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_的悲剧品格

论《琵琶记》的悲剧品格

陈文新

关于《琵琶记》的评价问题,建国后的学术界一度争议颇多。1956年6、7月间,中国戏剧家协会曾组织了一次专题学术讨论会,诸多看法可梳理为三个大的分支:一、

《琵琶记》是封建说教戏,高明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篡改了民间戏曲,主要倾向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二、高明虽然有着明确的教忠教孝的意图,但作品中不乏反映生活真实的艺术描写,体现了高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

三、作品有着相当强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这三种看法,无论褒扬还是贬抑,都未能触及《琵琶记》的真髓,倒是日人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的一句话快要搔着痒处:“《琵琶记》实为避乱世之有为文人发满腔不平于词彩中之神品。”但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其“不平”的含义究竟如何,仍无从索解。在我看来,《琵琶记》是这样一部作品:一个在宦海风波中经历了重重风险而终于“看破红尘”的隐士(高明),回首往事,不禁唱出了这曲以“功名逼人”为主旨的悲歌。悲剧的正面是“功名逼人”,是功名毁灭了蔡伯喈、赵五娘的“一家安乐”,悲剧的潜台词则是倡导隐士理想,认为隐居生活才适合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本文拟对此略作探讨。

一、

“取爵位”“为忧患之始”

知人论世。评价一部作品,不可不了解作者创作的心理状态。据钱南扬《琵琶记作者高明传》,年青时的高明用世之心颇为热切,他曾感叹:“人不明一经取第,虽博奚为!”乃潜心钻研《春秋》,“识圣人笔削大义”,走上科举应试的道路。他的前辈们劝阻过他,然而他置若罔闻。出仕以后,他的倔强骨鲠的士大夫脾气使他不愧为一个敢作敢为的良吏,《瑞安县志》本传载:“登至正乙酉(1345)第。授处州录事,有能声。时监郡马僧家奴(四字为监郡姓名)贪钱,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去任,民立碑,青田刘基为文记之。辟江浙省掾吏,改调浙东阃幕,四明都事。凡狱囚无验者,悉讯遣之。郡称为神。”赵　《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诚归永嘉序》说他“意所不可,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大概他的这种敢掼乌纱帽的脾气使得他的上司也只好由着他些。

他的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是三年浙东统帅府都事的生活。赵　《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诚归永嘉序》:“俄台民弄兵城邑,驱丁壮,集其徒海浦,连巨舰数百以自固(以上数句指1348年11月方国珍在浙东起事)。帅阃吏不能治。有旨:行省臣总诸郡兵平之。省臣谓君温人,知海滨事,择以自从。君亦庶几因得自效。时浙东帅达公(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达识贴睦迩),以除凶为己任,一见君欢然。既开幕府,乃以论事不合,避不治文书。于是师出逾三时,卒烦大臣自京师来,以上意抚之而后定。解严,分宪诸将校,缓急利便,独君无一辞。以任满,即日还省垣,告归矣。于是交游之士咸造君,且谓儒者虽临事不见用,卒能究所守以自旌别为君贺。君设俎豆觞客;酒行,笑谓座中曰:‘前辈谓士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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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虽然,余方解吏事归,得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以时游赤城、雁荡诸山,俯涧泉而仰云木,犹不失吾故也。’”决定回老家隐居去。尽管这一次隐居时间不长,便又再度被拉出来做官,但毕竟已是宦途尾声:“转江南行省掾,数忤权贵,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经庆元,方国珍(时已为元朝万户)欲留幕下,不从,即日解官。旅居鄞之栎社沈氏楼,因作《琵琶记》。明太祖闻其名,召之,以老疾辞。”隐居是高明的人生终点和主旋律。

一个醉心于功名的人,在经历了三年浙东统帅府都事的生活后,为什么会有大幅度的心理变化,深感“取爵位”“为忧患之始”,隐居才得恰当选择呢?戴不凡《论古典名剧琵琶记》推测说:“可能是由于统帅朵儿只班主张进剿,高则诚则主张招抚的缘故,双方‘论事不合’,则诚一到浙东帅府,就再一次发了‘鲠’脾气,从此‘避不治文书’。直到1352年,叛降不定的方国珍终于满意地接受了元朝封他的‘万户’大官以后,任期届满的高则诚才默默无言地回到杭州。虽然,目前还没有材料来说明则诚在这三年中的生活情况,可是,我们知道,高则诚的好友刘基,当时也在帅府任都事,也由于与统帅的意见不合,事后在绍兴就被元朝长期羁管起来。从这里不难想象‘避不治文书’的高则诚的生活。总之,讨伐军中的三年生活,是高则诚生平具有决定性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推测大致是可信的。

高则诚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已佚,现仅存五十余篇,其诗词已全部收入《琵琶记讨论专刊》。这些诗文并非全是归隐后的作品,但其中格外鲜明的抒情形象却无疑是隐士,比如《题孟宗振惠麓小隐》:“汴水东边杨柳花,春风散入五侯家。繁华一去江南远,闲汲山泉自煮茶。”《次韵酬高应文》:“曾向天涯钓六鳌,引帆风紧隔银涛。七国游谈厌犀首,十年奔走叹狐毛。争如蓑笠秋江上,自　鲈鱼买浊醪。”《题萧翼赚兰亭图》:“人生万事空浮

沤,走舸复壁皆堪羞。不如煮茗卧禅榻,笑看门外长江流。”《送朱子昭赴都》:“如此江山足行乐,莫将尘土污儒冠。”《题青山白云图》:“昨夜山中宿雨晴,白云绿树最分明。茅斋早起无他事,去看溪南新水生。”《题一青轩》:“南山气冉冉,庭草翠粼粼。到眼无余物,抚怀都是春。松涛流绿野,竹影扫红尘。莫说市朝事,功名欲逼人!”

隐士在中国文化史上史不绝书。士大夫隐居的动机则是各种各样的,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曾将隐士区分为六个类别:一、隐居以求其志;二、回避以全其道;三、静己以镇其躁;四、去危以图其安;五、垢俗以动其概;

六、疵物以激其清。毫无疑问,高明属于第四种。

个人的“安”往往是与家庭的“安”联在一起的。在《琵琶记》中,高明经过宦海风波得出的人生准则(隐居胜于做官),成为蔡伯喈的初衷,而具体化为“万两黄金未为宝,一家安乐值钱多”的田园生活理想。第二出《高堂称寿》①,蔡伯喈的定场白是:“幼而学,壮而行,虽有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到不如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正是:行孝于己,责报于天。更喜新娶妻房,方才两月。却是陈留郡人,赵氏五娘子。仪容俊雅,也休夸桃李之姿;德性幽闲,尽可寄频繁之托。且喜夫妻和顺,父母康宁。自家记得《诗》中云:‘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今喜双亲既寿而康,对此春光,就花下酌酒,与双亲称寿。”这里所展现的正是一幅家庭安乐的图景。

但是这幅家庭安乐的图景不久即为功名所毁灭。《琵琶记》的核心关目是“三不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意见认为:“‘三不从’是高明把蔡伯喈写成全忠全孝的主要关目”,而“高明把谴责蔡伯喈背亲弃妇的《赵贞女》改为歌颂蔡伯喈全忠全孝的《琵琶记》,他的主观意图是借此宣扬封建道德。”②这说法缺少充足的理由。从剧本的描写来看,“三不从”直接导致了蔡伯喈家庭安乐的毁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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