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笔记全本

西周作者：嘿嘿1、质剂质，是买卖奴隶、牛马所使用的较长的契券剂，是买卖兵器、珍异之物所使用的较短的契券2、六礼“六礼”是西周礼制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六道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是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获准后备彩礼前去求婚；问名，是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生辰，卜于宗庙，请示吉凶；纳吉，是男家卜得吉兆后通知女家，决定订婚；纳征，又称纳币，是男家送聘礼到女家；请期，是男家择定吉日为婚期，商请女家同意；亲迎，是新郎至女家迎娶。

至此，“六礼”完毕，婚姻成立，西周的“六礼”对后世影响极大。

3、七出、三不去“七出三不去”是西周在解除婚姻方面一套完整的制度。

“七出”又称“七去”，是西周男子可以休妻的七项条件，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但有以下三种情况之一，丈夫不得休弃妻子：有所娶无所归（无娘家可归的），不去；与更三年丧（曾为公婆守孝三年的），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4、五听“五听”是西周时期审理案件的方法，即：辞听，听当事人的陈述，理屈则言语错乱；色听，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如理亏就会面红耳赤；气听，听当事人陈述时的呼吸，如无理就会紧张的喘息；耳听，审查当事人的听觉反应，如无理就会紧张的听不清话；目听，观察当事人的眼睛，无理就会失神。

5、五礼即：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行兵仗之礼）、宾礼（迎宾待客之礼）、嘉礼（冠婚之礼）6、五过是西周时有关法官责任的法律规定，具体内容是：惟官，畏权势而枉法；惟反，报私怨而枉法；惟内，为亲属裙带而徇私；惟货，贪赃受贿而枉法；惟来，受私人请托而枉法。

凡以此五者出入人罪，皆以其罪罪之。

7、“三刺”制度西周凡遇重大疑难案件，应先交群臣讨论，群臣不能决断时，再交官吏们讨论，还不能决断的，交给所有国人商讨决定。

8、圜土土筑成的圆形的监狱，或在地上围起圆墙构成，或者在地下挖成的圆形的大牢。

春秋战国1、竹刑公元前530年，邓析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

邓析的“竹刑”属于私人著作，并无法律效力，后经执政者接受，才成为正式法律。

2、《法经》《法经》是春秋末期李悝制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典。

《法经》有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将《盗法》、《贼法》列于篇首。

从整体上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

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3、《法经》的历史地位（1）《法经》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立法技术已开始走向成熟，成为后世立法的滥觞。

（2）《法经》的出现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司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

（3）《法经》的出现有利于立法的系统化，使立法活动在兼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抵牾。

（4）将实体法和程序法大致区分开来，有利于按客观规律指导法律实践活动（5）《法经》的出现，有利于法律文献的整理、修订、解释和研究4、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主要经过两次变法：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主要内容是：（1）以《法经》为蓝本，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加以修订、扩充，制定了秦律，并制定了连坐法，颁行秦国，励行法治（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取消世卿世禄及一切特权（3）奖励耕织，重农抑商第二次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0年，主要内容是：（1）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2）普遍推行县制，县令、县丞等地方官由国君直接任免，集权中央，并统一度量衡制度（3）按户口征收军赋，以利开垦荒地和增加赋税收入秦1、法律答问法律答问是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是朝廷和地方主管法律的官员对律令所做的权威性解释，它们与法律条文一样具有普遍约束力。

2、廷行事廷行事实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

“廷行事”即判案成例，可以作为法律依据。

3、公室告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以外的人所犯的杀伤人、偷窃财物之类的行为所提出的控告。

4、非公室告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内部的犯罪行为向官府提出的控告，对此种控告，官府不予受理。

5、秦代的刑法原则（1）区分故意（端）与过失（不端）（2）区分有无犯罪意识（3）自首从轻（4）规定刑罚时效（5）共犯加重（6）合并论罪（7）实行连坐（8）诬告反坐（9）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汉1、比比即可以用来比照断案的典型案例，也叫“决事比”。

比能补律令之不足，“凡律无条，取比类以决之”。

汉代广泛采用判例断案，比的数量很多，到汉武帝时，仅死罪决事比就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比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具有灵活性，但也为司法官吏破坏法制提供了方便条件。

2、春秋决狱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首创者为董仲舒，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这里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在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根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

在法律繁琐而又不完备的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春秋》经义决狱不失为司法原则的发展和审判上的一种积极的补充。

但是，如果以主观动机的“心、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轻罪重，也往往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所谓“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可见，春秋决狱在运作中容易产生流弊，在某种程度上为“擅断论”提供了不实的依据。

3、秋冬行刑汉代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秋冬行刑”的制度。

汉代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执行死刑。

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以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以前执行。

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以“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

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

明清律中的“朝审”“秋审”制度亦可渊源于此。

4、录囚所谓“录囚”，是指上级司法机关对在押囚犯的复核审录，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是否有失公正，并纠正冤假错案。

汉代录囚有皇帝录囚、刺史录囚及郡守录囚。

关于皇帝录囚，此事始于东汉明帝时期。

刺史录囚，指朝廷派往地方的刺史从事录囚活动，以平反冤狱。

刺史之制始于汉武帝时，按规定，刺史于每年秋冬季节到郡国巡察，成为“行部”。

刺史行部的主要任务是“省察治状”，这当然包括审核狱讼情况，东汉时仍沿袭此制。

总而言之，两汉时期，通过皇帝、刺史及郡守的录囚活动，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也有利于提高地方司法官明法慎刑的自觉性，从而使当时的司法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并对后世司法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诣阙上书在汉代，一般应按照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蒙受冤狱，也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这叫“诣阙上书”。

出现“诣阙上书”的行为，一是因为地方司法机关判案不公，造成冤狱，受害者不得不诣阙上书；二是因为地方司法官吏互相推诿，不负责任，使受害者冤苦无诉，不得不越级上告；三是因为被告人权高位重或者案情重大，使受害人或知情人不得不越级上诉。

诣阙上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纠正地方司法不公，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等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6、鞫狱“鞫狱”即进行审讯和判决。

汉代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注重收集证据，除收集书证、物证、证人证言以外，还重视收集被告人的口供，而收集口供往往搞刑讯逼供。

经审讯获取口供后，三日后再次审讯，目的是看此次供词与上次是否有出入，从而使受审者有更正供词的机会。

然后，对被告宣判。

司法官对被告宣读判词，这叫“读鞫”。

若被告对判决不服，请求复审，这叫“乞鞫”。

7、覆案“覆案”又称“覆治”、“覆考”，或单称“覆”，均指复审案件而言。

覆案乃秦制，汉代承袭了这一制度。

秦汉推行此种制度的目的，在于改正已判决的冤假错案，防止徇私枉法、司法专横的腐败现象的出现。

汉代的中央机关在接到不服判决的上书后，往往成立专案组对该案进行复审。

另外，朝廷还经常特派使者巡行地方，其主要职责便是“平冤狱”，即通过使者复审案件来平反冤狱。

“覆案”制度对整顿当时的司法秩序还是能起一定积极作用的，故可称是一种善制。

8、先请两汉时期，多次颁布贵族官员有罪“先请”的诏令，规定公候及其嗣子和官员三百石以上者在法律上皆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免刑。

先请制度确立于西汉，并为后世封建帝王所沿袭。

它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亲亲”原则的要求，也是“刑不上大夫”刑罚原则的体现。

9、亲属相隐指在直系三代血亲和夫妻之间，除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减免刑罚。

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孔子。

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汉代儒家思想定为一尊后，亲属相隐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

这一原则为此后封建法典所继承。

10、乞鞫乞鞫是汉代复审制度，汉律有“有故乞鞫”的规定，就是说对原司法机关的判决不服，允许当事人上书，向上级司法机关请求复审。

复审期限是三个月，过了三个月，便不得请求复审。

汉律关于乞鞫的规定，是汉代统治者出于“慎刑”考虑，并企图缓和阶级矛盾，同时通过这项制度，对司法官吏执行法律的情况能起到检查的作用。

12、汉代的主要法律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汉代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律、令、比、《春秋》经及法律注释著作。

“律”是国家的常规法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普遍的适用性；“令”是皇帝随时颁布的诏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令”的法律效力高于“律”，它可以代替、更改甚至取消“律”的有关规定，也可以弥补“律”的不足。

“比”是指典型的案例，在律无正条的情况下，采用可以比照判决的典型案例进行司法审判，它也是较“律”更为灵活的一种法律形式。

法律注释著作是对“律”的一种解释，使有关律文合乎儒家的道德精神，通常这种解释之作在得到皇帝认可后才具有法律效力。

《春秋》经是汉代的“宪法”，具有凌驾于各种法律之上的最高法律效力。

汉代的“科”只不过是寓于律、令、比中的事条项目，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

真正作为独立法律形式的“科”，是在三国曹魏时出现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1、八议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