二平均律的探索，在中国律学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13、文字谱

古琴记谱法，属于音位谱系统，采用文字详细描述古琴演奏的指法和音位，也称手法谱。这种记谱法能准确记录音高和音色的变化，记录节奏却不严格，但由于记谱的手法在时间间隔上有一定的规律，因此也保留了一部分节奏节

拍的信息，现存南朝梁的丘明传谱的《碣石调-幽兰》谱为文字谱现存唯一实例，也是我国最早的古曲谱。

14、减字谱

古琴记谱法。最初由唐代曹柔在文字谱基础上革新创造而成，晚唐至两宋进一步发展，宋末至明清趋于成熟。其形式为减笔字拼成某种符号作为左右两手在古琴音位上以及弹奏手法的标记，又称音位谱或手法谱。这种记谱法能准确记录音高和音色的变化，记录节奏却不严格，但参照其他符号和各指法的习惯奏法，也有一定规律，减字谱较文字谱更加简便，并基本沿用至今，它的出现使琴家得以整理大量琴谱传于后世。

15、燕乐半字谱

唐代记谱法，亦称半字谱。唐代的燕乐半字谱存在着弦索谱系统和管色谱系统两个分支，前者以唐琵琶谱和五弦琵琶谱为主体，后者用于筚篥、笛子等吹管乐器，二者在史籍中都有所记载，但读谱法均已失传。一般认为，燕乐半字谱的管色谱系统是工尺谱的一种早期形式。

16、变文

唐代说唱音乐形式，它本指唐代佛教寺院用于宗教宣传的说唱形式——俗讲的讲唱底本。变文之得名，一说来源于佛教语汇；另一说则认为由于其曲调从南朝清商旧乐中变化而来，故而得名。内容除表演佛经故事外，多以历史故事为主，民间故事为主，曲调则多取自民间音调，作品如《孟姜女变文》《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等。

17、俗讲

唐代佛教寺院用于宗教宣传的一种说唱形式。佛教徒在宣讲教义时，为使更多的百姓接受，常常将深奥的佛教哲理通俗化，利用讲故事和唱经的方式进行宣传，称作俗讲或讲经文，宣讲人叫做俗讲僧，讲唱的底本叫做变文。俗讲是在佛教中最早出现的宣传宗教教义的说唱，主要由高僧法师担任，其题材内容限于宗教本身，曲调多为转读梵呗，可能还保留了佛教传入我国时外来音调的较多因素或原貌，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等。著名的俗讲僧如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记载的文叙。

18、《破阵月》

唐代歌舞音乐作品。原名《秦王破阵月》，本是隋代末年的一种军歌，杂有龟兹音调。武德三年后，填入新词以歌颂秦王李世民的赫赫军功。贞观元年发展为歌舞大曲，用于朝廷“宴群臣”，后繁衍出多种表演形式。曾更名为《七德舞》用于雅乐，唐高宗的《神功破阵乐》、唐玄宗的坐部伎《小破阵乐》也源于此。无论是在燕乐或是雅乐的演出中，还是在九、十部乐或是坐、立部伎的节目中，都有《破阵乐》的存在，其影响远及印度、日本等国。这部作品具有“发扬蹈厉，声韵慷慨”的豪壮气概，音调是以汉族清乐为基础，又杂有龟兹乐的成分。武则天时期的日本遣唐使曾将《秦王破阵乐》带回日本，日本目前所存的五弦琵琶谱、筝谱、笙谱、筚篥谱、笛谱等七种古代遗谱中共保存着《破阵乐》的九种曲谱。何昌林先生曾尝试词曲的组合配译。

19、《霓裳羽衣曲》

唐代大曲，一说为法曲。又名《霓裳羽衣歌》或《霓裳羽衣舞》，相传由唐玄宗创作，另有说法是唐玄宗根据印度《婆罗门曲》改编。从唐诗的记载中可知，这首大曲的音乐具有浓厚的西域佛教音乐成分，舞曲的服饰则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色彩。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霓裳羽衣歌》及其注文为了解这首作品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据其推断，这部大曲音乐共有36段，其中最精彩的音乐是抒情气息及其浓郁的散序部分，结尾则一反大曲的急剧的节拍中结束之常态，而是缓慢地终止。该曲早已失传，学术界一般认为，宋代姜夔于1186年发现并保存下来的《霓裳中序第一》，可能就是乐曲中间的一段。《霓裳羽衣曲》有着极为感人的艺术魅力，代表着唐代歌舞音乐的最高成就。20、《广陵散》

古琴曲。至晚在汉末已经出现，根据蔡邕《琴操》的记载，琴曲表现了聂政刺韩王的悲壮故事。现存《广陵散》曲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编印的《神奇秘谱》，谱中有“刺韩”“冲冠”“发怒”“投剑”等分段小标题。琴曲共有45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着重变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之后则表现了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和赞扬。正声则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刻画出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气贯长虹、气势夺人的音调一直为封建的道学家们所咒骂，宋代朱熹所说的：“其声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由此，《广陵散》也成为我国现存琴谱中唯一一首具有杀伐战斗气息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21、《酒狂》

古琴曲。载于《神奇秘谱》等多种琴谱中，魏晋时期阮籍所作。根据姚丙炎先生的打谱，该曲采用了三拍子的节奏，音乐主题是一个不断向上跳进、又复渐次下行的乐句。其特点是将调式主音和属音等稳定音作为每拍首尾的支点，中间嵌入大跳音程，从而造成节拍轻重颠倒的效果，刻画出酒醉者步履蹒跚的神态。全曲共有五个段落的循环变奏，张力不断加大，感情不断深化，至尾声“仙人吐酒气”才通过较为自由的节奏，将饱满的情绪舒缓下来，最终乐曲在悠长的节奏中结束。《神奇秘谱》解题载：“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