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主义、经验主义合法性与中国政治认同的复杂性

第30卷第2期2018年4月广东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do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30No.2Apr.2018收稿日期:2017 12 26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传播体制变迁及社会变迁中的政治信任研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规划课题‘社会变迁与社会信任研究“(编号16JDGH003)㊂作者简介:苏振华(1972 ),男,湖北公安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㊁社会转型㊁政治传播㊁政治发展㊁社会运动等;叶延禹(1993 ),男,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㊂规范主义、经验主义合法性与中国政治认同的复杂性苏振华1,叶延禹2(1.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2.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摘要:合法性是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㊂在学术史上,合法性研究包括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向度㊂规范主义强调合法性应来自于在政治中美好价值的实现㊁以及合乎法理的政治程序;经验主义认为合法性是民众事实上的政治认同,来自于政府绩效及政治社会化的过程㊂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十分复杂,包括程序合法性㊁绩效合法性及外在观念所导致的民众的政治认同等㊂在规范意义上,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来源于历史合法性以及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经验层面,民众对中国政府绩效的正面评价提升了政治合法性;而政治社会化过程则对合法性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传统文化价值观㊁主流媒体建构塑造了人们的政治认同,互联网兴起则降低了政治信任水平㊂关键词:合法性;规范主义;经验主义;政治社会化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33(2018)02-0005-09DOI :10.13975/ki.gdxz.2018.02.001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现实政治孜孜以求的目标㊂一般来说,合法性指的是人民对政府权威的自觉拥护㊁认同,如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184;李普塞特强调,合法性是民众对现存制度的支持程度甚至是信仰程度㊂[2]47合法性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对国家政治和政府行政都会产生重要影响㊂伊斯顿区分了民众政治支持的两个维度:普通支持和特定支持㊂普通支持指的是民众对政治价值㊁政体的支持程度;特定支持指的是民众对特定的政策㊁政府机构的支持㊂[3]256-265合法性既会影响普通支持也会影响特定支持:其一,合法性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乃至于经济㊁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其二,合法性也会影响国家政策的有效性和执行效率㊂合法性更高的政治,民众会自觉认同政体以及政体所蕴含的核心价值;合法性低则意味着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同度不高,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将遭遇民众的抵制,导致国家意志得不到有效贯彻㊂因此,无论是前现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都无不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的建设㊂5作为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有关合法性的讨论历久弥新,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们对 善”的思考,此后,其一直是各种理论都会讨论的基本论题㊂晚近以来,学界对各国合法性来源的探讨㊁比较成为热门话题,由此形成了繁杂的文献和理论建构㊂所有关乎合法性的讨论,要么立足于规范主义范式,要么立足于经验主义范式,本文将对这两种范式的合法性理论建构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比较,然后结合文献探讨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来源㊂一㊁何谓合法性:价值抑或事实规范主义的社会理论关注美好社会应该是什么这样的 应然”问题,通常通过对 善”和 恶”的辨析以确立什么是人类社会应该追求的美好价值,以及探讨诸如公平㊁正义㊁自由等美好价值背后的道德准则;而经验主义研究则以社会事实为考察对象,坚持价值中立立场,探究现象与现象之间的相关关系㊂对应这两种范式,在政治合法性的讨论中形成了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研究路径㊂在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中,合法性的价值基础㊁合法性应该来源于什么是核心论题,比如 良好的政治秩序应当是怎样的”㊁ 好的统治者应当具备哪些品质”㊁ 被统治者凭什么服从统治者的管理”等;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研究主要讨论人们事实上是否认同政治以及出于什么原因认同政治,通常以实证或实验方法测量特定地区的政治合法性,探究合法性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㊂(一)规范主义的政治合法性:价值㊁程序与政体㊂在人类社会思想流变的历史长河中,规范合法性研究长期占主导地位㊂这一传统始于雅典城邦时期的古希腊思想家们对城邦政治生活的讨论,其关注什么是 善”的政府㊁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好的统治者㊁什么类型的政体能够长久维续等问题㊂如亚里士多德试图回答 一个政体起初是如何产生出来的,通过什么方式可以使它长时间地保持下去”[4]116;苏格拉底认为 善的政府”应该是 智慧的㊁勇敢的㊁节制的和正义的”[5]144;政府应当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㊁社会正义为目的,否则就是一个 恶”的政府㊂古希腊思想家们认为政治的合法性来自于统治者和政府本身的性质,合法性的道德基础在于善㊁正义等价值㊂至于合法性应该如何实现,古希腊的思想家们没有过多的讨论,而这成为后世研究的核心论题㊂17世纪以来,欧洲的社会契约理论家群体如霍布斯㊁洛克㊁卢梭等对国家合法性进行了系统的思考㊂如洛克从个人权利优先角度出发,以 契约理论”和 同意理论”来解释政府为什么必须以及如何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并因此赢得合法性㊂社会契约理论认为, 民众的同意”是一个政治系统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正因为人们渴求过一种有秩序的生活,才会同意统治者的统治㊂[6]461因此,公共权威应当保障民众的自然权利,若公共权威无法保障甚至侵犯民众的自然权利,则民众就有权利反对现有的统治者及选择其他的执政者㊂在这一阶段,合法性研究的核心议题是确立合法性所需要的制度或程序的道德原则,即合法性应产生于充分的言论自由㊁广泛的政治参与㊁程序得到保障等前提之下的人民的同意㊂晚近以来,在现实政治中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政府无不强调自己政体的民主属性,福山甚至断言,有关政体属性的争议已经终结,民主是政治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政治合法性只能经由民主才能得以确立㊂据此,规范层面的合法性讨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政治合法性应该是什么,古希腊思想家们认为合法性应该是正义㊁善等美好价值;其二,理论上合法性应该如何实现,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认为合法性应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其三,现实政治中合法性如何可能,民主理论家和政治家们认为合法性必须来自于民主政治㊂(二)经验主义:政治合法性的事实概念㊂20世纪以来,在孔德㊁斯宾塞等开创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引领下,美国的政治学家主张将统计学㊁心理学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政治现象的研究中,发展出了新的政治学研究方6法即行为主义政治学,从而带来了政治哲学的政治科学转向㊂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包括H.A.西蒙㊁G.A.阿尔蒙德㊁D.伊斯顿㊁H.D.拉斯韦尔等人,他们认为政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对政治现象加以科学地解释或预测,而不是提出抽象的规范性理论,他们主张以政治行为为分析单位,以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解释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机制㊂与规范主义方法论相比,实证主义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1)反对主观认知和目的论,强调研究者应秉持价值中立原则,放弃任何价值立场;(2)主张科学地解释社会现象,强调社会研究应遵循搜集事实材料㊁提出假设㊁建立因果机制㊁经验论证假设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寻找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发现社会运行的规律,并因此呈现预见能力㊂[7]105-116合法性研究深受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㊂在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研究中,马克斯㊃韦伯所提出的合法性命题影响深远,他认为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技术性概念,并不需要立足于某种道德基础;韦伯非常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 价值无涉”原则,即研究者不应该坚持某种价值更具道德优先性的观点,因为现存的诸多价值观念存在着相互冲突,并没有一种价值能证明自己具有超越其他价值的优越性㊂因此,韦伯认为探究合法性的价值来源是徒劳的,合法性研究应该从 探究合法性本源”的价值问题转变为 统治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获得或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技术问题㊂之后的政治科学家们的合法性研究基本上是对韦伯命题的不断拓展㊂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合法性被理解成一个事实现象,合法性表现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服从,如李普塞特指出 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能力”[2]47,得到人们服从的政府就被认为是具合法性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不再追问合法性的道德基础㊂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的发展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经历了从古希腊㊁古罗马㊁中世纪到启蒙运动近2000多年的演绎和发展,论证了 统治权力”应属于民众㊁应经由 民主程序”赋予的合法性原则[8]34;焦点问题包括两个:其一,合法性应该是什么?其二,公权力获得合法性的程序是什么?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们没有直接就合法性进行讨论,他们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秩序,基于目的论视角,他们试图构建一种最美好的城邦政治生活,以实现平等㊁正义㊁公共利益等美好价值㊂如亚里士多德认为, 城邦存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谋求生存,也不是一个共同防卫的联合体,而是要实现共同的优良生活”[3]112;苏格拉底认为政治秩序的基础是正义,而正义是民众的利益而不是统治者的利益[4]25;判断一个政体是否为 正当政体”的标准是公众利益的实现程度,若统治者仅仅考虑自身的利益,那么这就是一个 错误政体”或 变态政体”㊂那么美好价值㊁正当政体如何可能实现呢?柏拉图认为这取决于统治者的能力㊁操守,统治者应当是以 公共利益”为重的智者㊁哲学王,应致力于发展出良好的政治秩序,使得普通公民能在良好的政治秩序中逐渐向 善”㊂故而,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们强调的是合法性的实质性内容,也就是善㊁正义等美好价值,只要能够实现这些美好价值,就是优良政体,至于这些美好价值的实现途径是什么㊁实现程序是什么,古希腊思想家们并不在意㊂以至于柏拉图认为应该由哲人王领导严格等级制国家的思想,更被后世的思想家看成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最初来源㊂古罗马的哲学家则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即任何权力的来源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如果权力的获得过程不合法,即使统治得再成功也是无法接受的㊂如西塞罗认为, 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9]39,也就是说,国家是以实现正义和公益为目的的伦理共同体,国家 权力应是合法的”,应该 对官员的权力限度作出规定”㊂[9]256相应地,古罗马的统治者们则力图用法律来证明罗马帝国的合法性,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㊂总体上来说,古典时期的思想家们思考的重点是公共生活的价值实现,相比于个人价值而言他们更关注城邦统治和政治秩序,这种合法性论说可称之为7实质合法性㊂苏格兰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家的合法性研究出现了个人本位转向,即他们开始从个人价值出发来思考国家合法性的确立㊂个人价值成为合法性研究的起点和目的所在始于霍布斯,他认为个人是自私的,人的行为目的是为自己谋取福利,所以人与人之间会不断发生冲突,亟需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建立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以保障个人的生命㊁财产安全㊂[10]81-84霍布斯的个人主义本体论影响了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借鉴了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阐述,发展了社会契约理论㊂如洛克否定了统治合法性来自于上帝授命的命题,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们就拥有财产权㊁生命权和自由权等自然权利,为了让这些权利在现实中得以实现,民众会自愿将其中一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这构成了政府的权力来源,故而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6]461-463,当个人权利遭到侵犯时政府应充当裁判者的角色以维护公民权利㊁保障稳定㊂[6]411卢梭的论述与洛克大致类似,在他所构建的社会契约理论中,基于个人生存的需要,公民将以契约条款的形式创建出一种能够以全部共同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人的人生和财产安全的联合体,这种结合形式就是 政治共同体”㊂[11]18-21作为主流的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社会契约论认为一个政治体系要获得稳定与发展必须要得到 民众的同意”,统治集团的统治权力是否具备合法性,关键在于其统治理念和统治行为是否得到了民众自愿的认同与服从㊂这也对统治者提出了要求,公共权威应当保障民众天赋的自然权利,比如生命权㊁财产权和自由权,否则民众就有权利反对现有的统治者,选择其他的执政者㊂社会契约理论发展了规范合法性产生的民主程序,即人们通过理性选择,放弃部分自由权利,缔结为国家,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和福利㊂由此,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权力应当来源于民众自发的权利让渡,这构成了形式上的合法性的来源,这种合法性论说可称之为程序合法性㊂晚近以来,哈贝马斯同时强调了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意义㊂他指出,如果合法性只是立足于人民同意这一程序性原则而缺乏实质性的价值支撑,那么由此确立的合法性就只具有心理学意义;只有在经由程序确立的合法性信念与实质合法性原则实现了内在的一致时,合法性方可真正确立㊂[12]127-128综合而言,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着眼于两点:一为程序,二为实质性价值㊂规范主义认为合法性的确立应满足两大条件:(1)统治权力的产生应经由一套正式的规范准则来体现民众的自愿同意;(2)政治共同体必须能实现正义㊁保障民众的自然权利等实质性功能㊂三、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发展韦伯被普遍认为是最早从经验角度阐述合法性的学者,不过,马基雅维利尽管没有使用 经验主义合法性”概念,但他事实上从经验事实的角度阐述了政治权力的来源㊂他和同时期的诸多法国㊁英国政治哲学家一样反对以宗教因素来解释权力来源,认为权力应该属于在权力竞争中获胜的人[13]24-38;而且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为了调节世俗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故而世俗权力本就不应该立足于宗教教义或呈现为某种应然判断,而应从生活经验中寻找其存在基础[9]86,因此,如何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是一项技术问题而非价值问题,而民众对统治者的服从是来自于个人的 理性思考与判断”,而不是所谓的 神圣意志”或 应然价值”㊂[9]89与经验主义基本原则有所不同的是,马基雅维利并不强调 价值中立”立场,在他的价值判断中,理想的政治体制应该是古罗马的共和政体,理想的政治价值是 共和道德观”㊂与马基雅维利不同,韦伯认为在价值体系的争论中人们无法寻找到科学知识,因为价值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且互相之间存在冲突,某种价值的正当性也无法从经验事实中得到验证,据此,政治合法性中的价值诉求应该被剥离出去,而应该将合法性视为事实现象即民众对政府的服从,故而有关合法性的核心问题是讨论 统治者如何获得合法性”㊂韦伯通过对宗教行为㊁经济行为㊁个人利益取向等现象的分析,发现 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8念”[14]239,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会受到统治者的影响㊂[15]269他观察到强制力㊁物质利益虽然能够维系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但这种关系是脆弱而不稳定的,统治者必须培养民众对权威的信仰㊂韦伯根据统治类型的不同将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方式归纳为传统习俗㊁个人魅力和法理三种理想型[15]241-242,这是实证主义合法性来源最经典的表述㊂晚近以来,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重要学者伊斯顿也系统地阐释了合法性理论,他将政治支持区分为特定支持和普遍支持:特定支持指的是统治者因政策结果满足了民众需求或期望而获得的报酬,这种支持是不稳定的,会因为政策结果的变化而在较短时间内发生转变;普遍支持指民众对政治制度㊁政治系统的整体态度,这是民众的一种情感认同,会更加持久稳定,其中最稳定的支持是民众对合法性的信仰㊂[3]266伊斯顿通过对合法性情感根源的分析将政治合法性来源总结为三类:基本的意识形态原则㊁对现有制度规则的结构和规范本身的依附以及因权威当局者个人品质而产生的忠诚㊂[3]273-295可以发现,伊斯顿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大致相似㊂事实上,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大同小异㊁或者是同样的合法性实现机制的不同表述,各种理论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 统治者事实上如何维持民众的合法性情感”㊂可以对两种合法性理论作一简单比较㊂其一,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强调了合法性的实质性基础,如正义㊁善等美好价值;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同样强调合法性的实质性基础,只是其所要求的不是正义等道德性原则,而是民众事实上产生情感认同的支撑性因素,如意识形态㊁传统价值㊁统治者个人魅力等,即规范主义合法性强调实质性因素的道德意义㊁经验主义不强调其道德意义㊂其二,规范主义合法性强调获致合法性的程序性要求即法理,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对产生合法性的程序原则并无要求,只要求民众事实上对合法性的认可㊂其三,合法性是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自觉认同,规范主义对民众自觉程度要求比经验主义要低,比如某些民众完全反对国家权力,只是基于对民主投票结果的服从而对权力产生了服从,而在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视角下民众的服从全然是自身自觉选择的结果,尽管在规范主义看来这种服从的基础完全可能是与某种美好价值背道而驰的㊂表现为政治情感的经验主义合法性受到政府执政能力和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影响,相应地在政治合法性理论中发展出了制度绩效理论和政治文化理论㊂制度绩效理论认为政治合法性是现实政治输出的结果,民众对政治的认同来自于民众对政治制度本身的信任和政府是否提供了良好的绩效㊂[16]李普塞特区分了政治有效性和政治合法性:有效性是指政治系统满足民众对政府功能期望的程度,这会对民众多大程度上相信现存制度是否具备最佳的国家治理能力产生影响,故而有效性是对国家治理效果的工具性评价;而合法性则是民众对国家执政资格的价值性评价㊂[2]47-50赵鼎新认为,这种规范的价值性评价与有效性密不可分,政府绩效是政权合法性不可缺少的部分,有效性是合法性的基础㊂[17]通常来说,制度绩效是政府有效性的实质表现,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促进经济发展㊁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完善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公平,避免腐败㊁提高政府质量等,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基于个人期望和经验的政策效果评价,政府的绩效表现越好,民众的政策满意度越高,越能够获得民众支持,政府的合法性程度也越高㊂[17]在制度绩效理论中,政治合法性可以理解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㊂另一方面,阿尔蒙德等讨论了政治文化对政治态度的影响㊂政治文化是指特定时期某个社会共同体中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㊁信仰和情感,特定民族的政治文化通常是历史和经济㊁社会㊁政治等方方面面活动相互影响形成的结果㊂[18]30阿尔蒙德等将政治文化分为地域型(或村民)政治文化㊁依附型(或臣民)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或公民)政治文化三种基本类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人们对统治者合法的权威来源有不同的定义㊂[19]11-27参与型政治文化要求合法性确立必须建立在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基础之上,村民型和臣民型政治文化会认同某种世袭制度或宗教习俗所赋予的合法性意义㊂在同一种政治文化中,民众的政治倾向既具有统一性但也存在个体差异,对个体来说,维持㊁强化或改变某一种政治文化是其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结果[19]91,这个过程会贯9穿于人的一生㊂政治社会化过程会通过政治途径和非政治途径影响个人的政治态度,前者包括政府宣传㊁领导人的人格塑造㊁公开的政治讨论等,后者包括家庭环境㊁经济条件㊁教育水平㊁职业等因素,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塑造个人政治价值观的过程[19]91,社会化过程的连续性有利于政治文化的稳定与维持㊂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为经验主义政治合法性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尤其是模型建构和数据测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20],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采集样本数据,用统计工具来分析不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成为主流的研究路径,在这些研究中,制度绩效理论和政治文化理论所提出的政治合法性的影响因素被反复检验㊂如吉利对72个国家的合法性进行了比较,发现政府治理能力㊁民主权利保障程度和社会福利水平是最稳健的影响因素[21];罗思坦通过对民主政体的研究认为国家政治信任更多来自于政府质量而不是民主程序㊂[22]王嘉荧等比较了儒家文化影响范围内不同政体之间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的差异[23],发现政治绩效评价㊁生活满意度和文化倾向被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㊂与此同时,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研究在理论层面上逐渐式微㊂四、中国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复杂性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1年,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尽管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稳定,且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程度非常高㊂根据不同研究机构的多次社会调查显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政府长期维持着高度的政府信任[24][[25],这一现象引起了海内外政治学者的广泛关注,有关中国政治合法性研究的文献大量形成㊂前文表明,对合法性的理解存在三种相互独立的向度:在规范主义视角下,政治合法性应该来源于民主程序下民众的自愿选择;在经验主义的视角中,制度绩效合法性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影响了民众的政治态度㊂我们将分别立足于这三个视角来讨论中国合法性的来源与形成机制㊂1.程序合法性对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解释㊂中国不存在竞争性政党政治,缺乏竞争性的民主选举,但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民众提供了许多政治参与的机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之中,成为国家的主人㊂中国政治的程序合法性至少有四个来源㊂其一,全民选举,根据中国宪法,民众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基层人民代表,再由基层人民代表逐级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并由全国人民代表选举或决议产生国家领导人㊂从法律规范上来看,宪法保障了民众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㊁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力,是人民当家作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有机统一㊂其二,政治协商,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吸纳了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在内的各个界别的民众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各级领导人选产生的协商之中㊂其三,基层政治参与,在根本政治制度之外,基层民主在不断发展之中,全国各个地方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政治参与机制,基层民主的不断推进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支持㊂[26]其四,中国革命的成功,被认为来自于民众对中国执政党的支持,这被解释为中国政治的历史合法性㊂2.制度理论对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解释㊂制度绩效理论认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来自于政府的执政能力,非独今天如此,历史上中国社会的 天命观”中也蕴含了这种合法性思想㊂ 天命观”认为虽然君权来自上天赋予,但天命无常,只有治国有方才能承续天命[17],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苛政暴政会引发上天的不满,收回君王的治权㊂这种观念部分约束了统治者的行为,也让百姓能从执政绩效的角度评判君王,若君王行为失格,百姓则可以推举新的统治者㊂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由此提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㊂[27]同时,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所有制结构上,人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