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月令教学设计

《葡萄月令》教学设计一、作者介绍汪曾祺，江苏省高邮县人，当代著名作家。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社工作。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

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

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

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

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在上述介绍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过某个学生，听过某个老师讲课，而是虔诚地在心里执行传统意义那种弟子之礼。

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就是奔着沈从文去的，入学后选修了沈从文开的所有课程。

虽然都说沈从文很不会讲课，语音难懂，但是汪曾祺认为只要听懂就受用终身。

即使毕业后，他仍和沈从文保持长达数十年的师生之谊，并且在创作上受到沈从文显著影响，同样都写出最好的母语作品。

——我们的母语传承就是这样由一个人影响到后一个人，几千年来没有中断，形成一条“汉语文学的长河”。

二、课文的结构这篇课文排在“组织与结构”单元。

“组织与结构”是文章学或写作学或阅读学的概念，这是现在语文学界也还没有完全讨论清楚的问题。

“组织与结构”也是中学语文课文分析的重要内容，具体说，“组织”与“结构”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借用人体学的语言说，“组织”也就是人体的各个部分，所谓“人体组织”的意思。

“结构”则是把这些“组织”联系起来的方式。

也有把“组织”理解为动词的，“组织文章”，“组织各段内容”，这样理解，“组织”和“结构”就成了同义反复，“组织与结构”成为“组织结构”。

常常又好象和行文的“线索”纠缠在一起，比如组织结构中的时间线索、空间线索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没能够研究得很清楚的问题。

大学语文要做的是：第一如何整理这些内容，第二如何确定这些内容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母语教育中的地位。

“组织与结构”单元所选取的五篇作品，在文章的组织和结构上都有着不同的方式。

张中行的《命运》是一篇议论文，它的论述结构依照思辨的逻辑进行组织；陈从周的《园日涉以成趣》是一篇说明文，它的主要结构方式是以中国园林特点的重要性程度依次排列，则同样是一种逻辑结构。

王蒙的短篇小说《春之声》采用人物心理活动的结构方式，这对于小说这种通常以故事事件的发生次序依次展开的叙事文体而言，是比较特殊的例子；而汪曾祺的散文《葡萄月令》，是依托一年十二个月时间循序，分别叙述各个节令葡萄的生长状况和通常的伺弄方式及其情景，来组织文章的结构。

陈丹青的《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单元提示中没提到，应该是一种话题结构吧？话题是心理的外化，所以也是一种心理结构。

假如先不考虑“组织”，先谈“结构”，那么这五篇课文实际上已涉及到文章最主要的甚至是所有的结构方式——时间结构、空间结构、逻辑结构、心理结构——这些中学语文都已经讲到，中学语文的弊病是喜欢概括，搞得高度抽象，这是时间结构，这是空间结构，这是记叙文，这是议论文，最多再说记叙文六要素，议论文三要素，固然方便背诵记忆应试，然而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文章没有了。

大学语文要回到具体文章中去，让学生领悟每一篇文章的妙处，那么我们会注意到，世界其实是丰富多采的。

即以文章的时间结构而言，有“一日结构”，就是按照一天的时间流逝，从早到晚，甚至仅是一天的某一段时间的移动，都可以观察到很多的情节。

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过了一会儿，“蒹葭萋萋，白露未晞”，再过了一会儿，就是“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我们看，抒情主人公“溯洄从之”、“溯游从之”，上下反复地追寻了几千年，其实只是太阳刚出来还没有完全晒干露水那一会儿，在情人心里，时间被放大了，定格了，近乎永恒了。

这是时间结构的一种用法。

也有“四季结构”，按一年四季的时间发展写，如《采薇》，按照季节的推移渐次写了“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刚止”，配合以“岁亦莫止”，“岁亦阳止”，收束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在这首诗里，时间不再是单一的“结构”或“线索”，它是四时景物的变换，是人的无止休的劳作，看似重复的动作，积蓄着一种心理能量，并在最后以今昔时令叠加的方式，发生了总爆发。

今天这篇课文要介绍的则是一种更为独特的时间结构：十二月令。

在这篇课文以前。

多数同学可能还没有听说过“月令”这个词，其实这是我们民族最古老的一个词语，讲的是以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知识。

“月令”这个名称来自《礼记?月令》，《礼记》成书于西汉，而书的内容更要早很多，一般认为和孔子及其弟子有关。

《礼记?月令》把一年里该做的事，按正规常例逐月加以安排，最初它只包括一些月份的天象、物候以及和季节有关的农事活动等，后来又添加了按月别时分，上起天子、百官等为政者应行的起居、祭祀、礼仪；下至被统治的劳苦大众应守的法令、戒条等政治措施。

正因如此，有人也把“月令”的“令”字解释为“政令”。

但是“月令”的主要意义在于农事，所以还是解释为“时令”更好。

用月令体裁写作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中一个较为突出的成就，它用以时系事的体例，把纷繁的农事活动加以编排，使之井然成序，而又极为简便易行，所以源远流长，各个历史时代几乎没有间断过，一直有人用这种体例编写撰著农书。

有人统计过有21种，还有人认为要更多。

“月令”成为农书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文艺创作题材，文艺本来就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月令”又为文艺提供了一个最贴近自然的结构。

《诗经》中的《七月》（见《国风?豳风》）就是一篇描写农事的“十二月令”，学生不一定都知道这首诗，但提起“七月流火”这个成语一定都知道，就是这首诗的第一句。

绘画方面，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院本《十二月令图轴》，描画的是十二个月中民家之生活情景。

清代康熙年间，景德镇御厂还制作过一套“十二月令花神杯”，整套十二件，每件除绘制月令花卉（又称“花神”）外，还配有唐人诗句，落“赏”字篆印，构成诗书画篆刻一体的官窑瓷艺术品。

民俗方面，温州有“十二月令”童谣。

即使今天网络写作中，也有这样的内容，比如“公司十二月令”，“恋爱十二月令”，虽带搞笑色彩，总还记得中国有这样的传统话题。

知道了这些内容，我们也就知道汪曾祺的《葡萄月令》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我国自古就有的一个传统题材。

“葡萄月令”，也就是“葡萄十二月令”。

从文章的组织结构方面说，这样一种流水帐式的结构，假如是学生所写，也许要被老师批评为没有结构，然而没有结构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构，道法自然，文章之道也是如此，遵循天地万物的自然结构就是最好的结构。

三、课文的内容与语言《葡萄月令》的结构本来只是自然界的时序，算不得人为安排的文章结构，那么可以讲的便只有内容，汪曾祺讲得真够清楚，葡萄的从种到收到藏，一个月一个月地说得很清楚，说得很在行。

这可不仅仅是写文章的工夫，要有葡萄种植的实际知识，工夫在文外。

汪曾祺的葡萄知识是哪里来的？他真的种过葡萄吗？不是自家门前窗下种一棵两棵玩赏，葡萄园里那种大规模的种植，他真的种过吗？是的。

有一回上海作家赵丽宏问汪曾祺，是否亲手种过葡萄才写《葡萄月令》，汪先生笑答：“当然，否则哪里写得出来。

”他怎么会去种葡萄呢？查遍了网络，最后在一篇《北京青年报》的文章中找到了：反右斗争时，他被发配到张家口劳动了三年，所幸的是，他进入了一个果园。

他种葡萄，结果他用功劳动，也用功读关于葡萄的书。

后来就写出这篇《葡萄月令》。

这篇月令写得这么详细，这么明白，真的可以当一篇农书，不知道是否真有人（比如哪个葡萄专业户）按这篇文章的指导去种葡萄？这可有点危险！有人就挑出这篇文章的毛病，说是靠不住，有篇《文汇报》上的文章就质疑说：不知道汪老说的“葡萄爱喝水”，而且要“漫灌”这样的话是怎么说起的，葡萄是从丝绸之路过来的，一路都是干旱地区，哪里来这么多水去漫灌？再说了，漫灌，现代农业都不提倡了，一来呢，浪费大，水现在多宝贵呵，二来呢，会造成土地板结。

——就算说得对吧，也不能推倒汪曾祺的文章，真想种葡萄，那得找农书，农书属应用文，汪曾祺的《葡萄月令》是散文，农业知识并不是文章的主要价值。

那么《葡萄月令》还剩下什么？还剩下语言。

我觉得这本教材的“立意与构思”、“组织与结构”、“修辞与风格”、“生活与语言”这几个单元是可以打通的，一篇好文章必然是这几个方面都出色的。

这样，我们就讲这篇散文的语言风格。

我收集了一些中学语文的教案，中学也有这一课，但是教案设计往往不讲语言，而是讲“知识”。

有一篇教案把这篇散文当作“说明文”，布置给学生思考的问题是：“为何葡萄上有一层白白的像是磨沙的东西？”答案：“课文中说这是给葡萄打上的波尔多液，起到杀菌保植的作用。

”还有一种教案说：“此篇的行文布局也很有特色，从一至十二按月写来，看似一本豆腐帐，其实是裁剪极有章法的。

不免使人想起《农桑辑要》、《汜胜之书》、《齐民要术》与《农政全书》。

”文学就这样被解构了，成了说明文，成了应用文。

还有一篇教案倒是讲到语言，但是它最佩服的是文章用了北京方言，如“饱满、磁棒、挺括”，“小孩喂奶似地拼命往上嘬”——“嘬”这个词至今也是北京的流行语，你去北京，那里的朋友会拉你去“嘬”一顿。

然而这并不是这篇散文最重要的语言风格，王朔小说中北京的流行语更多，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事实上，汪曾祺在这方面是很节制的，有一次他写文章想用一个方言，但是又怕影响文章的明白，后来问了很多人，弄明白这个词使用范围很广，好多不同方言区都使用，这才放心地写进去了。

所以，北京方言并不是这篇散文主要的语言风格。

那么这篇散文的语言特点到底有哪些，让我们来概括一下。

一、大量使用短语，简短的句式，不是那种欧式的长句子，如“一月，下大雪。

/ 雪静静地下着。

果园一片白。

听不到一点声音。

/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更有短得夸张的：“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

”模拟着一种口语化的现场感。

短语是我们母语的特点，给人一种凝练而又轻盈跳跃的感觉，所以熊秉明先生在国外呆久了，忽然觉得我们的母语即使用了语助词“的”字连缀起来，也仍然是一种可以卸装的结构：“翻出来一件/ 隔着冬雾的/ 隔着雪原的/ 隔着山隔着海的/ 隔着十万里路的/ 别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 母亲亲手/ 为孩子织的/ 沾着箱底的樟脑香/ 的/ 旧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