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争中的郭沫若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郭沫若

这几天一直在阅读《“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第一篇《革命与文学》是郭沫若写的，刊登在1926年5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上。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郭沫若，知道他是个大诗人，大文学家。他很有激情，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好像是《科学的春天到了》。中学时又知道他还是大历史家，还懂得甲骨文。反正是个了不得的大作家，大思想家。读大学时，郭沫若成了笑料，除了他在情感上的丰富，就是他很会见风使舵，一次陪同毛主席坐飞机，写出这样的句子：为什么机舱里如此明亮？因为舱里舱外两个红太阳。后来还知道了他有两个儿子，文革初期死于非命，

中学课本里有郭沫若的文章，此外就没有怎么读过他的东西了。所以，直到现在还很奇怪，他怎么那么年轻就确立了在文坛的地位？1941年他五十寿辰，重庆、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文化界人士,纷纷举行各种方式的纪念活动。

这次读《革命与文学》，立即感受到他的大手笔。开门见山：“我们现代是革命的时代，我们是从事于文学的人。我们所从事的文学对于时代有何种关系，时代对于我们有何种要求，我们对于时代当取何种的态度，这些问题是我想在这儿讨论的。”

他的文字有一种气势，一种居高临下、高屋建瓴的气势，容不得你犹豫，你就径直跟着往下读了。他的口气并不怎么严厉，甚至有些轻松和随意，调门不算高，但时不时的自问自答，似乎在替读者提出问题，又替读者回答了问题。

他的思路很清楚，先讨论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为此，介绍了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并从革命的因子和文学的性质出发，得出自己的看法：“就是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先驱，而革命的时期中总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革命文学的必然性和时代性就这样脱颖而出了。他紧接着从人类的气质和心理学方面做了分析。

说明了革命和文学的关系之后，郭沫若讨论了革命文学的内容。文学是革命的函数，革命文学这个名词是固定的，内涵则是变动的。他从欧洲文艺思潮的变迁，谈到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呼吁“青年！青年！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是这样，处的时代是这样，你们不为文学家则已，你们既要矢志为文学家，那你们赶快要把神经的弦索扣紧起来，赶快把时代的精神提着……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我们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一致，我们昭告着我们，我们努力着向前猛进！”最后一段的口气遽然紧迫起来。

在郭沫若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文学倡导者的一个论断：一方面，从时代的革命性出发来讨论文学，另一方面，又把文学视作革命的先驱。这些倡导着都对历史略知一二，自然，他们的历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们很自信，也是出于对规律的信赖。

1928年1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上，刊登了署名为麦克昂的《英雄树》。文章从广东的木棉树谈起，这树木，因为它发展得迅速，并因为它外形的堂皇，广东人又叫它英雄树。第一部分的结尾说：“你看它是在象征什么？”

除了第一部分比较长，后面每个部分都只有三五段，每一段也就一两句。

第二部分直言：“齿还齿，目还目。文艺界应该产生出些暴徒出来才行了……不仅齿还齿，目还目，我们还要一齿还十齿，一目还十目！”好像是创造社受到冷嘲热骂，明枪暗箭。

第三部分，强调文艺应该领导时代，然而，中国的文艺远远落后于时代。

第三、四、五部分都是针对论争中的不同观点的。第三部分呼吁：你们不要乱吹你们的破喇叭，暂时当一个留声机器！第四部分说明了当这个机器不容易，需要三个必要条件，还说你们不要以为受了侮辱，若那样，“那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

第五部分反驳了一个观点：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才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出现。他说，这犹如说：要饭煮熟了，才有真正的米谷出现。

第六部分反比了另一个观点：要无产阶级自己做的文艺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他说，这是反革命的宣传，犹如“反对非工人组织工会”。

后面几个部分，先是说明阶级文艺是途中的文艺，后又分析了文艺界和时代脱离的原因，最后说：爱奢华是人的本性。理想的世界是人欲横流的世界。造出一个人欲可以横流的世界来罢。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够实现他爱人的梦。说未来世界是人欲横流，是以肯定的口吻吗？若真有这样，那显然是有预见性的。

1928年3月15日《文化批判》第3号上，刊登了署名为麦克昂的《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郭沫若这里的阐述是很哲学的。“留声机器”的用意在于“辩证法的唯物论”，客观规定意识，真理是主观的判断，留声机器是真理的象征，当一个留声机器便是追求真理。他还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变化作为例子。

这篇文章主要是回应李初梨的意见，说两个人只是用语的概念上稍有不同，其实主旨是一样的。文艺青年们应该做一个留声机器，就是说，应该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

郭沫若批评了语丝派，说他们是不革命的文学家，进而严厉指责了反革命派，也就是“研究系的文学小丑徐志摩”。他还做了自我忏悔，表明转换的过程：接触了悲惨社会；获得了宁肯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人请命的观念；克服了小有产者的意识，觉得在资本制度之下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思想是僭妄；获得了新的观念，便向新思想新文艺新的实践方面出发去了。

《桌子的跳舞》。

郭沫若有几个化名，据说“杜荃”是其中之一，只是他一直否认。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对鲁迅是特别的不敬，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所以“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眼中钉”》（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