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译者注”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一、本文概述在翻译学领域中，译者的角色和地位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和翻译实践的深入进行，译者的主体性逐渐被凸显出来。
本文旨在探讨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这一转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我们将首先回顾“译者主体”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然后分析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接着，我们将探讨“译者中心”理念的提出及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深远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一转变对翻译质量、翻译策略选择以及译者角色定位等方面的影响。
我们将总结这一转变对翻译学领域的贡献，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希望能够深化对译者主体性和译者中心理念的理解，为翻译学的发展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译者主体：传统翻译观中的地位在传统翻译观中，译者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被视为一个透明的中介，其任务只是忠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
译者被期待在翻译过程中保持隐身，以避免对原文的任意改动和主观解读。
这种观念认为，翻译的目标是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等值，而译者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在这种观念下，译者的主体性被忽视，其个人经验、文化背景和审美偏好都被视为翻译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应当被排除在外。
译者的任务被简化为对原文的机械复制，而无需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语言习惯。
然而，这种忽视译者主体性的做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因为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交流和意义再生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经验和理解融入到译文中，从而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创造。
因此，尽管在传统翻译观中译者的地位被边缘化，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是无法回避的。
译者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还需要具备敏锐的文化洞察力和丰富的审美经验，以便在翻译过程中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有效沟通。
三、译者中心：现代翻译观的发展随着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深入研究，翻译理论逐渐从传统的“译者主体”观念转向“译者中心”理念。
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比较《道德经》的三个英译本
ENGLISH ON CAMPUS2022年26期总第622期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比较《道德经》的三个英译本摘 要：20世纪80年代翻译理论出现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性日趋得到翻译理论界的重视。
译者主体性主要从阐释学和目的论两维度进行理论探究。
阐释学强调在文本理解过程中译者因受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进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做出不同的阐释和译文。
目的论关注在翻译实操中译者受具体翻译目的的影响，从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呈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入手，选取阐释学和目的论作为译者主体性的具体理论支持，从理解原文和具体翻译操作上比较《道德经》的三个英译本，即理雅各、韦利和汪榕培的译本，分析各译本对《道德经》的不同诠释，并进一步探讨不同诠释背后的原因。
通过对三个译本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出结论：《道德经》译本的多样性源于各译者的译者主体性。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目的论；多样性 《道德经》作者简介：徐静姿（1982.08-），女，江西九江人，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外文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育与翻译的实践。
一、译者主体性的基本理论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的主体性角色与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译者依附于作者，译文严格依附于原文。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其主要任务是从语言分析、文本对照逐步转向译文的产生与作用。
倡导“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赫曼斯指出翻译是一种原创性的文本操纵活动，巴斯奈特也认为译者的地位不低于作者。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种关于理解、解释的学说。
从理解层面探讨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
而在具体操作层面，目的论为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重要理论之一，提倡翻译活动所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the Skopos rule）。
据此，翻译行为由翻译目的决定，也就是说，“目的决定手段”。
论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
论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译者。
应该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活跃的因素。
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对原文的翻译都必须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作用。
然而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却往往忽视了译者这一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并且认为译者应是“隐身的”。
但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的研究逐渐受到译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译者——“隐身”观点翻译是一门涉及到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工作。
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译者是中介体，起着沟通两者的作用。
传统译论认为，译者应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创作的文本进行的复制。
因此，原作者和原作品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而译者则赋予各种各样的地位卑微的角色。
在翻译理论的研究过程中，那些传统的议论在二元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作者中心论和原作中心论的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
而早期的语文学可以说是其代表。
语文学派着眼于原文文学的特征。
译者主要从事经典文献的翻译，尤其在《圣经》的翻译上，对译者来说，这类文体的原文都是上帝的“金口预言”，其中每个词和词序，甚至个别字母和标点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他们都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在翻译时对原文敬若神明。
不敢做丝毫改动尽可能逐字译出，从而导致了在翻译实践中直译，死译占据主导地位，译者却得到了及其低下的地位。
20世纪初期，以索绪尔维代表的结构主义者的翻译观认为，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与客观世界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要理解语言的意义，“忠实”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把原著作为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来看，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规律预先设定的，其意义是具有确定性的，而且任何人只要按照语言规则去解读，都应该获得相同的理解。
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翻译观把翻译活动当作一种复制过程，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
这样一来，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忽视译者形象，用一个“信”字取消了翻译主体在译本中存在的价值，译者只能拜倒在原作者脚下，认真地做一个奴仆，亦步亦趋地跟着原作走，脚步不能有丝毫的失真或走样。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课件
翻译科学之父切斯特曼
总结词
翻译科学派创始人
详细描述
切斯特曼是翻译科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将 翻译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 的“五步骤”理论，即分析、转换、重构、 验证和接受。切斯特曼的翻译理论强调了翻 译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对后来的翻译研究产 生了重要影响。
翻译等值论者尤金·奈达
总结词
功能对等理论创始人
诸如许渊冲、杨宪益等，都是文学翻译领域的杰出代表。
商务翻译
商务翻译
商务翻译是指将商务文件、合同 、协议等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 种语言的过程。商务翻译要求翻 译者具备专业的商务知识和语言
表达能力。
翻译要点
商务翻译的要点是准确、专业、 严谨，确保译文在商务场合中能
够被准确理解和使用。
实际应用
商务翻译在实际应用中非常重要 ，例如国际贸易、投资、法律等
01
西方翻译理论的挑 战与未来发展
文化差异与翻译的挑战
语言与文化差异
翻译过程中，语言和文化差异是最大的挑战之一。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需要充分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 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
文化意象的传递
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准确传递原文中的文化意象是一个重 要的问题。译者需要充分了解两种文化，避免因文化差异 造成的误解和歧义。
01
强调译本的功能和目的，关注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度。
多元化翻译理论的涌现
02
包括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关注译本与
权力、性别等议题的关系。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的结合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03
强调译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关注文化差异的处理和传递
。
01
西方翻译理论的主 要流派
《庄子》三个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开题报告
《庄子》三个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重要著作之一，不仅在中国哲学界影响巨大，而且对世界哲学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其思想深邃、语言精湛，多次被翻译成英文，而各个版本的翻译中存在着很大区别，这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因此，本文选取了三个英译本，通过对三位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庄子》的思想内涵。
二、研究目的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如下：1.探究三位译者翻译《庄子》时所采取的主体性翻译策略与方法，比较其差异及原因；2.研究三位译者的文化背景、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等方面，分析其对《庄子》翻译结果的影响；3.通过对三个版本的对比研究，揭示其对于《庄子》整体的阐释能力以及突显的重点和特色；4.总结研究成果，得出一个更全面完整的《庄子》内容及翻译的结论。
三、研究内容1.三个英译本的主要译者及翻译特点分析本文将选取三个英译本，分别是：Waley版、Watson版、Ziporyn 版。
详细分析每个版本的译者背景，译者研究《庄子》的不同侧重点和翻译思路等情况。
2.主体性翻译策略分析在比较三个英译本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译者的主体性翻译策略，找出其区别和原因，并对其对翻译结果的影响进行研究。
3.文化背景、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对翻译结果的影响研究各个版本的译者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并分析其如何影响《庄子》的译文，进而归纳每个版本的特色和不足之处。
4.三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通过对三个英译本的对比，比较其所阐释的重点和特色，展现《庄子》更为全面和多元的内涵及表达方式。
四、研究方法1.文本分析法本文将使用文本分析法，详细分析和比较三个英译本中的具体文本内容，找出它们的异同点，并为后续的主体性研究提供数据和依据。
2.史料法本文将对三个版本的译者进行史料调查，了解其文化背景、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等情况，以及他们翻译《庄子》的经验和思路。
3.比较研究法本文将采用比较研究法，对三个英译本中所阐释的主要思想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找出每个版本译者的重点和特色。
“译者注”在ESP翻译教学中应用
“译者注”在ESP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摘要：esp翻译教学日益受到重视，如何有效提高其教学效果，研究相关教学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译者注“在esp翻译教学和翻译过程中的有效运用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
esp翻译教学;译者注;翻译过程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7-0000-02一、引言更新速度较快等特点，对学生的学习与认知造成不小的困难。
如何引导学生掌握 esp在词汇、语义、句法、文体等方面的特殊性，强化相关翻译技巧的训练，成为esp翻译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要实现esp翻译教学，译者注是重要的教学手段之一。
2009）编著的《非文学翻译》一书中对翻译教学中的译者注的解释是：译者注，也即译文加注，就是要求译者（学生）在完成翻译的过程中，以注释的形式随时记录自己调查研究的过程和对疑难问题的思考。
总之，“译者在翻译中有感触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译者注的内容”。
在esp翻译教学中应用译者注的教学意义在于“有利于克服学生机械翻译的习惯，培养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使学生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
道：是在自己完全理解源语言的情况下才能做好的。
只有自己对要翻译的东西做了准确的了解和掌握，才能将正确的信息用目标语言翻译出来。
这反映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就是要在翻译之前作大量的资料查找工作，使自己对翻译的对象的情况、意义、背景知识等各方面作精确的掌握。
、“译者注”在esp翻译教学中的作用体现以下两方面能力：“五个重庆”的翻译任务时，学生通过验证、对比、分析，发现现有译文依然存在问题，对“畅通重庆”译为“traffic-smooth chongqing”表示了质疑，通过google等搜索网站搜索，认为其用法不地道，查无根源，也影响译文总体的整齐性，便在译者注中大胆提出新的译文，提出的替换词有：accessible,unimpeded,uncongested等。
虽然，学生的分析也存在各种问题，但敢于质疑，并提出新的意见，就是一种建设性的思考。
文化翻译观
文化翻译观文化翻译观是翻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译者不仅需要将原文准确地转化为目标语言，还应该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等因素进行转换和传达，以使得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原文所表达的含义。
文化翻译观的核心思想是“意译”，即在翻译过程中注重传达原文的意义和目的，而不拘泥于字面的语言形式。
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往往会造成文化隔阂和沟通的困难，所以译者需要通过对原文进行分析和理解，找出原文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并用目标语言文化中的相关内容来替代，以实现目标语言读者的真正理解。
这就要求译者具备广泛的文化知识和敏锐的跨文化意识。
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译者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准确传递原文的含义和意图。
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不能只是简单地将原文进行转换，而是要理解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并合理运用目标语文化的表达方式，使翻译文本更加通顺自然；其次，尽量避免产生文化冲突。
在进行翻译时，译者应该充分了解原文所处的文化背景，以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或冲突；最后，保持翻译的风格一致性。
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应该根据原文所处的文化环境以及读者的习惯和接受能力等因素，选择合适的翻译风格，保持整体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文化翻译观对于翻译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提醒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不能局限于语言形式，而要注重文化内涵的传达，使得翻译成果更加贴近目标语文化，并使读者真正理解原文的含义。
同时，文化翻译观也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搭建了桥梁。
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已经成为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文化翻译观的正确理解和应用对于促进社会的融合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文化翻译观是现代翻译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传达和交流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和内涵。
只有理解和运用文化翻译观，翻译才能够更好地完成其使命，真正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标。
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及其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的构建
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及其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的构建引言一、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1. 促进文化交流译者主体性是翻译活动与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一大因素。
在进行跨文化翻译时，译者需要将外语信息转化为自己的母语，并且需要借助自己对目标语言文化的理解和体验，使译文更贴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习惯。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使得翻译作品更具有生活气息和文化特色。
2. 提高译文质量译者主体性对译文的质量和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
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和表达习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融入可以使译文更富有个性化和作者意图的再现性，使译文更加通顺、准确和地道。
3. 塑造译者形象译者主体性也是译者个人形象的展示。
一个优秀的译者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良好的文字功底和独立的思考能力。
通过译者主体性的展现，可以更好地展示译者的专业素养和创造力，为译者的形象树立起更加鲜明的个性。
二、基础翻译课堂中构建译者主体性的方法1. 提倡自由翻译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提倡自由翻译的方式，引导学生灵活运用所学语言知识进行翻译，鼓励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师生间进行即时互动和讨论，使学生有机会表达个人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
2. 引导学生进行文化体验在翻译课堂中，可以利用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新闻资讯等材料，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体验和感悟。
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经验，对所学课文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分析，使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更好地把握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3. 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阅读是提高译者主体性的有效途径。
在翻译课堂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练习，让他们接触到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和专业翻译作品，培养他们对文字的灵敏感知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在自由翻译过程中的语感和表达能力。
4. 开展互动交流活动为了激发学生的翻译兴趣和潜力，教师可以策划一些互动交流活动，例如翻译比赛、译者沙龙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让学生有机会与同学们及教师进行交流和讨论，分享自己的翻译心得和体会，从而在实践中提高译者主体性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译者注
（6）简练表达
语言的精炼程度是译者的母语水平与外语水平最 显著的区别标志。通过借鉴英语平行文本和英语 词典，可以在准确的基础上简化译文的表达方法， 使沟通更为有效。 例5： 原文：基本国策 译文：state police
注释：通过在Google上查询，发现state police(国 策）就足以表达重要性，不用再说basic state police。其他“基本国策”可以用basic police。
目录
定义：译者注，也即译文加注，就是要求译者 在完成翻译的过程中，以注释的形式随时记录 自己调查研究的过程和对疑难问题的思考。
意义：有利于克服学生机械翻译的习惯，培养 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使学 生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
译者注记录和反映的是译者思考和调查研究 的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的各个方面，包括 对原文的分析、对原文理解的依据、查找资 料的方法和结果、词义的辨析、译法的论证 过程等。
（7）关注细节
细节是检验英语基本功的有效手段。 例6： 原文：中国政府 译文：the Chinese government
注释：是应当用Chinese government 还是the Chinese government?经查证，除了Chinese government做形容词（如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或标题外，英语媒体都用the Chinese government,新华网也是这么用的。
（5）辨析词义
译者需要对原文的概念进行辨析，以理解其含 义，也需要对译文打算使用的词语进行分析， 以掌握其方法。在造句时，译者要使用自己熟 悉的单词和句型。对于没有见过的词或说法， 需要反复查证。只有看到词或短语等在文章中 使用的情况后，才能判断该词是否合适。仅根 据词典里的意思，凭语法造句往往造成译文错 误或生硬。
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及其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的构建
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及其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的构建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引言一、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译者主体性是指翻译过程中翻译者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选择性。
在翻译中，无论是意译还是直译，都会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译者主体性包括译者的语言能力、文化背景、认知习惯、情感态度等多个方面。
正是这些主体性的因素共同影响和塑造了翻译过程和结果。
译者的语言能力对翻译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个翻译者只有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都有深刻的理解和掌握，才能够做到准确、自然地传达信息。
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翻译者经常会面临着语言的文化差异和歧义，这时就需要凭借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语感来进行抉择和调整。
翻译者的文化背景也是决定翻译成败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对同一概念或事物的认知和理解产生差异，这就需要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并准确传达源语言的文化内涵。
只有了解源语言所处的文化环境，翻译者才能够更好地选择合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
翻译者还需要根据个人的认知习惯和情感态度来进行翻译。
当面对一些抽象或者模糊的表达时，翻译者往往需要凭借自己的理解和情感来进行理解和译文。
这就需要翻译者具备较强的主观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
译者主体性是决定翻译成果的重要因素，没有一个合格的译者主体性，翻译就无法精准地传达信息，甚至可能产生误导和偏差。
二、译者主体性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的构建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如何构建和培养学生的译者主体性至关重要。
学生需要在课堂中就翻译的主体性进行认识和培养，从而在日后的实践中能够运用自己的主体性进行翻译。
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加强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言学习和积累。
只有学生在语言能力上有所提升，才能够在翻译过程中更加灵活运用语言知识和技巧。
通过大量的语言实践和训练，学生可以逐渐形成自己的语感和语言表达习惯。
教师还需要借助于多媒体和跨文化交流的案例，帮助学生建立对不同文化和背景的认知。
通过了解他者的文化和传统，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源语言表达的文化内涵，并在翻译中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译文。
藏族典籍《萨迦格言》译者主体性研究
西藏研究Tibetan SwUes 2020年2月第1期Nn29FeV. 2020"族典籍《萨迦裕言》译者主饰性［J黄信（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211952）［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民族典籍；《萨迦格言》；英译本［摘要］译者是翻译实践的唯一主体，但又需要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 表现出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主体性。
藏族典籍《萨迦格言》两个英译本（李正栓2213版和美国詹姆斯•薄森1969年版）在源文选择、源文解读、翻译方法以及表达方式等四个方面存 在着明显的译者主体性差异，尤其显示了文学译者和语言学译者对文学作晶进行翻译时的思维差异和表达差异。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0003 （2222） 01 - 0077 - 08—、弓I 言少数民族典籍是中国少数民族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典作品,其形式包含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民歌情歌，等等”“（少数）民族典籍是民族的根与魂，是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及其相关研究是典籍翻译与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包括汉译、外译和今译等方面。
而民族典 籍又大都产生在中国的边疆，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有 很大的关系，所以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各国对中国的民族典籍都颇感兴趣,这也正是构建多层次中华文化传播格局的一个“卖点””民族典籍外译又是当前“深入实施’丝路书香'工程”的重要举措,正如李正栓教授所言民族典籍翻译不仅仅是翻译问题, 更是政治问题，它关涉国家安全，民族利益……典籍 外译是一种'文学外交'和'文化外交’。
”25遗憾的是，民族典籍外译还存在数量不多、良莠不齐等问题,而且译者多为外国人，这种文化传播局面让“文化走出去”带有“被动色彩"o 藏族典籍《萨迦格言》 作为藏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目前虽有5个不同的英译本①，但从现有可供资证的史料来看，相关 的评述研究却相对滞后，国外有关《萨迦格言》的翻译研究还暂时处于空白,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李正栓教授的研究团队为代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进一步拓展”鉴于此，本文以《萨迦格言》的两个 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者的角度讨论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的问题。
《论语》英译本比较研究以理雅各、威利、刘殿爵三种英译本为例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２０１１届硕士研究生富苏苏的学位论文《论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由范志慧教授指导。
该文在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视野下，借助创造性叛逆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理论分析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结合当时社会背景、辜鸿铭个人的性格特点及翻译动机和策略运用列举法和分析阐释法对译本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分别进行表述。
浙江师范大学２０１０届硕士毕业生章莉的学位论文《后殖民视域下辜鸿铭的儒经英译》由顾建新教授指导。
该文以后殖民翻译理论为基础，梳理了辜鸿铭翻译儒经的前因后果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拟在探讨辜鸿铭的儒经英译特点。
广西大学２００９届硕士毕业生毛莽的学位论文《目的论视角下的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由吴小罄教授指导。
该文旨在结合具体的翻译实践，对目的论进行深入、客观的论证，对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的目的，以及在该目的指引下如何处理孔子思想的传达，如何通过采用省略、类比、加注、一般化等翻译策略来处理目的法则、语内连接、语际连接以及与原文作者的忠减等方面进行了描述性的分析。
合肥工业大学２００９届硕士毕业生王萍的学位论文｛：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辜鸿铭的＜论语＞译本》由韩江洪教授指导。
该文认为辜的翻译行为主要是受其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其文化保守主义形态进行了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届硕士毕业生梁维纳的学位论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辜鸿铭英译＜论语＞》由黄振定教授指导。
该文以译者主体性为理论基础对辜鸿铭英译《论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详细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在辜译本中的体现，同时说明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所受的主客观限制。
首都师范大学２００８届硕士毕业生胡欣欣的学位论文《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下对＜论语＞的译介与诠释》由李冰梅教授指导。
该文以辜鸿铭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比较文学方向的指导下所作的翻译批评方面的研究。
中南大学２００８届硕士毕业生王海燕的学位论文《从图里的翻译规范论看辜鸿铭＜论语＞的英译》由张映先教授指导。
典籍翻译的下一步
典籍翻译的下一步目录一、内容简述 (2)1. 当前典籍翻译的重要性 (3)2. 典籍翻译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4)3. 本文目的与结构概览 (5)二、典籍翻译现状分析 (6)1. 当前典籍翻译的总体水平 (7)2. 典籍翻译中存在的难点与问题 (8)3. 典籍翻译现状的成因分析 (9)三、典籍翻译的发展趋势 (10)1. 全球化背景下的典籍翻译趋势 (12)2. 数字化与网络化对典籍翻译的影响 (13)3. 跨文化交流中的典籍翻译走向 (14)四、典籍翻译的下一步策略 (15)1. 整合策略 (17)2. 创新策略 (18)3. 国际化策略 (19)五、技术应用与创新 (21)1. 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在典籍翻译中的应用 (22)2. 大数据与云计算对典籍翻译的支持 (24)3. 数字化技术在典籍翻译出版中的应用 (25)六、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 (26)1. 典籍翻译人才的培养模式与路径 (27)2. 团队建设与协作机制构建 (29)3. 跨学科合作，提升翻译水平 (30)七、质量控制与评估机制 (31)1. 翻译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措施 (32)2. 翻译成果的评估标准与方法 (33)3. 建立完善的评估机制，提升翻译质量 (35)八、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策略 (36)1. 跨文化交流中的典籍翻译策略 (37)2. 典籍翻译的传播途径与方式创新 (39)3. 提高典籍翻译的可见度与影响力 (40)九、案例分析与实践探索 (41)一、内容简述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典籍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不同文化的精髓与历史传承。
典籍翻译成为了连接不同文明、促进文化互鉴的重要桥梁。
典籍翻译的下一步工作，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翻译质量。
高质量的翻译不仅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还能保留原典籍的文化特色和语言风格。
这就要求翻译者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还需要掌握专业的翻译技巧和方法。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作者：王闻来源：《校园英语·月末》2019年第05期【摘要】翻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植根于原作的再创作，创作需要主体性的彰显，但创作主体很容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这种过度的阐释背离了翻译以原作为旨归的原则，而主体的内在制约性则能有效地抗阻主体性的无限伸张。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主体性进行反拨之后，在文本意义上的一次回归。
【关键词】主体性;主体内在制约性;阐释学;文本回归【作者简介】王闻（1983-），男，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必须涉及四个要素：原作、译者、译作、读者。
其中，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
作为核心要素的翻译主体，在整个翻译活动中，主体性的伸张决定了译作的审美尺度和价值容涵。
然而，翻译不同于创作。
创作是自由的，充满了从心所欲的主体无限性，而翻译却是不自由的，它以原作为蓝本，受到原作的制约。
这要求译者的主体性“从心所欲不逾矩”。
然而，正是这“不逾矩”体现了翻译主体性彰显的必要和可贵。
本文试从译者的主体性发扬的若干层面，以及制约主体性膨胀的内在运行机制，论述翻译主体的内在制约性对于翻译的决定性作用。
一、译者的主体性特征翻译的第一步是对原文进行解读，对原作的解读过程即是一种阐释行为。
在古典阐释学看来，理解文本意味着对文本原意的趋近，理解成为阐释者达到理解对象的方式和手段，其目的只为达到真实，客观，正确地理解对象本身。
尽管理解者与文本存在历史的“时差”，但只要除去自己的“视野”，就能进入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去重现历史文本的意义，而“理解者的历史性是应予克服、应予抛弃的主观的因素”。
（395）然而，作为现在之人去理解历史的对象，如何才能消除这些历史的鸿沟，摈弃主观的偏见而达到对象的真实呢？这种客观的真实可能吗？伽达默尔认为，要消除历史性和主体性，无偏见的“理解”根本不可能。
因为艺术的解释活动就是主体参与的理解和体验活动，必须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注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注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可以说是文学翻译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作为技术来说，译者注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源语文章中带有文化差异的信息，也可以为文本增添历史背景和文学内涵。
首先，谈到文学翻译中的译者注，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译者注的作用是什么？答案很简单：译者注的作用是帮助读者理解更多关于文化差异的信息和背景知识。
比如，读者可以从这些注释中了解源语文化的行为规则、历史习俗等等。
另外，如果在译文中出现了一些比较难理解的术语，译者也可以通过注释来解释，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文化信息，从而更好地理解翻译文本。
其次，语言翻译中的译者注也可以反映源语文本的历史背景，提供更多的文本知识。
比如，对于一些古代文本，译者可以通过注释来提供古代历史背景，使读者明白这些古代文本的价值，从而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涵及其意义所在。
此外，注释还可以为译文提供文学背景的补充，如诗文的结构、重要的古代人物等。
最后，译者注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源语文本中的语言特点。
不同的源语文本有不同的文化语言特点，如古代文本中涉及到很多古语等，而这些古语可能会被译成现代语言，它们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语义上的差别。
因此，通过注释，译者可以提供一些有助于理解源语文本的语言特点的补充，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文本。
总之，译者注在文学翻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帮助读
者理解源语文本中的文化差异，还可以提供它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内涵，以及引导读者理解源语文本中的语言特点。
因此，作为一种文学翻译技术，译者注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本，也可以提高译文的质量。
文献学中的翻译与解读问题
文献学中的翻译与解读问题文献学作为一门研究文献的学科，不仅关注文献的保存、鉴定和整理，还重视对文献的翻译与解读。
翻译与解读是文献学中的重要环节，对于理解和传播文献的内涵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文献学中的翻译与解读问题。
一、翻译在文献学中的重要性翻译是文献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对于涉及外文文献的研究。
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和著作最初都是以外文形式出版的，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准确传达文献的内容和意义，确保原文和译文在文献学研究中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使研究者们获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献资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进行研究和发展。
二、翻译的准确性与文献解读文献的解读是在翻译的基础上展开的。
翻译的准确性对于文献的解读至关重要。
翻译需要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原文的意思，特别是对于一些语言和文化的特殊表达方式，翻译者需要进行适当的解释和调整，以确保解读的准确性。
通过对文献进行准确的翻译和解读，可以深入理解文献的内涵和价值，为后续的研究和传播奠定基础。
三、翻译与解读的互动关系翻译与解读是相互依存的。
翻译为解读提供了语言和文化的媒介，而解读则为翻译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解释。
在文献学研究中，翻译和解读的互动关系十分重要。
在进行翻译时，翻译者需要充分考虑解读的需求，尽可能还原原文的意思。
而在进行解读时，研究者也需要考虑到翻译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误差和偏差。
只有通过翻译和解读的互动，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文献的重要性和价值。
四、翻译与解读的挑战在文献学中，翻译与解读也面临着各种挑战。
首先，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会导致翻译的困难。
不同的词汇、语法结构和思维方式都会对翻译产生影响，需要翻译者具备深厚的语言和文化素养。
其次，文献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增加了翻译和解读的难度。
文献中可能存在隐喻、典故、特定概念等，需要翻译者和解读者具备相应的知识和理解能力。
此外，翻译和解读的主观性也是一个挑战。
不同的翻译者和解读者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需要进行评估和比较。
浅谈外国名著书名翻译的目的论原则和方法
浅谈外国名著书名翻译的目的论原则和方法1、导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文化全球化，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而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知识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外国的大量优秀书籍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我国，同时相当数量的中文图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文字，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在图书翻译中，内容的翻译固然重要，但其书名是整本书的灵魂，起着解释作品意蕴和吸引读者眼球的作用，很可能直接决定了读者是否要购买这本书，因此书名的翻译十分重要，好的书名翻译能有效地促进作品的传播。
因此，书名的翻译要考虑两种语言的不同习惯和不同文化、社会背景，做到妥善处理，使译出的书名能准确地达意，而避免误解与不确切(丰华瞻，1980)。
也就是说，书名的翻译具有特定的目的性。
根据目的论(Skopos theory)的基本观点——翻译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即翻译方法由翻译目的与译文的预期接受者决定。
2、功能主义目的论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德国，以凯瑟琳娜·赖斯，汉斯·弗米尔，贾斯塔·曼塔利，克里斯蒂安·诺德为主要代表。
1971 年，凯瑟琳娜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首先提出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
她的学生汉斯则摆脱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在《翻译理论基础概述》一书中，正式提出目的论这一概念，它也是功能学派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理论。
他认为：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所有翻译活动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目的原则，即“目的决定翻译策略”。
[Jeremy Munday，201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20世纪90年代，诺德对翻译进行了新的诠释，这也是对弗米尔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诺德在其著作中强调：“翻译就是要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源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
从《史记》厚翻译看译者主体性——以倪豪士英译本为例
ENGLISH ON CAMPUS2022年11期总第607期从《史记》厚翻译看译者主体性摘 要：厚翻译需要通过注释和相应的修饰将文本定位在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中，在该翻译策略指导下，译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丰富文化语境。
本文以倪豪士（Nienhauser）团队英译《史记》为例，探讨了《史记》厚翻译过程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表明倪译本正文和辅文呈现史学性与兼顾文学性的特点，以期促进译者主体性多视角研究，为典籍外译工作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厚翻译；译者主体性；倪豪士；《史记》英译作者简介：付荣荣（1997-），女，河南安阳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高云峰（1968-），男，四川双流人，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师教育，语言测试，ESP教学与翻译。
一、引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理论研究由语言学视角转向文化学视角，学术界对翻译行为、翻译动机、翻译决策、翻译方法和社会文化语境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译者发挥的创造性作用，译者主体地位逐步得到确立。
翻译理论研究形成了从“原著中心论”到“译者主体性”的转向。
陈大亮明确否定原作者是翻译主体，并表明译者是翻译主体，作者是创作主体，读者是接受主体。
因此，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其主体性的发挥自然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史记》英译本研究也是如此，研究者越来越关注译者主体性。
目前，《史记》英译本各具特色，但关注度较高的版本分别是华兹生译本、倪豪士团队译本和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译本。
经过对比研究华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译本和倪译本发现，倪译本最大的特色在于坚持最大限度地忠实原著，包含大量详细注解，注重文学性与史学性，同时也尽可能兼顾可读性。
二、厚翻译与译者主体性美籍非裔翻译学者阿皮亚（Appiah）认为，从语言哲学方面来看，翻译时，我们最感兴趣的不是意义，在许多情况下，正如谚语翻译一样，获得正确意义甚至不是理解的第一步。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Subject：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Tutor: Yukun BuAuthor: Ying MaMajor: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Number: 2010132078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Ying Ma(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摘要：乔治﹒斯坦纳所著的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1975年首次出版，系统地描述了自18 世纪以来的翻译理论。
即使今日该书在翻译领域仍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所提出的观点仍有深远影响。
其中重要两点是：乔治﹒斯坦纳提出的理解即翻译，这也是全书及其理论的基调；另一点是四步骤理论。
本文主要从四步骤理论（即，信任、入侵、吸收和补偿）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并以此来分析冰心的译文。
体现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理解；阐释学；四步骤理论ⅠIntroductionIn linguistic research, firstly Steiner adopted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and pointed out language is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During this procedure, Hermeneutics and translation exist from start to the end and as a means to realize communication. Steiner’s research is from overall perspective, from Plato to Aristotle, from Humboldt to Saussure then Chomsky. In the light of school, Steiner thought translation as an art rather than science, it is not science and difficult to be in its later development for the lack of linguistic support to translation research. This book talked about trans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divided into 6 parts: understanding as translation, language and Gnosis, word against object, the claim of theory, the hermeneutic mo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ranslator’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rge Steiner’s fourfold the hermeneutic motion: “trust”（信任）“aggression”(入侵)“import”(输入) and “compensation”(补偿).George Steiner takes the reader through the history, theory and just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in this challenging book. His book is divided into six sections. In Understanding as Translation, he explains that since language is used to imperfectly express thoughts and ideas, all speech is translation. Language and Gnosis address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surprising and seemingly counterintuitive diversity of languages. Word and Object covers a variety of subjects, including the sounds native to a language and the purpose (if any) of falsity in expression. The Claims of Theory traces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some very helpful comments on Chomskyan linguistics. The Hermeneutic Motion gives examples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various triumphs and failures of translation. Topologies of Culture closes with a look at all imitative art as translation and a conjecture about the future need for translation in light of English as a world language. Although this book is written in English, the author cites text in French and German extensively, and a reader unfamiliar with these languages will miss out on some passages. Professor Steiner's selected bibliography and extensive footnotes offer a decade's worth of furtherreading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following up on some of the ideas.ⅡUnderstanding As TranslationThe implication of the translator “exact art” in every aspect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teaching. By salutary paradox, moreover, Anglo-American masters, notably among the poets, are themselves more and more turning to translation. It is as if the plenary dominion of their privileged world –speech entails growing responsibilities towards the genius of more constructed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sensibilities whether by direct or interposed means. British and American writers are translating across a whole gamut of tongues, stretching from Russian and Japanese to Portuguese.For the above reasons, in the first chapter, George Steiner stated his argument “understanding as translation”. As a translator, you have to know what the writer is saying and then add your understanding into new version to present to the readers. In this case, actually, the translator is the first reader of an essay, and only can he understand well first, then to interpret the codes between languages.The first chapter of George Steiner's works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is named "Understanding as Translation". Steiner thinks that "an exercise in `total reading' is also potentially understands." (Steiner，2001:8), which shows that it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element of language, even the same language. He thinks that when reading or hearing anything happened before, we are all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This opinion is accordance with Roman Jakobson's classification: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and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Steiner also thinks that the produc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are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ctually. He argue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basic factor of language. We can infer that understanding the past is to translate the past into the present; and understanding the foreign means to translate the foreign into the local. We can translate the past, so we can carry on our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we can translate the foreign, so we can absorb the essence of others.2.1 Understanding in Play TranslationTo start with, George Steiner quoted a paragraph from Shakespeare’s Cymbeline to illustrate his statement. Sustained grammatical analysis is necessary and cuts deep. But glossary and syntax are only instruments. The main task for the “complete reader” is too establish, so far as he is able, the full intentional quality of monologue, first within the play, secondly in what is known of Shakespearean and Elizabethan dramatic conventions, and, most difficult of all, within the large context of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speech-habits. What is involved here is the heart of the interpretative process. In seeking to apprehend Posthumus’s meaning, and his own relations to such meaning, we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relevant “tone-values” or “valuations”.One thing is clear: every language-act has a temporal determinant. No semantic form is timeless. When using a word we wake into resonance, as it were, its entire previous history. A text is embedded in specific historical time; it has what linguists call a diachronic structure. To read fully is to restore all that one can of the immediacies of value and intent in which speech actually occurs.Thus a human being performs an act of translation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 when receiving a speech-message from any other human being. Time, distance, disparities in outlook or assumed reference, makethis act more or less difficult. Where the difficult is great enough, the process passes from relax to conscious technique. Intimacy, on the other hand, be it of hatred or of love, can be defined as confident, quasi-immediate translation.2.2 Understanding in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In the first chapter, George Steiner has been trying to state a rudimentary but decisive point: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is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book, but it is also a way in, an access to an inquiry into language itself. “Translation”properly understood, is a special case of the arc of communication which every successful speech-act closes within a given language. On the inter-lingual level, translation will pose concerned, visibly intractable problems, but these same problems abound, at a more covert or conventionally neglected level, intra-lingual. The model “sender to receiver”which represents any semiological and semantic process is onto logically equivalent to the model “source-language to receptor-language” used in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In both schemes there is “in the middle” an operation of interpretative decipherment, an encoding-decoding function or synapse. Where two or more languages are in articulate interconnection, the barriers in the middle will obviously be more salient, and the enterprise of intelligibility more conscious. But the “motion of spirit”, to use Dante’s phrase, are rigorously analogous. So as we shall see, the most frequent causes of misunderstanding or, what is the same, are of failure to translation correctly. In short: inside or between languages, human communication equals translation. A study of translation is a study of language. (George Steiner，2001:49)For example,any bilingual translator is acquainted with the phenomenon of “false friends”-homonyms such as French habit and English habit which on occasion might , but almost never do, have the same meaning or mutually untranslatable cognates such as English home and German heim. The translator within has to cope with subtler treasons. Words rarely show any outward mark of altered meaning, they body forth their history only in a fully established context. Where a passage is historically remote, say In Chaucer, the business of internal translation tends toward being a bilingual process: eye and ear are kept alert to the necessity of decipherment. As William James observed, “natural selection for efficient communication”may have been achieved at a considerable cost.2.3 Understanding from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sThe dra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s made translation hermeneutics necessary. Take Chinese and English as examples.Different from English, Chinese characters depict meaning. The unique fe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bear the three functions of shape, sound and meaning together makes this language more flexible and convenient for the formation, linearity and aggregation of structured meaning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For example, the Chinese“火”both have the meaning of "fire" and the image of afire burning.On the other hand, "English and many other western languages differ from Chinese in that words manifest sounds. Even Steiner himself wrote in his preface to the 3rd edition “Chinese remains a formidable but inwardly focused rival”. The character's shape, sound and meaning conjures in an arbitrary wa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ords and ideas indirect.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on how it sounds w hen using this language.”(ibid, 42)Even if one has ample knowledge of both languages, he would still feel at loss when faced with the non-correspondence of meaning. More often than not, he might find that he is short of words, not because he can't find it, but because there isn't any at all to correspond the exact meaning that the word project.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hen cultural vocabulary is involved. For example, when translating the word“阿弥陀佛!”Here, we can translate it as "Amitabha", or "Buddha bless you", or "God bless you". The transliterate "Amitabha" retains the sound, but does not convey anything meaningful to target text readers who do not know about Buddhism. "Buddha bless you" sounds unnatural to native speaker; while "God bless you" is natural English, it changes the religious realm.ⅢThe Hermeneutic Motion.3.1 Introductions to HermeneuticsWhat is hermeneutics? The question needs first clarification first before we start the main topic of the thesi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ermeneutics is “the study of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as of the Bible)”. So we can see that hermeneutics, briefly speaking, can be defined as the science and methodology of interpreting texts. Hermeneutics appeared firstly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i.e. the process of discovering meaning from the Bible.Firstly,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the Bible directly led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explore meaning of text; thus came Biblical Hermeneutics.Secondly, Schleiermacher from Classical Hermeneutics took the view that "final meaning" existed and that an author possessed absolute authority. In this light, translator ought to understand both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that of the author.Classical Hermeneutics was no longer merely a text study tool; instead, it became a philosophy method. A separation of study objects was clear as both Translation and Hermeneutics developed on their own.Thirdly came Heidegger and his student Gadamer, two representatives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 they denied the "final meaning" of a text. To them, every reading was a new translation. Together they switched the direction of searching from a "pure objective meaning" to an "understanding is translating" attitude, thus signifies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by switching translator from a spectator to a major player. Notice that here "understanding" became the most fundamental goal and task of Hermeneutics.George Steiner borrowe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eory and used it to explain various phenomena of translation for both inter and intra languages. Thus, Translation and Hermeneutics re-cooperate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evolvement of Hermeneutics together with its relationship with translation can be illustrated in the chart below.Figure 1 The development of HermeneuticsAs far as the terms of the fourfold steps are concerned, Steiner gives several different versions in his book such as "the fourfold hermeneutic motion" (Steiner, 2001:312), "the first move" (ibid: 371), "the final stage or movement" (ibid: 415), and the Fourfold Hermeneutics Translation Motion Theory. George Steiner breaks the translation into four solid stages: trust, penetration (aggression), embodiment (incorporation) and restitution (compensation). This thesis will use the very first term Steiner presents: the fourfold hermeneutic motion.Trust CompensationWriter Source text Translator Target text ReaderAggression IncorporationSubjectivityFigure 2 The four stages of translation3.2 The First Stage of Translation: TrustFirst of all, before reading and translating, the translator will undergo a procedure called "initiative trust"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This is the first move of translation, which is "an investment of belief, underwritten by previous experience but epistemologically exposed and psychologically hazardous, in the meaningfulness, i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facing or, strictly speaking, adverse text" (Steiner, 2001:312). In any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first move of the translator is to choose the text that he will translate. The choice is probably made out of his own interest or prefere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nslation agency or even out of certain political and social purposes. No matter which original text the translator chooses, he himself believes and trusts tha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meaningful and sensible to be translated. Keeping such trust inmind, the translator will try his best to reproduce the source text. In this sense, initiative trust is not only the first move of hermeneutic motion, but also the basis of translation. The "trust", on one hand, comes from human being'sfore-understand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bases on the thoughts of philosophy, anthropology, even archaeology, which convict that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men are finally much greater than the differences". (ibid: 372) However, Steiner points out that this trust is not absolute. And the extent of initiative trust, i.e. how much the translator trusts the source text, is differed due to different text types and translating purposes. For example, if there is nothing to elicit and translate in source text, such as nonsense, "trust" is hard to achieve. Religious and technical translations always ten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ource text literally while literary translators don't stick to the literal meanings.3.3 The Second Stage of Translation: AggressionAggression as the second motion in translation process means the translator's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which as Steiner (2001:428) says "is always partial". Therefore, he holds that understanding in translation is "an unavoidable mode of attack" and an aggression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Saint Jerome uses his famous image to depict how translators bring home meanings in other languages: they break a code; decipherment is dissective, leaving the shell smashed and the vital layers stripped. This is what makes understanding aggressive.A translator, at this point, is a reader, He is different because he has to understand, if not the deepest, he must be much deeper than an average reader. In order to bring home the most meaning he can get, he attacks, breaking the shell of the other language and trying his best to capture the inner core of it, because the serious understanding here is no simply a matter of words and structure, bu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in it. Every culture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differ from other culture by the custom, tradition, history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When a translator translated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he must take away or change someth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which he considers unnecessary or unsuitable to make the readers understand.For example, I have had my invitation to This world's festival, and thus my life has been blessed. My eyes have seen and my ears have heard. (译文:我接到这世界节日的请柬，我的生命受了祝强。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龙源期刊网
重视“译者注”
作者：甘正气
来源：《读书》2015年第04期
译者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原著“信达雅”地翻译过来，同时也不遗漏作者原注，在此基础上，如果发现有些专有名词太过生僻，或者原文确实有误，或者翻译上有特别的讲究，可以“译者注”的形式进行说明，但不宜冗长，更不能在注释中出现任何错误，否则就是画蛇添足，还不如不注。
“译者注”的问题看似很小，但值得重视，如果注释弄错了，会贻误读者。
举例而言，《林肯与劲敌幕僚》（古德温著，尤以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第259页，关于“霍姆斯”的译者注就是错误的，其生卒年和身份，就注释成了美国医生、作家老霍姆斯（1809—1894）。
看上下文可推测是译者张冠李戴了，原文为：“一八六一年……年轻的霍姆斯……在美国内战中……”该霍姆斯应该是老霍姆斯之子、后来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小霍姆斯（1841—1935）。
时年二十岁的小霍姆斯明显比时年五十二岁的老霍姆斯更适合说“年轻”。
如果译者读过《霍姆斯传》，就会知道小霍姆斯一八六一年参加美国内战的故事，以及他们父子的不同身份和经历。
再如《使命之旅：克里传》（道格拉斯·布兰克利著，汪海欢译，东方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关于“萨缪尔·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译者注也有部分错误，译者注指出“萨缪尔·亚当斯”是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签署人，其实他根本没参加过美国制宪大会，更没有在美国宪法上签名;又指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仅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而且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与纽约中央花园的建设者，其实在汉密尔顿死后差不多四十年，记者布莱恩特、建筑师唐宁亦才有在纽约修建大型公园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