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文斯基与毕加索的创作态度之间的相似点

斯特拉文斯基与毕加索的创作态度之间的相似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斯特拉文斯基迁居中立国瑞士, 在那里生活了五年。战争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前不曾有的两个困难, 现在时常折磨着这位年轻的作曲家──缺乏金钱, 缺乏名声。当时俄国的革命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芭蕾舞团的解散意味着他的音乐不能再演出了。他默默地生活着, 一场大病复原后, 继续作曲, 写出了一些与战前使他很快成名的那些芭蕾音乐很不相同的音乐。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 他回到了法国, 几年后入了法国籍。那时巴黎对斯特拉文斯基说来是最适合的环境, 他在音乐里所提出的新古典主义理想正是同时住在巴黎的毕加索、纪德和瓦垃星在绘画、小说、诗歌中所表现的理想。斯特拉文斯基风格转换的情况与另一位二十世纪艺术大师毕加索有着有趣的平行对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两者都曾是古典的, 客观的, 阿波罗的理想的体现者。

毕加索一生中画法和风格几经变化。也许是对人世无常的敏感与早熟，加上家境不佳，毕加索早期的作品风格充满了早熟的忧郁。早期画近似表现派的主题；在求学期间，毕加索努力地研习学院派的技巧和传统的主题，而产生了象《第一次圣餐式》这样以宗教题材为描绘对象的作品。德加的柔和的色调，与罗特列克所追逐的上流社会的题材，也是毕加索早年学习的对象。在《嘉列特磨坊》、《喝苦艾酒的女人》等画作中，总看到用罗特列克手法经营着浮动的声光魅影，暧昧地流动着款款哀伤。毕加索十四岁那年与父母移居巴塞罗那，见识了当地的新艺术与思想，然而正当他跃跃欲试之际，却碰上当时西班牙殖民地战争失利，政治激烈的变动导致人民一幕幕悲惨的景象；身为重镇的巴塞罗那更是首当其冲。也许是这种兴奋与绝望的双重刺激，使得毕加索潜意识里孕育着蓝色时期的忧郁动力。

迁至巴黎的毕加索，既落泊又贫穷，住进了一处怪异而破旧的住所“洗衣船”，这里当时是一些流浪艺术家的聚会所。也正是在此时，芳华十七的奥丽薇在一个飘雨的日子，翩然走进了毕加索的生命中。于是爱情的滋润与甜美软化了他这颗本已对生命固执颓丧的心灵，笔下沉沦痛苦的蓝色，也开始有了跳跃的情绪。细细缓缓地燃烧掉旧有的悲伤，此时整个画风膨胀着幸福的温存与情感归属的喜悦。

玫瑰红时期的作品，人物表情虽依然冷漠，却已注重和谐的美感与细微人性的关注。整体除了色彩的丰富性外，已由先前蓝色时期那种无望的深渊中抽离。摒弃先前贫病交迫的悲哀、缺乏生命力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生百态充满兴趣、关注及信心。在《穿衬衣的女子》中，一袭若隐若现的薄纱衬衣，轻柔地勾勒着自黑暗中涌现的侗体，坚定的延伸，流露出年轻女子的傲慢与自信。鬼魅般地流动着纤细隐约的美感。整体气氛的传达幽柔细致，使得神秘的躯体在氤氲中垂怜着病态美；拼贴艺术形成的主因，源于毕加索急欲突破空间的限制，而神来一笔的产物。实际上拼贴并非首创于毕加索，在19世纪的民俗工艺中就已经存在，但却是毕加索将之引至画面上，而脱离工艺的地位。首张拼贴作品《藤椅上的静物》与1913年的《吉他》，都是以拼贴手法实现立体主义的最佳诠释。

后期画注目于原始艺术，简化形象。1915-1920年，画风一度转入写实。1930年又明显的倾向于超现实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毕加索作油画《格尔尼卡》抗议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北部小镇格尔尼卡进行狂轰滥炸。这幅画是毕加索最

著名的一幅以立体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手法相结合的抽象画，剧烈变形、扭曲和夸张的笔触以及几何彩块堆积、造型抽象，表现了痛苦、受难和兽性，表达了毕加索多种复杂的情感。晚期制作了大量的雕塑、版画和陶器等，亦有杰出的成就。毕加索从十九世纪末从事艺术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毕加索是整个二十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现代派画家。毕加索的作品对现代西方艺术流派有着很大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毕加索是个不断变化艺术手法的探求者，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的艺术手法都被他汲取改选为自己的风格。他的才能在于，他的各种变异风格中，都保持自己粗犷刚劲的个性，而且在各种手法的使用中，都能达到内部的统一与和谐。他有过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作品不论是陶瓷、版画、雕刻都如童稚般的游戏。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特定的老师，也没有特定的子弟，但凡是在二十世纪活跃的画家，没有一个人能将毕加索打开的前进道路完全迂回而进。

毕加索曾说过，“如果我在中国，我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书法家。”毕加索对中国的书画很着迷，中国的水墨画技法在展览的八大系列中均有运用，在《大自然的故事》中，毕加索首次运用“揭底染刻”工艺，他自创混合使用糖和墨水，通过毛笔和钢笔直接在铜版上作画。《斗牛》系列怎么看都有中国汉代壁画的影子。1935年左右，张大千到西班牙拜会毕加索，给他看了齐白石画的虾，顿时把毕加索给镇住了。毕加索认为，中国的画法，让没有水的虾变得如此生动鲜活，完全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毕加索仔细观摩了张大千赠送的一本关于中国画的书。《斗牛》系列就是毕加索会见了张大千之后的作品，所以版画里有中国汉代壁画的烙印毫不奇怪。他创造性地应用了染刻工艺，制造了一种类似中国毛笔的笔触和水墨画效果。

所以说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态度与毕加索的发展过程显示出很多共同点。毕加索经常改变风格而在他的行业中也成为最著名的人物, 他的每一作品也曾是先使人们关心地期望着, 然后迎来的是欢呼或忿然不解。人们刚刚从他的一种充满理智的, 解答间题的绘画的冲击下苏醒过来, 毕加索便开始又以崭新的"一套法则"绘画了。因此, 他也有一些以各种风格著名的时期──玫瑰色的, 蓝色的立体派的, 新古典派的等等──从极端的抽象到写实的肖像到充满感情的狂放的表现主义绘画, 一套使人眼花辽乱的各种各样的风格和手法。

毕加索和斯特拉文斯基处在一个很多艺术家总是一再重复自已风格的时期, 却不断地进行他们那不倦的实验。他们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 一个进行探索, 提出间题而不是寻我答案的时代的艺术环境的气氛。

斯特拉文斯基呢？“对于使一部作品在创作上有一个清楚的安排和作品的凝聚成形的过程来说, 重要的是应当把驱动创作者想象力驰骋的, 使生命的火花闪耀的一切狄俄尼索斯的成分加以适当的抑制, 而且在它们使我们陶醉之前使它们服从于法则的支配, 这就是阿波罗所要求的。”“仅仅想把吸引着我的音乐材料排列就绪的念头在我内心中引起的这种欲望, 绝不是一种像灵感那样偶然的东西, 而是她同一种习惯的, 周期出现的东西, 即便不像天生的需要那样经常不断。”使斯特拉文斯基感到愉快的是实际作曲的活动──记下音符, 制定音乐的结构。

“对我说来, 工作要去完成的念头是如此紧紧地与安排素材的念头和实际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愉快的念头联结在一起, 假如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情况, 我的作品突然以完全圆满的形式出现在面前, 我将感到它使我窘迫, 使我不知所措,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