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七个怎么看“有感--毛邓三论文

观看“七个怎么看”有感现在的和谐社会不是以往其他形式的社会协调与和谐，它不同于封建式的“田园牧歌”，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更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式的“福利社会”。

他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它是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它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马列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是迈向未来共产社会的一个阶梯。

简而言之，和谐社会就是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达到这样的和谐社会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能把它解决好的话，可能我就不会在这儿了，这个问题正被无数仁人志士所研究探讨中。

那么，我想就从几个我比较感兴趣的方面来介绍一下我对于这方面问题的一些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若有什么错误请予以指出纠正。

谢谢。

第一、正确分析房价上涨的症结——“七个怎么看”之怎么看房价过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其欣欣向荣的景象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更加提高。

但是，作为我们安居乐业中的住房问题，也在这日新月异的各行各业发展中凸显出来，让我们不得不越来越注视着这个行业的发展状况。

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城市住房价格的变化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

尽管2003年开始警惕房地产“泡沫”的言论就充斥各大媒体，但房价还是一路飙升，近几年来的涨幅更是超出了正常范围。

据粗略估计，2004年以来全国商品房新开楼盘均价上涨50%以上，广州涨80%，北京涨了一倍，上海涨了近两倍。

《南方周末》2007年新年特刊首度开设“年度焦点”栏目，“房价迷局”当仁不让地成为该栏目的第一个焦点。

北京、深圳等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令普通百姓只能望房兴叹，高房价使多数人贷款买房后背负上高额的还贷压力，并由此出现了一个新词——“房奴”。

那么，房价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大概总结如下几个方面：一、我国人口的增加与结构同可住房数量的不协调我国人口数量庞大，这就加大了对房源数量的直接需求。

同时为了追求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人均住房面积也在增加。

目前我国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东部地区，这些区域的住房建设并不能完全满足如此庞大人数的需求。

如果不能加大投资与供给，长期的供不应求现象无法缓解，政策的调控可以平衡一时的供求关系，但不等于满足、释放了需求，最终反而让镇压中的需求膨胀，严重的冲击市场的稳定性。

二、各项成本的增加直接推动了房价的上涨成本因素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个经济活动中的基本现象。

土地、钢材、水泥等建材的价格在提高，使用的新材料提高了质量的同时价格也在提高，连工人的工资也在提高，最终的产品——房子的价格自然也会是上涨的。

正视这个成本加速增长的现实，就必须容忍不动产价格的上涨。

三、投资心理与利益获得驱使着住房问题严重化住房的稀缺，使得房子这一商品成为了人们赚取金钱的手段。

这也在侧面反映出来投资渠道的狭窄。

当人们因手中资金不足，选择贷款方式去投资一套套住房时从而在租借或转手的过程中获取利润，这也使得住房空置率、房源供给情况不能正确统计，那么势必会出现哄抬价格、流言蜚语而蛊惑了需求者的双眼。

四、价格的提升是一种货币现象我国的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并且目前的货币购买力与十年前相比还是有所下降，这反映了除黄金外大多数产品是在贬值的趋势。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偿付高额的房价，这也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性，导致市场秩序的不规范。

房价上涨因素还有很多。

正是在这综合性因素的诱导之下，房价面临居高不下的情况，那么我们分析了众多因素，当导致房价上涨的因素占主导时，必须重视目前的发展态势，并用对症下药的方式解决供给量增加的问题，才有让房价平稳增长的可能，才可以让广大老百姓买得起房字、住得起房子。

政府用多种组合政策试图硬将房价打压下去的可能在中国是存在的，非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中政府的力量是可以强大到指挥经济运行轨迹的。

但这种强压下的市场是政府的主导目的吗？会让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吗？答案显然是不会的。

我们必须要用理性正确的分析使房价过高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第二、如何看待“看病难问题”。

本人觉得，现在的医生很好赚，医院很好赚，病人去医院看病就意味着用“倒钱”的方式消费。

这是很多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不是哪家医院或者那家政府部门的错。

我们也没必要把主要工作放在追究谁对谁错上。

问题既然出现，那么就想办法解决就可以了，我们改革开放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么。

加紧医疗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1委托代理关系没有理顺患者去医院看病不象去一般商品市场上消费，医疗领域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患者对自己病情往往知道很少，更不要谈诊断和治疗方案的选择。

患者到医院看病是把自己的选择权全部委托给了医生，寄希望于医生完全代理自己的利益采取相应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新问题是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在我国现实的医疗环境中很不畅通，医生出于自身保护或自身利益出发，还有外部压力(医保、卫生行政部门控制费用等要求)，往往使这种本应百分之百对病人忠诚的委托代理关系异化。

开大处方、乱用药、多用药等现象十分普遍；医疗乱收费仍然屡禁不止；一些医疗机构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定项目、分解项目收费现象比较突出。

就医时医生和病人的共同敌人应该是疾病，而现实生活中医患之间的互信可以说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甚至矛盾和冲突也屡见不鲜。

2．2诊疗行为不规范，第三方功能没有到位众所周知，在医疗领域中除了医生、患者外，绝大部分场合存在第三方，即医疗保险者。

医疗保险者除了提供疾病风险经济分摊的重要功能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是代表患者监督提供方医生的诊疗行为是否合理，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保障病人合法利益。

但大多数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往往只注重自身利益，主要检查“过度医疗”新问题。

但作为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的我国，医疗保险部门除了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关注病人的利益是否受损，代表患者的根本利益监督检查医生的医疗服务行为。

2．3政府投入总量不足和方式不适当政府投入总量明显不足，在我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52％靠居民自费，30％靠社会支付，政府投入只占18％左右。

而政府卫生投入方式主要是根据医务人员、床位或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进行，比如买了设备或增加床位后，总要使用这些设备或增加住院病人的收治，往往轻易刺激而造成提供过度医疗。

2．4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改革目标不够明确政府进行医疗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而不是只让一部分人病有所医。

卫生改革应该始终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

微观效率最高的医疗系统，假如仅仅为少数人服务，那么社会的整体宏观效率很低，是没有意义的。

必须强化政府职能和政府责任。

政府应向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包”，打破城乡和体制界限，平等地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

2．5药品和医用材料价格虚高有关药品、医用材料价格虚高的报道已经很多，几乎人人皆知。

很多药品包括一些政府定价药品从出厂到零售，中间差价为一倍甚至几倍。

医疗材料价格管理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以药补医”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药品销售成为医院利润的主要来源。

药品生产领域无序竞争，流通领域环节多，交易成本高，药品虚高定价。

2．6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分布不合理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其中还有不少资源水平不高，“僧多粥少”导致公众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城市占有80％的医疗资源而农村只有20％，因此，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尤为突出。

2．7服务质量、态度差，就医流程不合理医院作为一个非凡的服务部门，面对患病的脆弱群体，该群体面临经济和精神双重的负担，假如碰到不满足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其反应肯定比一般服务群体要来得强烈。

加上目前医疗服务人员普遍超负荷工作，待遇也不高，难免出现询问病史时间过短和回答病人新问题不耐心等现象。

另外，就医流程设计不合理，排队时间过长，挂号、就诊、交费、检验(检查)和取药等往往都需花费较长等待时间。

假如有些大医院布局不合理，标识不清楚，需要在不同建筑或楼层之间往返奔波，病人肯定产生强烈不满。

第三，如何看待“腐败”。

为何说“腐败越反越多”是个认识误区？如果说，“雷声大雨点小”是对反腐败动真格产生质疑的话，那么，“腐败越反越多”的说法则是对反腐败前景表示悲观。

腐败真的是越反越多吗？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观察，我国的反腐败形势正在呈现逐步深入、健康发展的态势。

这一点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

从量化分析来看，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每年受党纪处分人数约占党员总数的比例总的趋势是下降的。

200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数量以年均5%左右的速度下降。

从民意调查数据来看，国家统计局连续多年的调查显示，2003—2009年，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69.2%，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2.6%。

这说明反腐败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从国际社会评价来看，这几年不少国际人士对我国反腐败成效给予了积极评价。

一位国际反腐专家曾说，中国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这些情况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绩。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腐败消极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腐败活动向一些关键领域、社会领域扩散，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严重，一些腐败分子集政治蜕变、经济腐败、生活腐化于一身，案件类型多样化，作案手段日趋复杂，呈现隐蔽化、智能化的特点。

但是，这绝不是所谓反腐败不力造成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是由多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过程中。

历史经验表明，在这一时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主要是因为：利益诱惑。

转型过程中，在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会使用各种手段来腐蚀干部。

同时，社会和其他个人财富增长，对于一些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领导干部，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导致他们心理失衡，于是想用权捞钱。

这种内外因素构成的利益诱惑，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

体制漏洞。

转型过程中，旧体制已经打破，新体制尚未健全，留下许多漏洞，给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留下了很多空间。

实践已经证明，凡是双轨制并存的地方，腐败现象就相对严重。

当前，因为争取投资、项目、资源、优惠政策等而发生的贿赂，正是体制不完善的结果。

监督不力。

转型过程中，权力监控制约机制旧的可能失效了，但新的还未及时建立健全起来。

权力监控的缺位和弱化，为权力的滥用、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隙。

道德因素。

转型过程中，在窗户打开、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蚊子也一并进来，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封建主义的家长制、裙带风、帮派风，或乘虚而入，或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