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中的性别建构与解构_性别表演

《紫色》中的性别建构与解构_性别表演论文导读:：性别表演中常常形成断裂。

性别建构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

在《紫色》中。

关键词：性别表演，性别建构，性别解构，《紫色》对于身体、身份和性别的探讨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

1929年，弗吉尼亚·沃尔夫在她的女性主义名篇《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提出雌雄同体的概念：“在我们之中每个人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

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

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1]，意在消解男性逻各斯中心，将男女性别差异模糊化，实现双性和谐。

这一关于性别建构的多种可能性的观点在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被不同的声音解读阐释或加以发展。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了她的著名洞见：“一个人不是天生为女人，而毋宁说是变成女人的”，将性别的形成和权力话语中联系在了一起。

其后，后结构主义者们在对性、性别、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探讨中对她们的观点予以了有力支持。

拉康以“女性并不存在”的警语来反对把性别身份归结为生物决定论的观点，福柯则在《性史》中论证了这样一个主要观点：性并非人类生活的天然特征或既定事实，而是一个被建构的经验范畴，它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根源，而非生物根源。

在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探讨中，性别具备了建构性和可操作性，从而形成了开放和不确定的特点。

这种探讨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研究经典《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达到了顶峰。

巴特勒指出，主体的性别身份并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性别表演，而是它们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主体创造了制度、话语和实践，而是它们通过决定主体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而创造了主体。

因此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

人们通过引用和模仿来表演正确的性别，但由于这种重复表演的不可能性和不连续性，性别表演中常常形成断裂，从而使得性别身份永远处在过程之中，因此主体（尤其是女性主体）由于性别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而可以去发掘出自身更多的生存空间和个体价值。

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杰出著作《紫色》可以说是对这一观点最好的阐释。

在《紫色》中，沃克通过女主人公茜莉的视角，塑造了一群在性别特征上显示出倒置的的黑人男女形象，男人软弱无能，女人强壮有力。

男人和女人没有了性别的明确界限，性别差异被模糊化了。

那么性别的二元对立是如何被解构的呢？黑人男性和女性是如何因为性别表演的失败而形成新的性别身份和特征的呢？男性是否跟女性一样都是社会规范的受害者？描写男人和女人性别特征的倒置互换，沃克的本意何在？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并解答上述疑问。

浙江省外文学会专题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号（ZWYB2009105）一、性别的建构：模仿和表演巴特勒认为，当人们说“这是一个女孩”的时候，性别建构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

“这一基本的询唤被不同的权威反复重复，并不时地强化或质疑这种自然化的结果。

命名既是设立界限，也是对规范的反复灌输”[2]。

被指称为“女孩”的主体在规范的反复灌输下被迫去“引用”性和性别规范，不断加以模仿并进行表演，以便成为那个“召唤”她的统治阶层规定下的合格主体。

黑人女性从出生开始便被赋予了固定的性别特征，在对立的两性结构中担任从属的女性角色中国论文网。

女人必须生育后代，干活，挨打，不名一文也不能受教育，在经济、知识和人格上都无法独立，结果她们沦为生育和劳动的工具，自身的个性和内涵被否认，主体意识和身份也被抹杀。

可悲的是，大多数黑人女性自觉遵从了这种规定，心甘情愿在性别结构中成为被统治的一方。

《紫色》的女主人公茜莉便是如此。

她跟自己的母亲一样，对男人俯首帖耳，百依百顺。

在被继父强奸后不敢声张，被丈夫毒打也不敢还手。

出嫁前就承担了去世的母亲的职责，照顾弟妹；出嫁后如同佣人一般照顾丈夫和前妻生的孩子性别表演，毫无爱情和亲情可言。

她所扮演的妻子和继母角色，是完全对男性霸权话语下的性别规范的模仿和表演，而非出自独立人格的选择。

她的继子哈泼这样对她说道：“爹叫你干啥，你就干啥”，“他叫你别干，你就不干。

他说的你没有不干的，要不他就打你” [3] 。

她畏惧男人，不敢有任何反抗的姿态。

虽然她自己也很清楚，即使她不斗，不反抗，她所得到的依然是毒打和辱骂。

对她来说，生存比尊严更重要：“我想起聂蒂，她死了。

她斗过，她逃跑。

这有啥好处？我不斗，人家叫我在哪里，我就待在哪里。

可是，我还活着” [3] 。

值得注意的是，她对男人固然是一副从属的姿态，对自己的同性却并不持友好同情之心。

“我连男人们都不敢看一眼。

这是真的。

我看看女人，唷，因为我不怕她们” [3] 。

哈泼的妻子索菲娅身体强壮高大，敢于驾驭在自己的丈夫之上，在他们的两性关系中，挨揍的常常是哈泼，索菲娅则是胜者。

对此茜莉感到妒忌。

她叫哈泼去揍索菲娅，在被索菲娅责问后，她坦白承认说，她这么做是出于忌妒之心，索菲娅做了她自己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严格的社会规范不仅使男性和女性形成对立，女性同性之间也丧失了信任和友谊。

可以说，茜莉是一个标准的黑人女性，符合一切男性话语所规定的女性特征。

她在耳濡目染的后天“训练”中学会了怎样做一个规范下的女人。

通过对男性话语权力下所规定的理想女性性别状态---也就是所谓的“贤妻良母”---的不断努力模仿，她在自己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上表演出某种正确的性别，把自己构建为一个具有这一性别的合格主体。

因此，驯服的茜莉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茜莉，她只是一个表演的产物。

从另一方面来说性别表演，黑人女性固然是性别表演的产物，黑人男性何尝不是如此。

试图控制女人，掌握两性关系中的话语权，同样是男性对传统父权话语的机械继承和执行。

年轻的黑人男性从年长的黑人男性那里看到的成为了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学习规范，并试图通过这种学习和模仿来建立同样的暴力话语机制，而从延续这种机制使之成为永不泯灭的传统。

茜莉的继子哈泼和他的妻子索菲娅原本深爱对方，但他一意要模仿父亲对茜莉的做派，总是试图要控制索菲娅，想要用拳头来征服妻子，以符合自己应该具有的一家之主的模样：“我要她照我说的去干，就像你对爹一样” [3]。

他甚至每天强迫自己吃下大量的食物，想要长得和索菲娅一样强壮，从而找回男人的尊严。

索菲娅对此深感厌恶，她对茜莉说：“我俩结婚以来，他心里想的就是怎么让我对他百依百顺。

他要的不是老婆，而是一条狗” [3] 。

而哈泼真实的一面又是怎样的呢？他意志薄弱，胆小无能，在外表上，“他的脸看起来像个女人的脸” [3]。

他努力学习模仿父亲的行为，可事实上他比索菲娅“更爱管家里那一大堆事儿”，喜欢“烧菜、洗刷和干干屋里的杂事” [3]。

和茜莉一样，哈泼从出生开始也在努力模仿社会规范下男人的合格性别特征，隐藏了自己真正的天性。

但他的表演和模仿是失败的，这也正好说明了表演性的性别建构是一个开放的场所，性别本身是开放和不确定的。

在被权力/话语机制所控制的两性领域，明确两分的性别结构为了服务于某些特定的目的---比如生殖---而被建构起来。

“作为在强制性体系里的一个生存策略，性别是一种具有明显的惩罚性后果的表演……是一贯隐藏它自身的创生的一种建构；它是心照不宣的集体协议，同意去表演、生产以及维系明确区分的、两极化的性别的文化虚构……这建构‘迫使’我们相信它的必要性和天生自然的本质”[4] 。

为了避免因为没能正确实践自己的性别而遭到处罚，主体被迫去执行性别规范，对其进行重复的表演，这种表演反过来又维系并强化了性别规范。

对性别规范的严格执行破坏或压抑了人们的本性，男人和女人成为政治的范畴而非自然事实。

由于附着于两性范畴的许多意义被固定和规范化了，并不专属于某一性别的东西被认定为该性别与生俱来的本性，尤其对女性来说，她们存在的诸多可能性也就被终止了。

二、建构中的断裂：开放的性别尽管男人和女人都在成长过程中尽力模仿正确的性别，但对规范和秩序一成不变重复实践的不可能性使得性别的建构过程出现了断裂中国论文网。

巴特勒指出性别表演，我们“必须把性别视为一种建构的社会暂时状态(social temporality)”，因为“如果性别身份的基础是经年累月不断重复的风格/程式化行动，而不是表面上天衣无缝的一个身份，那么‘基础’这个空间的隐喻将会被置换，被揭露其实是一种风格/程式化的设定，更确定地说，它是一种时间性的以性别进行身体具化的过程” [4] 。

所谓稳定的性别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在建构的过程中，主体总是要不断被维持这种重复本身的实践所取代。

更重要的是，理想的身份和性别本身是不存在的。

不管主体如何努力想要获取某种自然的，合法的和永久性的性别身份，性别的建构始终是保持开放或处在过程之中，所有的建构实践都是具有语境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的。

在传统父权制度下，毫无怨言去执行男人的命令的“贤妻良母”是男权话语对女性规定的理想性别状态，但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虚幻性使得性别建构中的表演和模仿可能出现失败。

茜莉在遇到莎格之后，她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

“我离开了家，生活就停止了，我想。

但是，我又想，也许跟X先生在一起，生活就结束了，但跟莎格在一起，生活又开始了” [3] 。

莎格的出现对她的人生具有两个重要意义。

首先，她开始正视自己的身体和欲望。

性向与性别一样，同样只是一种连续不断的社会表演的结果，起因就在于异性恋/男性霸权为了实现生殖和繁衍的社会功能而将异性恋倾向人为地自然化了。

茜莉在少女时期被继父强奸，这在她的肉体和精神上都留下了伤害的阴影，她也并不喜欢和丈夫过性生活，甚至假装自己是块木头。

莎格称她为“处女”，这是对她在过去两性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否定。

换言之，她过去所扮演的女性角色是虚假的，她真正的性别还没有被发掘和建立。

莎格与她的同性之爱使她真正了解了性的美好：“这让人觉得像是两人双双进入天堂一样，一点也不像根X先生睡觉时的样子” [3] 。

茜莉在对性别表演的过程中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被动变为主动，从一个男人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女人的情人，这是她开始背离甚至反抗男性霸权的开始性别表演，也是她寻求独立人格的第一步。

其次，在莎格的鼓励之下，她不仅敢于离开一直拿她当工具使用的丈夫，而且开始以自己擅长的做裤子手艺开始赚钱，后来甚至成立了自己的衬裤公司。

一直以来，男性由于将财富掌握在手里而控制了家庭的支配权，女人被迫依附于男人，成为性的奴隶和生育工具。

茜莉离开X先生的时候，X 先生气急败坏的说道：“你黑乎乎的，是穷光蛋。

你丑得很。

你是个女人。

该死”，“你是个低能儿”[3] 。

这句话道破了男性试图凭借自己的话语权而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别身份：女人必须和贫穷以及无知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做裤子使她开始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穿上裤子则使她获得了独立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