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职权配置视野下人民陪审制度的完善

审判职权配置视野下人民陪审制度的完善一、问题与方法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人大《决定》)开始施行，人民陪审制度迈入新的历史时期。

从各级法院披露情况看，人大《决定》施行以来人民陪审制度得到广泛落实，取得了显著成果。

[i] [i]但是，理论界对陪审制度的质疑与争论却未因此平息; [ii] [ii]社会各界对陪审制度的认同度仍然不高，人民陪审制度只是体现司法民主的“面子工程”的观念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实务中，部分法官对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缺少热情，人民陪审员的参审权利难以得到落实，“陪而不审”的状况没有明显改观，并成为人民陪审制度的“顽疾”。

如何结合我国司法需要，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真正焕发出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制度在促进司法公正、强化司法监督、增强司法权威方面应有的光彩，仍是当前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纵观当前各国陪审制度，都致力于实现政治和司法的双重价值，并在制度建构上，重点突出陪审制度与本国审判制度的融合。

毋庸讳言，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建立之初，其司法功能及其实现可能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导致其不能适应我国诉讼制度环境，使该制度长期以来仅停留于纸面上。

完善人民陪审的理论建构和制度安排，有必要将陪审的概念放在司法制度层面进行观察，将围绕“陪审”的一切行为过程视为一种实在的司法实践进行反思论证。

人民陪审员加入合议庭与职业法官一同办案，就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行使的是“审判职权”。

从权力运行角度看，陪审活动就是人民陪审员审判职权的运行过程。

人民陪审员审判职权的享有、行使、管理状况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运行效果。

因此，审判职权配置与运行应成为研究人民陪审制度的基本进路之一，遗憾的是，目前缺乏相关系统研究，本文试图从该角度作初步尝试。

二、人民陪审员审判职权立法配置现状1.审判职权的法律依据人民陪审员的审判职权源于法律的规定。

人大《决定》第二条、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三十八、三十九条，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民诉法第四十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等条款从不同角度对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活动及职权作出了规定。

其中，人大《决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规定人民陪审制度的单行法律，该法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任免、使用、参审权限、物质保障等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作出的《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均是陪审活动的重要法律依据。

2.审判职权的取得在我国，并非任何公民都具备参加陪审的资格、享有审判职权，现行陪审制度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和程序。

首先，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道德水准、合适的年龄和较好的身体状况，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立法对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作出了限制，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等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和“被开除公职的”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其次，人民陪审员依法定程序选任，经单位推荐或自荐后，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并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iii] [iii] 只有被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人民陪审员后，才具有参审资格，享有一定的审判职权。

3.审判职权的内容人大《决定》第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

”据此可以判定，从审判程序看，人民陪审员具有参加庭审、在审判长的指挥下进行法庭调查、组织质证、听取法庭辩论、庭审后合议、主持调解等职权。

人大《决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

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人民陪审员同合议庭其他组成人员意见分歧的，应当将其意见写入笔录，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可见，从职权内容上看，人民陪审员享有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职权。

4.审判职权的行使尽管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审判职权与法官“同等”(除不担任审判长外)，但是在审判权的行使方式上，二者并不相同。

首先，审判职权的启动具有被动性和不连续性。

人民陪审员是否参与案件审理并非其自身决定，而是需要法院邀请，一个案件可以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审，也可以不邀请，即使邀请人民陪审员，也要由法院随机挑选，人民陪审员是否参审、参审哪个案件均不由己，实务中，其“审判权的取得和启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承办法官的配合程度，取决与承办法官对他的认可度”。

[iv] [iv]由于职权行使的被动性，人民陪审员参审更像打“游击”，工作不具有连续性。

其次，审判职权的行使具有依附性，处于不完满状态。

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负责审理该案件的合议庭至少有一名专职法官，而且由专职法官担任审判长，所以人民陪审员不具有在合议庭中的“指挥权”。

5.审判职权的限制人民陪审员的审判职权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首先，在合议庭内不能担任审判长;第二，应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保守审判秘密、注重司法礼仪、维护司法形象;第三，为防止对与己有利害关系案件进行评判，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律对其任职回避作出了规定 [v] [v];第四，人民陪审员的意见与审判长相左从而占合议庭多数意见时，案件并不必然依合议庭多数意见处理，而是可依程序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可能会改变合议庭的多数意见，以保证判决的合理性;第五，人民陪审员怠于履职或违法违规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会被依法免职 [vi] [vi]。

另外，各级人民法院在人民陪审员管理使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监督管理办法，对人民陪审员陪审工作实绩、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审判纪律、审判作风和参加培训情况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对人民陪审员进行表彰和奖励的依据。

[vii] [vii]三、失衡的权力：人民陪审员审判职权配置与运行现状检讨1.审判职权与其法律依据的失衡陪审制度是非职业法官参与审判的制度，属于基本司法制度的范畴，该制度涉及到国家审判权的分配和行使问题，通常在国家基本法中作出规定。

但是，当前我国陪审制度的法律依据与陪审制度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

首先，人民陪审制度缺少宪法依据。

宪法规定了法院行使审判权，但是其下位法规定了人民陪审员(法院之外的人员、非法官)可以参与审判，下位法的规定与宪法原则是矛盾和相排斥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陪审制度似乎陷入“疑似违宪”的尴尬状态。

其次，有关陪审制度的具体法律规范不统一，尽管人大《决定》对陪审制度有了系统的规定，但其与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很不一致，人大《决定》和刑事诉讼法中称为“人民陪审员”，而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则称为“陪审员”。

人大《决定》第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三款则规定：“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行政诉讼法则无规定。

人大《决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三大诉讼法无一例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尽管人大《决定》与三大诉讼法在法律位阶上同属一个层次，但由于制定机关不同，二者的效力等级还是有细微差别的。

以上立法上的缺憾导致了实践中对陪审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社会对陪审制度的认知度低，甚至许多当事人不知道有这样的制度，一项针对公众所做的“您听说过人民陪审员吗”的调查显示，35.8%的人选择“没有听说过”，这无疑限制了陪审制度功能的发挥。

[viii] [viii]2.审判职权与司法能力的失衡人民陪审员来自社会各行各业，且一般不具备专业系统的法律知识。

由于缺少系统的专业培训和审判经验的积累，陪审员在庭审技巧、驾驭审判的能力等方面更是不可与法官同日而语。

但另一方面，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这要求人民陪审员不仅对案件事实认定，而且要对法律适用进行独立判断。

在法律不健全，道德、公理裁判的年代，人民陪审员或许可以援引自己的道德标准做出富于合理性的裁判。

但是在今天，人民陪审员还能否面对法律日益专门化对审判工作带来的新挑战?事实上，纵使法官也只是按照审判庭内部分工办理固定类型的案件，因此很难期待人民陪审员这一法律外行成为办案的“多面手”。

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陪审制度根本问题，在于让非职业法官解决法律专业问题。

[ix] [ix]由于人民陪审员在参审过程中，在知识、技能、法律思维能力上处于劣势，人民陪审员在参审中很难有所作为，久而久之，其在合议庭之中处于被架空的状态，最终成为“陪衬员”。

随着“陪而不审”成为一种常态，陪审的功能则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如在当前基层法院普遍案多人少，法院和法官为了应对办案压力，提高工作效率，在部分普通程序案件中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审“凑合议庭”，以弥补审判力量。

有些法院甚至培养出“陪审专业户”，这些陪审员长期在法院坐班，一旦有需要则加入合议庭参审，造成了年结案量甚至超过专职法官的现象。

这种做法背离了陪审制度的初衷，反过来也加剧了“陪而不审”。

[x] [x]3.审判职权与审判责任的失衡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有罚是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的基本原则。

法官享有审判权的同时要受到各方监督。

现行司法体制下，法官审判活动和审判质效首先受法院内部监督制约，其次受到上级法院、同级检察院、当事人、律师等各方的监督。

法院作为整体，要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要接受人大的权力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这些整体的监督都有可能延伸到具体案件中，对法官审判活动构成实质的制约。

因此可以说，法官责任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违法违规办案要受到司法追究和党纪政纪处分，办错案要受到法院内部的“错案追究”，甚至在没办错案的情况下，仅因引发当事人上访，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xi] [xi]另外，法院系统开展各项旨在促进司法公正的主题活动，也是法官接受监督和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如最高法院提出“五个严禁”，法官违反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问责。

[xii] [xii]与职业法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民陪审员在享有审判职权的同时，却几乎不承担实质的责任。

人大《决定》第十七条规定人民陪审员“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徇私舞弊，造成错误裁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程序免除其人民陪审员的职务，这条规定看似严厉，但是很难进入操作层面并构成对人民陪审员的有效制约。

人民陪审员具有流动性，本身不是一个职业，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只能享受一定的补助，由于不靠法院的工资和奖金“过活”，人民陪审员缺乏对陪审工作职业稳定性的追求，因此免除职务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对其监督制约力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