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与自然科学

中国道教与自然科学
送交者: sunnysky
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里，唯有中国道教与自然科学有紧密的联系。其它的教几乎都是人们想吃天鹅肉的教，是真正神话或童话的宗教。也就是只要信了，上帝或佛祖就会保佑你，让你平安、升官发财、升天等等。这仿佛是天上会自动掉下馅饼来一个样。而道教则不完全是神话般的教，它是要靠自身的修炼才能“达到”目标的。正是这个修炼使得道教与自然科学有紧密的联系。

道教与科学

中国科学在道家和道教思想中不仅获得了最丰富的科学思想源泉，而且在道教中得到了实质性的历史发展和推进。道教与科学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关系呢？在科学驻足的地方，宗教展开它的翅膀。这种特别关系，“是因为其独特教义的缘故。追求长生，也一直是科学的目标之一。但科学不追求不死成仙。从长生到不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却是无法跨越的一步。无论理性怎样执着，在这里它都得驻足。于是人们只好用虚幻的、想象中的跨越来满足自己，于是理性的执着就沉溺于宗教感情的痴迷之中了”。实际要较此更为复杂。历代道教徒为了获得比人类普通生存状态更高的神仙境界同衰老死亡之神的搏击历程，不也是认识和征服自然、使自己不断获得更多知识和更高能力的历程。这个历程不应被约简为一场痴梦，一种运用虚幻手段的自我满足。正是道教超越普通生命观念进而超越普通医学的努力，使它具备了对中国医学和科技发展产生推动作用的条件和自我励进的机制。

关于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关系，李约瑟有一段很有名的概括性论述：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其实还应该加上天文学，道教认为天人合一，一直都有观测天象的）都起源于道家，他们同希腊的前苏格拉底的和伊壁鸠鲁派的科学哲学家有很多相似之处。……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进而提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强调了道家和道教的科学哲学在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意义。

在浩瀚的道教经卷和中国古代各种相关文献中，人们不难发现，大量的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道教那里不仅得到吸收、保存和发展，而且被改造，从某些方面得到强调，以便服务于为神仙理想而进行的实践。从这个角度出发，道教徒基于其信仰和思想，又做出了许多

创造性的发明，而且有些颇具道教的独特性，是其特定信仰和思想文化的产物。冯友兰曾经说：“道教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深观中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历史，此论无疑是正确的。

历史上，道家和道教中“道”的哲学和信仰曾经是中国科学的重要支柱。在哲学上，道家对自然的观察和热爱，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合理认识，以及试图从自然界获得使人类自由的条件的努力，都是中国科学的最重要基础。道教的长生不死信仰则推动着人们对自然和人自身的探索。道书言：“长生者，道也；死坏者，非道也。死王不如生鼠。”道士们怀着“测天地之机，晓造化之本”的积极思想，相信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是他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人类完全能够认识和把握世界上一切事物。《抱朴子内篇·黄白》：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

至于高山为渊，深谷为陵，此亦大物之变化。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 然其根源之所缘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穷理尽性者，不能知其指归，非原始见终者，不能得其情状也。狭观近识，桎梏巢穴，揣渊妙于不测，推神化于虚诞，以周孔不说，坟籍不载，一切谓为不然，不亦陋哉？

道教把人类自身放在生命之主宰地位。道经说：“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天下悠悠，皆可长生也，患于犹豫，故不成耳。”“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人欲长久，断情去欲，心意以索，命为反归之，形神合同，固能长久。”人“与天地分一气而治”。《太平经》说：人命近在汝身，何为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当清谁乎？有身不自爱，当爱谁乎？有身不自成，当成谁乎？有身不自念，当念谁乎？有身不自责，当责谁乎？
道教认为，“仙之可学致，如黍稷之可播种得甚炳然耳”，“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乃成真。”把人自身及其主观行为看作是生命的制约力量，而并未把生命的决定力量交给一个超验的上界权威。这是来自中世纪中国道教最可贵的思想遗产之一，是道教能够长期推动中国科技文明发展的哲学基础。
道教认为，在生命主体内部，形神相须而构成为生命。这一思想再次体现出道教的某种科学精神。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

当我们探讨历史上道教与科学的关系及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不难看到道士人格的双重性：集宗教信仰与科学实践于一身。他们用宗教理想推

动着科学探索的车轮，谋求通过科学手段实现其宗教理想；他们信仰并为之探索的神仙理想，是人类生命存在状态的某种更高可能性。这种切中人性的宗教动机，对道教徒投身自然和生命探索活动，确实产生了超常的驱动作用。

道教中有科学发展的适宜结构。道教的宗教思想结构包含着对科学技术的需要，科学技术则在道教哲学、神仙信仰、和实践中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思想基础。此乃历史上道教与科学不分的根本原因。长生不死的目的不能达到，但其寻求长生的方法许多是积极合理的；为了不死的理想，道士们超乎常人地虔诚，其方法中有许多是科学的，其态度非同寻常地认真。因此使道教这种宗教与科技形成密切关系，这在整个世界宗教史上都是非常独特的。

道士们相信，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把握的，因为一切都是出于“道”，只要努力修“道”，一个人就可以成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真人”。他们相信，“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在很大程度上，道士们实践了经验科学。是他们，对染料、合金、瓷器、药物、天文、指南针和火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假如中国的这些最好的思想没有为儒家正统所排挤，他们会发展得更多。

道教对科技的主要贡献

道教涉猎的科学技术范围甚广，包括文理工农医等等多种学科。在这里我们只能略举其要。道教外丹黄白术，对中国古化学和冶金学有重要贡献。内丹学则在人体科学奥妙的探索、包括生理心理学、脑科学、老年学、气功学等多项领域有卓著成绩。气功、导引、存思、守一、睡功、辟谷、食疗等在身心医学、体育学、营养学、养生学等领域取得了极为独特的成就。道教医药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道教中的房中术亦包含有诸多性医学、性心理学的合理科学成分。道教在天文、地理、博物、本草、矿物、铸造等多种领域都有突出贡献。道教的美容术、测绘学、武术、兵法等学科都有很丰富的科学成就。

道教与医学
道士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努力利用人类智慧制造神药以求长生不死。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充分利用地上万物为人类生存服务，使中医药学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长足进展。中药学中的大量有价值的“丹方”来自道教的炼丹活动，许多至今仍在中医药领域发挥重要的治疗功能。
《太平经》已把医药学看作修道求仙者的重要本领，反复强调“是乃救死生之术，不可不审详。”“此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审详也。”葛洪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真诰》明确提出：“夫学生之道，当先治病，不使体有

虚邪及血少、脑减、津液秽滞也。不先治病，虽服食行炁，无益于身。”正是在这种宗教动机驱动下，道士们为中国古医药学著作的整理和完善，为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朝道士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开创了为古医药学典籍进行注释增补之先河，在药物学、植物学和昆虫学等多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其中新增365种药物，也丰富了中国古代生物学的内容。《本草经集注》曾经长期发挥指导作用，直到唐高宗时期（659年）始被修订，在中国本草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三国时期道士华佗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他不仅发明了体育科学史上著名的导引疗法“五禽戏”，而且发明了为外科手术提供术前麻醉的药物“麻沸散”，使外科手术学获得长足进展，这些都是对世界医学史的重大贡献。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为中国医学要籍之一，涉及急救医学、传染病学，和内、外、妇、五官、精神、伤骨各科及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等系列内容，详细分析了各种急症的病因，如生物因素、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心理因素等等，并有对某些疾病进行实验诊断的客观化鉴定技术。该书对天花病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记录，还记载了人工呼吸、止血、腹腔穿刺、导尿、灌肠、肠吻合、清疮、引流、外固定法治疗骨折、关节脱位整复等等多种外科急症治疗技术。葛洪提出的许多应急疗法，至今仍为农村地区所常用。此外，葛洪《抱朴子内篇》总结了他以前的道教科学成就，对古化学、矿物学、地理学、博物学、医药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其中的《金丹》、《黄白》等篇，对还丹术和炼化金液方法有相当深入的论述。南朝梁道士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七卷，对中医典籍的注释学有开创之功。他的《养性延命录》作为一部重要的养生经典，许多内容至今很有参考价值。此外，陶弘景所著《肘后百一方》三卷尚存，其他医药学著作均已散佚。隋唐之际的大医学家孙思邈也是一位道士，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枕中记》、《太清丹经要诀》等多种著作，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他总结出运用动物甲状腺防治甲状腺肿大、用动物肝脏防治夜盲、用葱叶做导尿管为尿闭病人施行导尿术等等，其所记录下颌关节脱臼整复法至今为医界沿用。

道教上清派的诸多经典中保存有“五脏神”的图像，用于修炼时进行自我暗示。这种修炼方法使道士们特别重视人体内部结构与功能。随着内丹学时代的到来，对人类自身内部图景的把握成为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也成为驱动道士们从事人体解剖活动的强大动力。唐代著名道士司马

承祯曾描述人体五脏的“内景”：

肺为无藏之华盖第一，肺居心上，对胸有六叶，色如缟映红，肺脉出于少阳。

心居肺下肝上，对鸠尾下一寸，色如缟映绛，心脉出于中冲。

肝在心下小近后，右四叶，左三叶，色如缟映绀，肝脉出于大敦。

脾正掩脐上，近前横覆胃，色如缟映紫，脾脉出于隐白。

左肾右肾前对脐，博著腰脊，色如缟映紫，左为正肾，以配五藏；右为命门，男以藏精，女以系胞，肾脉出为涌泉。

这段描述显系道士观察所得，因为肺六叶之说为医书所无，肝七叶之说亦不见于此前医书。某些唐代道书中保存着道士进行人体解剖和观察的精彩资料：

黄庭义疏：常省视喉咙状，令人不忘善恶，责之于此。喉咙从舌本至心，长一尺六寸，下锐上正，赤心其色，即白如银环，十二重赤月来。肺色白而且泽，满叶覆心十二片，三叶居后，至真，状如白叶在上，直乳。肝在胁下，色如雄鹜，有鬲，其下六叶，胆著其中，色如绿囊盛血，其系于脊，在乳鬲下。脾在胁下舞上曲，胃真色如黄金，宛宛下三二寸。肾在膂上，膂夹脊居，状入鼻，络以黄白脂。往往见肾玄色，黑如上漆。
直见死人而恶形臭，闻恶则损，视状以服之，臭不闻臭，香亦积于此。恶于损者，谓见人被刑创，痕痛折伤者。

从其中“闻恶则损”等语，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是道士们不避死人之恶臭，解剖其结构得出的数据和结论。在这里，我们感受到道教徒进行人体解剖活动，明显表现出对科学的执著精神。循着这样的科学实践精神，不久，10世纪中叶（五代末期）道书《烟箩子体壳歌》便提供了最早的人体解剖图。《金丹大要》有被李约瑟认为是人体血液循环图的“元炁体象图”。李时珍则在《奇经八脉考》中明确提出：“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说明内丹修炼者通过内视获得的对经络系统的新发现。

内丹术独特的人体系统科学、心—身控制论与脑科学，对中医学的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936-944年间去世的道士燕真人所著《烟萝子首部图》、《烟萝子朝真图》、《内境左侧之图》、《内境右侧之图》、《内境正面之图》、《内境背面之图》等六幅，可以说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图。

全真道历来强调“真功”、“真行”。全真道祖王重阳《重阳立教十五论》要求全真道士通医药学：“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 全真七子之一的马丹阳，在针灸学方面也有较大成就，并著有关于针灸操作的歌诀。中医学领域素有“医之门派始于金元”之说。而金元中医四大家当中，就有一家（刘守真）出于道教。

对

体内寄生虫的认识和控制问题，也是道教修仙活动的产物。从早期道书对人体内“三尸”的讨论，逐渐发展出对体内具体的寄生虫的控制。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首次记载的以青蒿治疗疟疾的方法，具有相当高的临床应用价值。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根据这一记载，从菊科植物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L.）中成功提取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抗疟药物史上继喹啉类以后的重大突破，解决了困挠国际医学界的抗氯喹疟原虫治疗难题。又《神异经》记载：“西北荒中有小人，长一分，其君朱衣玄冠，乘辂车马，引为威仪。居人遇其乘车，抓而食之。其味辛，终年不为□所咋，并识万物名字，又杀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药也。”并有甘蔗控制蛔虫功效的记录：“南方山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圆三尺八寸，促节多汁，令人润泽。可以节蚘虫。人腹中蚘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是甘蔗能减多益少。凡蔗亦然。”道经《金笥玄玄》中保存了道教在寄生虫学领域的探索成果，书中有“九虫总目”、“伏虫图”、“回虫图”、“寸白虫图”、“肉虫图”、“肺虫图”、“胃虫图”、“赤虫图”、“鬲虫图”、“蜣虫图”、“伊羊虫图”、“傅胎知命虫图”，并有“附传尸虫形”从“第一代”到“第六代”的图形，是道教寄生虫学的一部重要著作。

古代道士们有以骄人的表现之一就是老有少容，它是得益于修道养生之法的证明。因此六朝道经《真诰》保存了早期道教的许多养生美容之法。如：“《太素丹景经》曰：一面之上，常欲得两手摩拭之使热，高下随形，皆使极匝，令人面有光泽，皱班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所谓山川通气，常盈不没。”实即运用按摩法使面部肌肤经常地得到激活，加速代谢并富有弹性，从而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保持肌肤活力，润泽而洋溢生命朝气。

在向人自身寻觅仙药的过程中，有一种药物的发明值得注意，它使道教在生物化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特殊的道教药物就是从人尿中炼制的“秋石”。东汉时期修道者已有方士饮小便以养生：“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为（曹）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君达号‘青牛师’。凡此数人，皆百余岁及二百岁也。”《参同契》已有言：“推演五行数，较约而不繁。举水以激火，奄然灭光明。……淮南炼秋石，玉阳加黄芽。”见于后来中药学文献的炼秋石活动，也是从人尿中炼取某种成分，以为养生延年之药。

陈寅恪先

生说：“道家与医家自古不分”。道教徒所进行的医药学探索，虽然未能实现神仙之梦想，却在一般医药学的基础上，使中国医药学说得到了重要推进。无论外丹信仰还是内丹信仰，或其他道教流派，无不以实现神仙理想为其终极目的，其对象则最终都落实在对于人类自身的操作这个层面。因此，神仙理想的实质，乃是人类生命存在状态的提升及其存在条件的改善。“更确切地说，由于寻求在实验室的经验中再造时间之功、发现生命的秘密，炼丹术使这些思想在物理学领域获得了不朽。……它带来了某些特别的技术发展。炼丹术实践活动产生了一批发现，——譬如火药的发明，并对中国药物学研究有重大贡献。”

道教炼丹与火药 指南针等的发明

隋唐时期，外丹术进入鼎盛期，道教的科技成就不断涌现。唐代道士张九垓《张真人金石灵砂论》曰：“言还丹者，朱砂生汞，汞返成砂，砂返出汞，又曰白金黄石，合而成金，金成赤色，还如真金，故名还丹。”相当深刻地认识了朱砂（硫化汞）的化学反应过程。唐代道教炼丹家金陵子的炼丹著作《龙虎还丹诀》，记录了他的“点丹阳法”即制砷白铜法、“炼红银法”即提炼纯铜法等炼丹实验活动。书中一反过去道士写经中对某些重要环节的秘守或使用令人费解的词汇等习惯，而是明确指出操作规程。这些操作规程，已具有类似现代化学实验操作规程的科学严密性特点。

火药的发明，是道教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中国古代火药的基本成分，正是道士炼丹活动中常用的硝石、硫黄和炭类物质。早在《抱朴子内篇》的丹方中，就具备了火药的基本成分。到中唐时期《真元妙道要略》等道经所见有关火药的记载，已是道士还炼丹药活动的经验总结，它的发明显然要比这更早。
指南针的发明与道教有密切关系。道士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已经有指南仪器的记载。至于针状指南仪器的发明，则是后来的事。磁石是道教炼丹的主要药物之一。按照道书，道士们用“悬针”（使针磁化）的方法来检验磁石的质量。在长期的炼丹历史过程中，道士们逐渐熟悉了它的特性并发明了磁针指南技术。

道教在印刷术的发明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唐代有关文献记载，道书《玄解录》是道教最早的雕印书籍，是最早采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的图书之一。
道士们在炼丹活动中还制造了最早的耐火密封材料“六一泥”。这种类似水泥的材料主要使用了七种原料。道士们称之为“固济神胶”。

道教同样在铸造和抛光等技术领域进行探索。道士们撰写了论述铸造技术的著作《神仙炼丹点铸三元宝

照法》，其中有铸造的程式和质量控制问题的探讨。

道教与光学 天文学 气象学

古代道士对光学有独特研究。唐代道士张志和《玄真子外篇》卷下《涛之灵》篇论述了现代光学所谓的视觉暂留现象：“烬火为轮，其常也；非环而不可断者，疾乎连（速）也。”五代道士谭峭著《化书》探讨了平面镜反射现象：“以一镜照形，以余镜照影，镜镜相照，影影相传。”
《阴符经》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炼丹过程中还炼对象、时空环境及炼丹者构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对天文的观察和把握则是其中的关键。这种宗教动机驱动道士们花费了大量精力从事天学观察和研究。《晋书·天文志》引道教思想家葛洪作浑天说理论总结的代表人物，肯定其浑天说最为合理。其后道士陶弘景曾作浑天象，云：“此修道所须，非但史官家用。”“又欲因流水作自然漏刻，使十二时轮转循环，不须守视。”北魏道士李兰发明的“秤漏”，则对其后400年间中国漏刻计时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代全真道士赵友钦也是一位有重要成就的天文物理学家。他的许多著作已经佚失，我们只能从其仅存的《革象新书》中了解他的科学成就。赵友钦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实验，涉及几何光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光的直线进行、小孔成像、照度等。他已粗略地探及定性照度定律。而400多年后（1760）德国科学家莱博托（Lambert）才总结出“照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赵友钦采用大规模的实验方法进行的科学实践，则较伽利略早两个世纪。全真道主内炼证仙，其从事天文物理学探索的动机，则无疑是由于全真道内炼活动需要把握天地运行规律，以窥天门地户之开阖时机。这种对天地时机的把握又延伸而落实到对计时器的需要。从道书可知，使用精确的漏刻设备把握天地之机，在修炼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还丹秘诀养赤子神方》强调：“刻漏者乃修真之要妙，若不识刻漏则时晷不正，则神室中或隆冬酷暑，盛夏严霜，致四季不调，五律错综。造化乖戾，丹亦难造。”《抱一函三秘诀》也曾就漏刻在把握十二时及二十四气、法天则地修炼过程的重要性论述：“夫刻漏者，以身准则天地之时晷。神定气和内外符合，神昏气躁则时晷差互，……修真之士，日以甲庚二时夺取天地发生之灵气，谓之‘采药’。盖此二时以应月之上、下弦，阴阳中分之候，如年春、秋之分也。”从这些论述，不难理解为什么道士们会投入大量精力从事技术发明与改造。全真道士还发明了便携式漏刻设备，以便道人云游时把握与天地相契合的修炼时机和内炼的火

候控制。《全真坐钵捷法》保存了道士发明便携式漏刻的珍贵技术史料。
研究表明，长期为道门所重的《五岳真形图》已有了地图学上最早的等高线画法，而且有关研究还发现《五岳真形图》确与五岳的地形地貌有关，大致能够反映当地的地形和路径，可以说是古代道士所绘制的有独特价值的五岳古地图。图中用不同颜色表示山脊、山谷、川流、洞穴，勾出山区地貌：“黑者山形，赤者水源，白者是室穴口也。画小则丘陵微，画大则陇岫壮。葛洪谓高下随形，长短取象，其源画神草及石室之处，自是后来仙人辈于其图处尽识之耳。”配合图中文字和不同颜色标识，可以知道上山的路径，山中的水流、泉水处，各种仙药芝草的分布位置，宫室洞穴所在，以及山岳的高度、宽度、范围等。无疑这些地图有其实用价值。
为避免和降低不测之天气造成的损失，道士们还进行天气观测和预报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天气预报经验。《雨阳气候亲机》记录了道士们望云气观风雨之兆及分析风雨成因的经验。至于道士们对雨之成因的讨论，同样显示出他们高超的科学智慧。他们认为雨是地上水蒸汽上升到天上后凝结而降，这种认识的科学性不言自明。他们还通过观察环境和动物行为反常现象来预报天气，并用39幅图像记录了代表各种气候征兆的“云图”。直到清代广州仍有道号“青来”的道教徒以客观开放之心态潜心研究中外天文学，提出“可无泥古人九道云云也”，认识到“西人之学务为徵实”的近代科学实证特性。他不仅能够看到中国传统天学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能够以中国天学为基础，在继承浑天说的同时，虚心学习近代西方天文学的新成就。

道教与飞行器技术

道士们不仅研究宇宙，而且试图翱翔于宇宙。诸多史料揭示出古代道士对自由飞行于太空的强烈渴望。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论述的枣心木“飞车”，被认为是最早的螺旋桨飞行器。在对它的论述中，这位道士说出了对螺旋桨飞行器的空气动力学原理的某种认识。当代中国古工艺史家王振铎根据葛洪所述设计并制作了有一定飞行能力的模拟“飞车”，证明葛洪此处所述确具科学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葛洪的记述文字还说到，“上升四十里”，就可以达到“太清”太空层，那里“其气甚刚”，能够承担飞行物体的重量，飞行物体依靠惯性即可自然飞行，不再需要推动力。这已经相当接近现代宇宙航行科学中的“第一宇宙速度定律”。这里，葛洪强调了“气”在天体运动和维持其相对距离中的作用。10世纪中期，一位名叫邱光庭的学者继承并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提出“

以此推之，则周天之气皆刚，非独地之上也。是知日月星辰无物维持而不落者，乘刚气故也。”由此认为日月星辰乃运行于天与海之间的刚气之中。这种刚气说对天体运行系统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公元4世纪，隐居道士王嘉著《拾遗记》记述了一种被称为“查”（即“楂”）的巨大宇宙飞行器，“查”“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羽人棲息其上”。这是人类乘飞船进行宇宙航行的最早描述。5-6世纪的道书《真诰》中，有许多讨论神仙们交通所乘的“飞龙”、“飞舆”、“云舆”、“玉舆”、“飞龟”、“飞軿”、“飚轮”、“飞轮”、“云车”、“飞云之车”等多种飞行工具。在收集宋元时期（10-14世纪）道教文献《道法会元》中，人们可以发现古代道士为提高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的空气动力稳定性所进行的探讨，已有突出的表现。道士们为飞行符设计的双翼，已经颇具现代火箭之雏形。成书于南宋淳祐年间的道书《西山许真君八十五化录》则描述说许真君亲自驾驶“铁飞船”载人飞行。该经卷中“铁船化”：“祖师（许逊）与吴君还至豫章，而船主告之以乏操舟者。祖师曰：尔等但暝目安坐，切无觇视。吾自为尔驾之。乃召二龙，挟舟而行。经池阳，以印印西岸之壁崖，以辟其水怪焉。舟渐凌空，俄过庐山顶，至紫霄峰金阙洞。祖师与吴君欲游洞中，故其舟梢低，抹林梢戞戞有声，舟人不能忍，乃窃窥之，龙即舍舟于层岫之上，折桅于深涧之下。祖师为舟人曰：汝不听吾言，将何所归？舟人拜求济度。祖师教以服饵灵草，遂得辟谷不死，尽隐于此山。祖师与吴君各乘一龙，分水陆还会于北岭之天宝洞。”

诞生于唐代道教炼丹活动的火药，以及其后不久形成的对这种爆发性能量的控制应用技术，使飞行器的推进获得了现实的“第四能源”，飞行器的发射所需的推进剂第一次成为可能。直到1909年正式印刷（其写作时间当远早于此）的一部道书中，仍有描述身为道士的一名佳丽女子用“鲤鱼脂合药”作为推进剂利用竖井升天而去。

道教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行为的结构中包含着对科学技术的需要，而中国很多的科学技术则在道教哲学、神仙信仰和实践中获得了存在和发展。此乃历史上道教与自然科学技术密不可分的根本原因。如果道教不被野蛮的蒙元（中后期）破坏，和被佛教，儒教所排挤，相信中国古代的科技一定是很发达的。

从以上的回顾也可以看出，我中华之教 - 道，才是博大精深的。国人去笃信低级的童话般的洋教实在是本末倒置，甚不开窍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