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思想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

一、经济思想

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盛世”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二、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三、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 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③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 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 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 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当时,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 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④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

则是应当予以批判的。

司马迁还力图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财富同权势和地位是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中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 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凡编户之民,富相十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作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的财富思想。经济财富是道德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只能是“附焉”。

⑤能够排除道德天赋的影响,提出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命题,这是司马迁的贡献。在两千多年以前, 司马迁重视经济生活在历史上的作用,看到了经济力量对社会意识的影响,的确是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当然,司马迁也有不足,如“人富而仁义附焉”,那就是否认了道德的阶级性。

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中“成一家之言”具有他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在货币理论方面，可以说是独具一帜的。⑥他论述了货币的起源、货币流通与物价的关系以及货币信用制度和信用等问题。

二、政治思想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经过统一、恢复阶段走向繁荣富庶,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得到一定的发展, 并出现了豪强兼并情况的时候；是汉王朝已由稳定趋向强大,而所谓“文景之治”背后隐蔽的矛盾危机却在日益显露的时候,是汉武帝为巩固封建集权统治,积极推行“独尊儒术”政策,儒家学派比其他学派更占优势的时候。⑦这些现实生活无疑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

当然,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司马迁在《史记》中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司马迁承受来的儒家学派的思想资料涂饰了一层时代的色彩。⑧这就是为适应汉初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而加以改造过的汉初之儒。汉初之儒的主要改造者是董仲舒。董仲舒从先秦儒家学派的思想资料仓库中经过精心挑选, 并杂揉进一些阴阳家学派的思想资料而加工改造的变种。司马迁主要地继承了这种思想资料。司马迁从董仲舒那里承受了不少思想资料,但决不只是董仲舒思想的翻版。他继承了董仲舒汉初之儒的儒家部分思想资料,而批判接受了其中阴阳家部分的思想资料。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影响下和史家掌管天象的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阴阳家的“使人拘而多所畏”的神秘主义部分, 吸取了阴阳家的“序四时之大顺”的合乎自然实际的成分。⑨

司马迁也从道家吸取了思想资料。司马迁受了司马谈一些家学影响；但这正如他从儒家吸取思想资料那样, 他所吸取的是汉初所实行的“黄老之治”的思想资料。“黄老之治”是汉初适应中小地主阶级要求发展土地私有制的统治术。它的“无为而治”不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不干涉的消极态度, 而是以“无为”为表面,以“而治”为实质, 是“将欲取之, 必先与之”的钓饵榨取政策；它是以“无为”为手段,以“而治”为目的,借以“保护”中小地主阶级发展的积极政策。⑩

所以说,司马迁吸取的思想资料并不单一。他吸取的不是纯儒纯道,而是从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汉初之儒和黄老之治中吸取了经他选择的资料所形成的新结合体。这种新结合体适应了汉朝前期的社会需要,它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利益, 有利于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剥削和榨取,也满足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发展要求。

司马迁是具有着浓厚的以汉为正统而实现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的,概括说,就是“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