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误译_的文化使命与文本_来生_的重构_以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例

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2期(总第71期)翻译研究“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以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例卢玉玲(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33)摘要: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误译”往往只是被用来判断译者语言能力、或揭示译者不忠的“失败”的语言转换行为。

然而,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学科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重新检阅翻译史上的“误译”行为,却不断发现这些看似“失败”的语言转换行为,往往是负载着特殊文化使命的译者对文本“来生”的重构,是具有历史时效性的改写行为。

本文以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的翻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照新时期以来的新译本,揭示“误译”所隐含的中西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碰撞、扭曲与变形;而新时期以来对“误译”的不断修正,则折射出复杂变迁中的中国面对她/他者时更为自信而宽容的文化气度。

关键词:误译;改写;“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文化碰撞Abstract: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mistranslation is either regarded as ayardstick of the translator s language ability or a proof of the translator s betrayal a-gainst the author. However, with the furtherdevelopment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re- examination ofmistranslations in the translation historywill reveal thatthose seeming-ly unsuccessful language transactions turn out to be the reconstructed afterlife of thetexts encodedwith the special culturalmission of the translator, a rewriting effectivein specific historicalperiods. Targeted at the translation ofEnglish and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1949-1966 aswell as the new translated editions since 1978, thispaper, through a reexamination ofmistranslations, discloses the cultural conflictand distor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West in thi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re- visedmistranslations after 1978 reflect a different cultural attitude ofChina towardsother cultureswhich ismore confident and tolerant.Key words:mistranslation; rewriting; theChinese translation ofEnglish and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1949-1966; cultural conflict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01(2008)02-008-11·8·卢玉玲“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一、引言一个文本的诞生往往与它生存的土壤———社会、文化、历史、作者个人的精神探索和美学追求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

这些来自原语文化母体的诸多因素是构成某一区域文学共性的基石,并由此形成了被我们称之为“民族文学”的独特个体。

在这些保持着原语民族文化个性的文学的“环球旅行”中,其身上特有的异域痕迹既可能因其差异性而备受接受语境的尊崇,也可能被视为对译入语文化造成威胁的“异端分子”而备受挞伐。

而这种境遇往往随着译入语语境的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

对于身处文化对峙语境中的翻译文学,即使是那些经过精挑细选、看似符合译入语语境时代需求的异域文本,也往往存在着逃逸出译入语语境话语规范的“叛逆分子”。

因此,当它们飘洋过海接受一个全新环境的掌声时,也往往意味着同时必须接受译入语语境的“移植再造”———将译入语语境的自我需求、对“他者”的想象植入文本的血脉之中。

法国学者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谈到欧洲读者“认识”远东作家时这样说过:“作者在作品中想表达的内容与读者在作品中寻求的内容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以致两者毫无共同之处。

于是,读者使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自己与作品之间安置一面我们称为神话的镜子,这面镜子是由读者所属的社会集团提供的。

欧洲读者‘认识’大部分远东作家就是通过这个办法。

”[1:135]对于翻译文学来说,埃斯卡皮所说的那面“神话的镜子”折射出译入语语境的权力话语在异域文本符号中的“涂鸦”。

这种“涂鸦”行为与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的“改写”概念如出一辙———贯穿于具体翻译过程-语言转换过程,并延伸至译入语语境对译品的解读-翻译作品研究。

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来看,译入语语境中的专业人士包括译者、批评者、评论者、教师等人形成了对翻译作品意义重构的“阐释链条”[2: 14]。

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在这一文本意义重构的过程中,“译者添加了什么,遗漏了什么,对语词的选择和他/她是如何处置这些语词的。

因为他/她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些自觉的行为揭示了译者个人的历史和他周遭的社会-政治语境;换言之,就是他/她自身生存的文化。

”[3:5]在对文本“来生”的重构中,译者对于原文本的干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潜藏于字里行间的语词的扭曲、变形———语词的“误译”尤其令人难以觉察。

在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中,语词的“误译”无疑是一个常为人诟病的大忌。

因此,在建基于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的中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中,“误译”往往被视作判断译者语言能力、或揭示译者不忠的证据。

然而,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学科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不再把翻译视为纯粹的语言符号·9·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2期(总第71期)的转换行为,重新检阅翻译史上的“误译”行为,却不断发现这些看似“失败”的语言转换行为背后潜藏的历史隐情。

由此,“误译”被赋予了文化意义上的价值,成为重新反思历史的话语手段。

谢天振在谈到“误译”之于比较文学的意义时指出,“对于比较文学来说,误译有时候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因为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或文学交流中的阻滞点。

误译特别鲜明、突出地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

”[4: 151]由此可见,“误译”常常是译者自觉地,或在权力赞助者干预下对原作的有意改写。

译本中语词的改写往往因其不留痕迹的“鬼斧神工”而将译入语语境的社会集团关于“她/他者”的那面“神话的镜子”交给译入语语境的读者。

对于缺乏对原作真实世界足够认识的读者来说,这面“神话的镜子”往往是行之有效的。

只有当译入语语境的时代话语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面“神话的镜子”才会现出原形。

本文以处于中西文化对峙时期的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例,深入探讨“误译”所负载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问题。

中西文化对峙的局面导致建国后“十七年”对英美文学翻译的选择十分严格,而那些有幸被选中的文本尽管有着“十七年”中国翻译语境所需的某些特质,但是这些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母体中成长起来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与“十七年”翻译外国文学的主要目的:“捍卫、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工程”[5: 109]相互牾的“杂质”。

因此,如何在利用这些来自异域的文本为自己言说的同时根除那些纠缠在文本中的“杂质”,成了重构文本意义的各种改写者必须面对的任务。

根除“杂质”也就意味着对原文本的背离。

在新时期中西文化重新展开对话的历史语境中,当我们重新翻开那些被历史尘封的译本,在原作与新译本的比照下,那些反映其间政治文化碰撞的语词扭曲才跃然纸上。

这些语词的扭曲既有译者在时代话语的干预下自觉的选择,亦有译者在规避时代话语干预下的“戴着镣铐的舞蹈”。

以下将通过分析两个个案在历史流动中的变化,来揭示“十七年”间英美文学作品中语词翻译所隐含的历史玄机。

二、从《抒情十四行诗集》到《爱情十四行诗集》爱情是“十七年”文学创作中不可触碰的一个话题,同样也是翻译文学的一个禁忌。

在僵化而冷冰冰的革命话语试图强行剥离一切人性温情的历史语境中,任何一次温情触碰都将招致无情的批判。

《英语学习》·10·卢玉玲“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1962年第1期刊载了王佐良注译的《读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Son- netXVIII),这首诗是莎士比亚的第18首十四行诗,歌颂爱情和青春的永恒。

王佐良小心翼翼地做了这样的交待:“它不仅是一首一般的抒情诗,或通常的爱情诗———这里所说的‘美人’甚至不是一个少女,而是一个青年男子……”[6: 4]可见,王佐良试图通过转移视线来规避诗中的“爱情地雷”。

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高涨,时代渐渐迈向文化自闭的“文革”时期,这首诗遭到严厉的批判。

1965年殷红在批判《英美文学欣赏》选材上的问题,就以这首诗为例。

她说:“资产阶级的理想与革命性和无产阶级的理想和革命性有着本质的差别,要青年们去熟诵这首诗,很难说对他们的革命化有任何好的影响,相反的,倒会培养了艺术第一、爱情至上的观点。

”[7: 13]该集子中的另一部作品奈希的《春天》也因涉及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而遭批判。

又如1965年《外国文学新作提要》第9期(6月20 日)的“美国黑人文学专辑”,刊载了美国黑人“进步”作家基伦斯(John OliverKillens)的小说《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And Then WeHeard The Thunder, 1963)的节选。

编者在赞扬基伦斯这部作品的革命进步性外,也指出“小说的缺点是节外生枝的爱情描写太多,有几段颇为猥亵。

”[8: 1]对于这些在异域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作品,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进步”的作品,除非彻底拒之门外,否则与译入语语境相抵触的爱情因素永远存在。

因此,如何巧妙地绕过爱情“雷池”、规避时代语境的制裁,便成了译者不得不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