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还乡的艺术独到之处

《高祖还乡》的艺术独到之处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了元杂剧《般涉调。高祖还乡》的相关创作背景以及介绍了这一部作品强烈的反封建性和独特的艺术特色，简要分析了作品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讽刺性虚化历史独特叙述角度通俗语言

一《高祖还乡》的相关背景

1作者简介：

睢景臣，字景贤，扬州人，元后期曲家。一生著有杂剧三种，词一卷，均不传世，惟散曲存三套，其中《高粗还乡》为代表作，也是元散曲套数中的名篇。元戏曲家、钟嗣成《录鬼簿》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可见当时已负声望。

2背景简介

高祖还乡在史实《史记•高祖本纪》的叙述中来看，高祖回到沛县时是十分热闹的，老百姓对他也非常热情、亲切。作者却没有歌功颂德，而是从高祖本纪中所记刘邦少年时的无赖行为生发开去，以一个曾经与刘邦有过瓜葛的农民的口吻，用辛辣幽默的民间语言揭露他发迹以前的行径是流氓，不是龙种，来勾画这个流氓皇帝衣锦还乡的场面，表现了作者对皇帝的蔑视。

3写作的时代背景：

在元代，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都很深重，汉人列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知识分子的地位更是低下，有“九儒十丐”的说法。这套套曲虽是写刘邦，却把刘邦这个皇帝典型化了，作者蔑视、斥责是就不止是历史上的刘邦，所表现的是人民群众敢于对强大统治者的挑战，这是它的积极意义所在。

艺术的独特性

“般涉调”是宫调名，宫调就是乐律，以限定声调的低昂缓急，表现乐调的悲欢情感。据周德清《中原音韵》说，“般涉调”表现“拾掇坑堑”的声情。“哨遍”和底下的“耍孩儿”、“五煞”等是曲牌名。《高祖还乡》这组套曲叙事性很强，全套八首曲子可分四层：第一首[哨遍]为第一层，以简洁的笔法，描绘了众乡民迎驾忙碌的场景。第二首[耍孩儿]、第三首[五煞]、第四首[四煞]为第二层，写乡民对皇帝车驾的嘲笑。第五首[三煞]、第六首[二煞]、第七首[一煞]为第三层，写乡民认出皇帝刘邦，揭露刘邦的老底。第八首[尾]为第四层，写乡民向皇帝刘邦讨债，嘲笑他更名改姓的无赖行为。

1、强烈的讽刺性，是这首套曲的主要特点。

封建时代，皇权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这组套曲却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封建统治者，竟然让一个村民出面来剥掉皇帝神圣的外衣，揭露刘邦的老底，对其流氓本性和无赖丑相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还他好酒贪杯、拖欠行窃的本来面目，如此大胆的揭露和无情的讽刺，实在难能可贵。

构思的巧妙，描写角度的选取，决定了套曲嬉笑怒骂的基调。对于高祖还乡这段史实，作者既没从刘邦一伙人如何出发，如何到达方面去写，也没从文人学士第三者角度方面去写，而是从迎驾“今日还乡故”的乡民们去写，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夸张的手法，通过一个乡民的所见所闻所感，把高祖还乡的场面，作了讽刺性的描绘。这可充分描写乡民们的眼光、口吻、心理感受，便于四通八达去选材。

作者把讽刺的矛头首先对准乡里势利小人，描绘了社会政治流氓，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大肆忙碌的丑态。作者将讽刺矛头还对准皇帝出驾的盛大场面的描写，把皇帝的仪仗

队、卫队都写的非常滑稽可笑，使得皇帝的威风、尊严变成了大出丑态。

作者讽刺矛头之尖锐，还在于把矛头对准了皇帝本人，以揭老底的手法，破除了套在皇帝头上尊严的光环，使皇帝在乡民的回忆中，露出了流氓的本相。乡民用“那大汉”称呼刘邦，对皇帝表示了极大的不尊敬。等乡民认出了刘邦，“险气破我胸脯”，接着他以无比的愤怒对刘邦以前的所作所为一一抖落。刘邦是个酒鬼，是采人桑、借人粮、抢人麻、偷人豆的无赖、扒手、骗子。刘邦所做的这一切，“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那就是说记得明明白白的，是不容赖账的。乡民要刘邦立即还清欠债，这种毫不留情的揭老底，从根本上剥掉了刘邦的高贵神圣，使其威风扫地。这种面对面的算账，表明了农民和皇帝之间，有着不可谓和的矛盾。注意“社长”和“亭长”的巧合，作者笔下的“社长”，不就是当年尚未发迹的“亭长”吗？社长之所以大肆魚肉乡民，不就是因为昔日的亭长，而今当了皇帝的刘邦还乡吗？《高祖还乡》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对封建皇权作了彻底的否定，这在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这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反封建精神。

2、虚化历史，塑造艺术典型的创作方法。

套曲所描写的“高祖还乡”故事，并非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不过只是借“还乡”为事由而进行大胆虚构的结果。曲中那个好酒贪杯、拖欠行窃的流氓无赖式的高祖刘邦，完全是作者虚化历史进行大胆虚构所创造的艺术典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典型所要揭露和讽刺的，是历朝历代的帝王，特别是元朝的皇帝。作品里所写的“社长排门告示”，是元代出告示的特殊方法；所写仪仗，也完全根据元代制度。这些，都是作者借历史故事而讽刺现实所作的暗示。由此可见，艺术典型与历史人物是有区别与联系的。

3、借助戏曲代言体形式的独特叙事角度。

元代散曲一般都是“自抒胸襟之作”。《高祖还乡》虽是散曲，却采用了戏曲的代言体形式，以一个乡民眼中所见来写高祖还乡情况。全篇语言皆出村民之口，统统按农村中常见的事物和农民惯用的语言加以描绘，充分体现了那位农民的生活经验、心理反应和认识水平。一方面，在看似嘲笑乡民“有眼不识泰山”的“保护色”掩护下，彻底抹去皇帝头上的神圣光环，撕掉其所谓“真命天子”的虚伪面具，充分暴露封建最高统治者流氓无赖的本来面目；同时另一方面，作者借乡民之口嬉笑怒骂，巧妙地运用“变形”手法，赋予皇帝庄严华丽的外表以极其荒诞的内涵，如把皇帝的旗队、仪仗队、卫队侍从说成是“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甜瓜苦瓜”、“天曹判”、“递送夫”、“多娇女”等等，也造成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强烈的反差，从而收到寓庄于谐、滑稽可笑的强烈讽刺效果。

4、语言通俗、生动、泼辣、诙谐，富有表现力。明人何良俊在《曲论》中阐述：“著不得一个太文字，又著不得一字张打有雨，新以俗为雅。而一语之出则令人绝倒已妙。”《高祖还乡》的语言正体现出这些特征。“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又言”是书面语，“都说”是口头语。而“又言”“都说”联合起来的句式，既写出众口纷云，莫衷一是的情形，又表现乡民们对车驾、銮舆这两个概念的迷惑不解。“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完全是通俗的口语，通俗易懂，而“耽”字又见文字之锤炼。“耽”，嗜好。这说明刘邦早在做亭长时，就贪杯无形。“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多么具有表现力的语言。它让读者看到“众乡老展脚舒腰拜”时本是低着头的，可他们总想看看“那大汉”是个怎么样的人物。所以趁着那大汉“挪身着手扶”时，便“猛可里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