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的悲剧

浅谈《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的悲剧引言柔石是我国早期的革命作家之一，《为奴隶的母亲》是他牺牲的前一年，即1930年写的，也是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

作品通过对浙江农村风行的“典妻”制度的细致描绘，愤怒地揭露了劳动人民在封建制度下所受残酷野蛮的剥削和压迫，表现了作者对旧社会农村劳动妇女充满血泪的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

所谓的“典妻”是一种非常野蛮的制度，我国的典妻风俗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特别是浙江各地，如宁波、金华、绍兴、湖州等地，从宋元以来一直盛行。

典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典妻，另一种是租妻。

而作品中的春宝娘正是以典妻这种形式而开始她的悲剧的命运的。

这是一种临时性的婚媾形式，放长的也不过二、三年的时间。

而时间的长短又往往同孩子生育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多受典妻者的目的在于要生儿继嗣，使受典者成为了受辱而非人的悲剧人物。

第1章时代的悲剧中国历史发展到清朝末期，中国的封建制度也发展到了颠峰，中国女人在几千年的礼教压迫下，已经悲剧到无以附加的奴隶的地位。

这也正是春宝娘时代悲剧的根源所在。

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忍辱负重，为贫穷困苦的生活所压迫，打着奴隶生活烙印的妇女形象。

作品让我们知道当时妇女地位极低。

她甚至是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女人，我们只能以“春宝娘”这样一个称呼来代表她。

被贫病的丈夫典当给了一个秀才作为临时妻子，成为生儿育女的工具，过着屈辱不堪的生活。

三年当期到了，秀才把她一脚踢开，她带着新的心灵创伤回到原来的丈夫家，继续过着永无止境的痛苦生活。

她没有任何反抗，愿意牺牲自己去换取丈夫和孩子的生存。

她为什么不反抗呢？反抗？也许她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这两个字。

她已经甘于命运的摆布了。

阶级剥削和压迫不仅给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残忍的毁灭着，蹂躏着他们淳朴善良的性格。

她被压迫到了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地位。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在她的内心深处还是保留着点生活的期望，那就是她跟别的女人一样，也是一个母亲，跟别的女人一样，有她真挚的母爱，她深深的爱着她的孩子。

但是，那个封建制度的社会连这点起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这就是她生在那个时代的命运！这个以“典妻”为核心故事的小说作品，推演了一个情节略显简单但又充满着阶级属性的故事：在令人绝望的贫穷下，一个男人因贫病交加无法养家糊口无奈地把自己的妻子以一百元的身价抵押给一个家道殷实的秀才，替其生儿养子以承香火。

这个名叫春宝娘的“被典”的女人痛苦地离家别子而去。

她在秀才家的地位介于小妾与仆人之间，承受着秀才的生儿育女的期待和大娘幽闭的嫉恨，即使为秀才怀孕和生养都不能改变她的现实处境。

这个女人生命中最绝望的痛苦是不能同时拥有自己的两个儿子。

最终，她不得不离弃新生的儿子，回到阴沉的老家，而那个三年离别的儿子已经不认得她了。

生活没有因她的出典而得以改观，依然一贫如洗饥寒交迫。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作为生活中躁动浮杂的“典妻”行为，是重血缘承接的宗法制社会对人的物化或异化的处置，是贫富悬殊的阶级地位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对阶级压迫下的社会罪恶的暴露，是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摧残和对人的尊严的剥夺。

这种旧中国劳动妇女血泪的生活记录，无疑是将对生活的思考展示给读者，让读者深刻的体会到那个吃人的时代，是将故事纳入意识形态的路径的一种社会伦理叙事。

这是一个奴隶母亲屈辱而非人的悲剧故事，是阶级压迫与掠夺的表征。

如果不是被生活所迫，相信春宝的爸也不会将自己的妻子典给别人。

在那个封建的时代妇女的贞操观应该还是很强烈的吧！他们也无可奈何。

谁让这就是他们的命呢！春宝娘，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农村妇女，没有做人妻的权利，甚至没有做母亲的权利，亲生儿子只能叫自己“婶婶”，可她却不知反抗。

你每天都看守自己的儿子，又为何不敢教儿子叫自己一声“妈”呢？因为她已经麻木了！她胆怯呀！虽是心中有所想，但却也不敢反抗，封建的礼教也不允许她反抗！她的一生把自己交给了两个男人，一个男人把她送给另一个男人，另一个男人又把她送回原来那个男人。

这么一个简单的来回，即使她身分两地。

两地都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可她最后又只能回到贫困的家中，继续受丈夫的虐待和蹂躏。

试想春宝娘的下场，会怎样呢？继续过贫穷的日子？假如再一次面临生存的危机，会不会在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需要生儿育女的秀才呢？春宝娘会不会第二次，第三次充当被别人玩弄，替他人传宗接代的工具呢？那个年代，那个社会，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农村妇女，又能做些什么，除了顺从命运，任凭丈夫的摆布，她又能反抗些什么呢？再者，她也没有反抗的资本。

思想上，深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没有新的思想，又怎么去反抗。

周围环境上，丈夫不容许她反抗，甚至为了儿子，也不容许她反抗。

反抗丈夫，就意味着遭受毒打或全家人面临生存的危机。

反抗秀才，就意味着出典的失败和秀才传宗接代希望的破灭。

反抗秀才的大妻，就意味着秀才全家都不能容忍她。

甚至会导致被送回家。

反抗儿子，就意味着离开春宝和秋宝。

那么出典又怎么成功，怎么能养活丈夫和春宝呢？实质上，是春宝娘用肉体的蹂躏和精神的摧残养活了丈夫和春宝。

她仅仅是一个工具，一个被丈夫和秀才利用的奴隶。

在那个夫权至上的社会里，纵然春宝娘百般不愿她又能怎样呢？她能同命运抗争吗？她又抗争的了吗？而春宝娘的悲剧又不仅仅是命运的捉弄，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身份操控着她的悲剧，那就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剧。

第2章女人的悲剧春宝娘作为女人的悲剧也许首先要从她的丈夫黄胖说起了。

因为正是这个男人使春宝娘原本就悲苦的命运更加的悲苦！在小说中黄胖是一个皮贩，同时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生活的重担压的他无法选择，只能以一百元出典妻子，他本来也是一个劳动好手，但债务堆积越多，境况日渐不佳的时候，他却逐渐变成了一个吸烟、喝酒、赌钱而且凶狠、暴躁的男子。

他在一进家门后便用责问般的语气问到：“为何不上灯/没有油了/为何不上灶/没有柴了/为何不做饭/没有米了/春宝呢，为何也听不到他的哭声/一直叫疼，叫冷，叫饿.......”。

（1）因此他理直气壮地抖落一百块大洋告诉她我把你出典了。

而当春宝娘三年期满回到家后，同样也是这段对话：“为何不上灯/没有油了/为何不上灶/没有柴了/为何不做饭/没有米了/春宝呢，为何也听不到他的哭声”时，丈夫的答案竟是“病得很重，已经治不好了，就等你回来看一眼。

”冷漠的回答，没有丝毫做父亲的愧疚和出卖妻子肉体和灵魂的自责。

就是这样一个悲哀的男人，却还用早已腐烂的夫权压迫着妻子，冷眼相待被退回来的干瘪女人。

文章中最后写到妇人回到久违家中时：“妇人就不得已站了起来，向屋角上旋转了一周，一点也没有力气地对她的丈夫说：‘米缸是空空的.......’男人冷笑了一声，答说：‘你真在大人的家生活过了！米，盛在那只香烟盒子内。

’”一个“冷笑”，把男人拿无耻的面孔表现得非常透彻，面对着被典回来的妻子，丈夫用那早已丧失的夫权，撑起“颓败男人”的牌子向自己的女人示威，多么的可笑却悲凉！当生活榨干了丈夫的血液时，那重沉淀已久的封建道德观便溜出来抽打可怜的春宝娘。

作为一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丈夫，如果春宝娘会幸福的话那就太奇怪了！丈夫是什么？是女人的天呀！可是有这样的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女人，春宝娘的命运能不悲吗？春宝娘到了秀才家里，生活的确又是另一番模样。

一是不愁吃穿了。

秀才为了要儿子大可不必难为她的吃穿；二是整天的忙碌。

她简直不是秀才的妻子，而是秀才家雇佣的下人，就连秀才大妻的衣服也要她洗，喂猪、磨面哪一样活计又落掉她呢？在秀才家里，秀才算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对她还算和气，秀才妻子的态度可就不行了，整天醋意浓浓，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只有黄妈和她好象是一路人。

可是依然无法摆脱她命运的不幸。

表面上，秀才对春宝娘倒还可以，尤其是春宝娘怀孕以后，高兴地夜里读，《诗经》而且说是比“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

更快乐的事。

老来得子嘛。

跑上跑下，简直比对结发亲妻还要好。

这一切又似乎只是在祈祷给我生个儿子吧，别断了我的香火。

一个是长期受到奴隶主压迫的农村少妇，一个是长期受到老婆大娘把般压抑的秀才，在特殊的时空中的同病相怜，或许可以互相安抚。

可是一只青玉戒指，戴在她的手上，却原本是要给秋宝的。

春宝娘只能是一个中间暂存者，地位之微体露无遗。

三年的典期一到，秀才的大妻便极力让春宝娘回家，秀才却因为一只青玉戒指就断然对春宝娘说：“你还是到明春就走吧！”完全不顾三年的夫妻情义，把两岁儿子和亲生母亲的感情置之度外。

一个富有的秀才也决不可能养一个心在两地的女人，尽管秀才曾为儿子着想欲买春宝娘。

于是一桩出卖肉体与灵魂的交易就这样划上了句号。

这个女人终于还是没有得到丈夫的爱，无论是黄胖还是秀才。

如果说这两个男人造成了春宝娘这个女人的悲剧，那么秀才的大妻呢？她为何也为难这个女人呢？虽然张爱玲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2）可是，这种懂得在女人之间是极其缺乏的，女人在大多数的时候，只爱为难女人。

秀才娘子既没有春宝他妈的年轻，又不能生育，她眼里哪里容的下春宝娘。

当初答应秀才把春宝他妈买过来，也无非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一是不用再遭受断后的谴责，二是巩固自己以后的地位，三是她早已看出秀才的懦弱胆小，春宝他妈早晚被她赶出家门。

所以，春宝他妈的凄苦是在另一个女人的为难之下逃脱不掉的。

她不肯放一条生路给自己的同类。

秀才娘子在开始的时候像一匹披着人皮的狼，后来就慢慢地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可见狼和人一样，本性的优劣都是藏匿不了的。

而春宝他妈则是一只温顺的小绵羊，温顺到不作任何无谓的抗争，所以她的悲剧是早已注定的。

如果说作为一个女人春宝娘的命运是悲剧的、不幸的。

那么作为一个母亲就更可悲了。

第3章母亲的悲剧“为奴隶的母亲”，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做着奴隶的母亲，即“一个既是母亲又是奴隶”的形象。

这让我想起鲁迅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3）的话。

是谁的奴隶？是谁的母亲？在家里，是丈夫的奴隶。

典出后，是秀才的奴隶，是大娘的奴隶。

在家里，是春宝娘；出典后，是秋宝的母亲，因为，秋宝只能把娘叫婶婶。

当然也是自己的奴隶，在那样的时代，以这样的地位，要做母亲，必做奴隶。

在小说中，孩子是一切人物活动的引线。

秀才地主都五十了还没有孩子，想纳妾，纳妾不成，就典妻。

而“皮贩”，因生活所迫，把妻出典了。

从而把春宝娘推到离别了五岁的春宝，到秀才地主家当生孩子的工具的境地。

这时，小说对春宝娘有很大一段心理描写，这是小说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面对“皮贩”叙述不得不出典妻时，一是在吃惊中一句“什么呀？”而昏去似的，二是喊出一句“倒霉的事情呀；我！——一点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么？春宝的爸呀！”三是她“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没有丝毫的反抗。

作者说，这是“为奴隶”，也有人从另一角度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伟大——彻底牺牲。

也还是因为这样，我们从她离别的前夜和春宝的对话中，感觉到一个母亲心灵破碎的沉重和惨烈，还有面对孩子的情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