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新型现代化的理论构建

［收稿日期］2008-10-1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04ASH001）、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和黑龙江省软科学计划资助项目（GC08D501）。

［作者简介］徐奉臻，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现代化、STS 、中外近代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改革与发展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新型现代化的理论构建徐奉臻（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01）［摘要］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与新型现代化在根本旨趣和意向结构上的彼此契合，决定了以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国新型现代化并由此构建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多位一体多向转型的非线性理论，是以科学发展观构建的中国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样态。

该理论揭示了中国新型现代化综合推进的整体性、同步变迁的系统性、统筹发展的协调性、跨越路径的复杂性、生态转向的集约性，不仅有助于克服由于器物至上论与科技万能论所引发的世界、社会与人的多重异化，而且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新型现代化；理论建构；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中国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9）01-00４０-04一、问题的提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推进现代化建设”被规约为中国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

以过去时的传统现代化为参照，此中现代化的空间定位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间定位是进行时和未来时，内容定位则是体现为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

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其解构与建构的语境和理论必定互有不同。

因此，研究中国新型现代化，必须与语境铺设和理论创新相伴随，既要设立新的话语生产体系，又需要全新的现代化理论给予支撑。

透析现代化有许多维度。

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长期盛行重器物轻思想、重经济技术轻人文伦理的偏向，对现代化子系统观念层面的剖析始终是弱项，致使“缺乏对当今社会发展所存在的一些观念误区及其深层矛盾的深入反思”与“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进行综合研究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和方法”，［1］（P1）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的最大问题。

实践表明，现代化观念的滞后，现代化研究视角的狭窄化与研究方法的线性化，必然造成现代化理论无力解决现代化难题的困窘，使现代化理论由于与现代化实践之间裂痕的不断加大而逐渐弱化了诠释现代化变迁的能力，从而无力说明传统性在适应现代性功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诸如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社会建制与社会演化的不相适应、由现代人格的缺失所造成的人的矮化等。

与传统的旧发展观截然不同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开出了一剂弱化矛盾、克服危机的解救良方，而且也使对新型现代化的知性把握成为急待清理的现代性题域。

在扬弃、修葺传统发展观的基础上构建新型现代化理论，有助于推动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的现实需要与理论期待。

二、旨趣契合：以科学发展观构建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在现代化研究中，“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

虽然现代化的双刃性使现实中的现代化结果并不都是令人愉悦的，但人们在进行现代化时，其原初动机都是要通过创造预设社会文化环境的方式来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生存环境，并由此使人类社会由落后状态发展到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最先进状态。

因此，“广义的现代化理论”也常常被视为“发展理论”的同义词。

现代化既是“目的”，又是“过程”和“产物”。

在“目的”和“产物”层面，现代化与发展互为因果；在“过程”层面，现代化是发展的实现手段。

在驱使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人的思想与观念具有“指点方向”的功能。

［2］因此，无论是发展还是现代化，都要以人为创意者和实践主体，都既以发展观为引领，同时又都体现一定的发展观。

所谓“发展观”，泛指某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围绕有关事物的质态转化而形成的认识、信念与情感，如发展的基本理论、发展的本质特征、发展的文化理念、发展的内涵目2009.140的、发展的操作手段与运行机制等。

发展观作为一种基于价值判断的观念形态，直接引导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发展观的体现，也是发展观系统化和建制化的形态。

虽然发展观是无形的，但却隐性地规定、支配现代化发展的走向与进程。

因此，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问题，实质上是发展中的问题，而发展中的问题，又归根结底缘起于发展观的危机。

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观之新发展的产物，是发展观趋于理性化的体现形式。

科学发展观形成与运用的过程，是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体现的过程。

发展观之科学性的实质性品质，是创新性与真理性。

创新性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关键，真理性是检验发展观之科学性的一般尺度。

发展观的创新性和真理性，是不断递进和无限延续的，不具有任何绝对的意义和终极的关怀。

因此，发展观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在根本上取决于创新过程中发展观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对称性。

对称的程度越高，科学性与真理性越强，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反之则反。

发展观一旦被框定在科学的范畴内，就必然要有全质的内涵和维度。

以中国以往的传统发展观为参照，科学发展观至少具有全面、系统、集约、协调和可持续等维度，而这也恰恰是中国新型现代化的基本特质所在。

因此，无论是在根本旨趣上，还是在意向结构上，科学发展观都与中国的新型现代化彼此契合，这决定了以科学发展观孵化中国的新型现代化，并由此构建中国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

本文使用的“中国新型现代化”，基于当下中国现代化的新形势和新特点而提出，是与新型工业化相对应的涉及基础理论创新的外延概念。

如果依内涵的由大至小对“中国新型现代化”进行电脑文件处理式的层级释义，其至少包含“现代化”、“新型现代化”和“中国的新型现代化”三个层面。

其为“现代化”，意味着具备了现代化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全球普适性特征，即中国的新型现代化也是在对旧传统、旧观念和旧制度的扬弃中实现社会力量的再组合和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过程，是在现代性扬弃传统性的创造性转换中获取新的社会模式与行为模式的过程。

其为“新型现代化”，意味着在纵向上有别于中国以往传统的旧型现代化。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现代化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开启于19世纪中叶的以两次鸦片战争为诱因的“外源应激型”现代化；二是开启于1949年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现代化。

其间，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或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单向轮番凸进，始终没有置于一个相对和谐的体系或机制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四个现代化和两手抓理论等，均是其重要路标。

作为处于正在进行时的当下性现代化，中国的新型现代化肩负着继承、发展和完善中国传统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其为“中国的新型现代化”，意味着在横向上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构建的全新的观念体系为精神之源，以地理大发现所揭开的世界由分散向一体发展、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嬗变的两个同步的历史进程为序幕，以近代初期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为实现途径，最后经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知识文明的两次转型而实现。

中国的新型现代化启动于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混合增长的浪潮中，兼具后发优势和全球化压力，体现后进追赶和跨越进化的时空定位与发展路径。

因此，中国新型现代化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决定其解构与建构的语境的个体性和理论的独特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工机制”［3］（P10），理论以一定的模型或样态而体现。

作为过程取向中探询各种现象之间关系的思想工具或主导性原则，理论具有“能够筛选、组织、转移并诠释‘信息’”的功能。

由于理论所展示的是“有关某现象以何种方式影响另一现象的论点”，因此常用于表达“与具体的东西相比较而言的某种抽象”的事物。

“现象”与“具体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变量”，双方关系上为人们接受的公式化表述是X→Y，即当因变量Y发生变化时，这乃是因为自变量X发生了变化，自变量影响因变量。

理论发挥效应的过程，也是向“大量复杂的现实中引入秩序”的过程。

［4］（P7-10）在现代化实践中，理论的责任在于知性地把握现代性危机。

理论切近社会裂痕，是理论的生命力所在。

理论若陷入认识盲区，则必然造成实践上的操作误区。

作为植根于实存状态的一种认识形式，现代化理论是现代化实践的不确定性和现代化操作的谬误性的负度量。

如果缺少与实践相对称的理论，决策者和实践者就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谬误性。

因此，构建新型现代化理论，有助于弱化决策者和实践者判断及操作的主观性。

三、理论样态：“多位一体多向转型的非线性理论”在方法上，构建理论的基本步骤，是在一定的规则下，将具体的经验或形象化的材料加以抽象，推演出解释系统的逻辑主干，隐含地规定系统的基本概念，并以某种抽象推演的解释或模型使主干结构鲜活起来，以体现理论的本质性特征。

在样态上，基于科学发展观构建的中国新型现代化理论，其主干结构应该是体现社会整体发展图式的“多位一体多向转型的非线性理论”。

其中的非线性（non-linearity），不是数学中描述不同型数关系的概念，而是指社会科学范畴内，相对于自变量，因变量不是线性的、严格的比例关系。

在非线性系统中，非线性的表现形式不止一端，诸如子系统间的非线性，子子系统间的非线性，子系统和子子系统间的非线性，子系统与母系统间的非线性，子子系统和母系统间的非线性等。

非线性意味着复杂性、相干性、曲折性、多样性，非线性系统不满足叠加原理，整体作用不等于部分作用之和。

系统结构合理，非线性运作有序，整体作用就大于部分作用之和，反之则反。

在框架上，多位一体多向转型的非线性理论，既以中国以往的现代化为参照，也建立在对中国新型现代化与西方现41代化的比较之上。

在性质上，该理论充分体现了新型现代化全面、系统、复合、协调、跨越、集约等特质。

这些特质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重叠和相互寓于。

揭示了新型现代化的上述特质，也就描绘出“多位一体多向转型的非线性理论”的样态和功能。

“多位一体多向转型的非线性理论”的样态之一，是综合推进的整体性。

整体性层面的现代性，体现全息的现代化图景。

现代性（modernity）作为创造预设现代化构想的结晶，隐含着建立道德共契的社会秩序的价值诉求，以及建立发展和谐的生存环境的利益诉求。

经济的持续增长、政治的集权统治弱化、社会的灵活性增加、生态环境的低熵化、现代人格的形成等，都是构成现代性“一体”的“多位”组成部分。

现代性的形成过程，是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位移与重构的过程，也是提高人类的卫生、健康和福利水平的过程。

以“多位一体多向转型的非线性理论”指导新型现代化，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在发挥新型工业化基础作用和制度文明整合功能的前提下，在“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中，确立“化物”与“化人”的相互生成关系，以克服由现代化变迁所引发的世界、社会与人的多重异化，如经济奇迹背后的严重社会分化与社会排斥、由社会建制与社会演化的不相适应所导致的政府低效与失灵、由现代技术工业灾难性潜能的过分张扬所造成的日益强化的环境恶化趋势、由现代人格的缺失所诱发的人的“精神贫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