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民族性格之比较

第十章内倾与外向

——中西民族性格之比较

民族性格,反映一个民族的特点。它是一个民族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反复表现的心态和行为模式。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其种族的、地理的、语言的、心理的、文化的因素。因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会有明显的性格差异。据说,有一次国际联盟以“大象”为题,悬赏征文: 英国人——《英国统治下的非洲猎象事业》

法国人——《象的恋爱观》

意大利人——《象啊!象》

德国人——《关于象的研究》

波兰人——《波兰主权与象之关系》

单从题目上,就可看出这几个国家的民族性格的特点:英国是个老牌殖民主义者,征服和占领似乎成了英国人的特长;法国人浪漫多情;意大利是个诗意的国家;德国是思想家的故乡;波兰则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维护主权是头等大事。又有一则报道说,有一次国际公寓突遭大火,紧急之中人们来不及考虑,犹太人抢出了保险箱,法国人抢出了情人,中国人背出了老母,美国人抢出了妻小,日本女人则拉出了丈夫。东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择其主要者,列举如下:

一、动与静

西方民族生存的空间,多以海岛为主,经济活动多以商业为主,生活方式多以流动为主,价值观念多以个体为主。在漫长的日月里,形成了爱动的脾性。他们不喜欢安分守己,不喜欢老死故土。一到成年,就脱离父母,独自谋生,漂洋过海,从事商业贸易,过着流动不居的生活。他们似乎不知天高地厚,甚至鲁莽从事。古希腊的青年不是养在书斋之中,而是整天骑马、射箭、赛跑、玩铅球、掷铁饼、投标枪。在运动场上显身手,得到运动会比赛的桂冠,是最荣耀的事。古罗马的勇士都是生活在军营里,展威猛于角斗场上。西班牙的勇士以斗牛为乐,明知有危险,但无人退缩。不但在场上斗,甚至把牛赶到大街上,向人群猛冲,惨死者吓不倒生还者。西方人的血管里,似乎热血时刻都在沸腾,时刻都在准备战斗。那种躁动、狂热的激情伴随人的终生。“宁静以致远”,是中国人的至理名言,常常写成条幅挂于居室,作为座右铭,时时鞭策自己。从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起,就把静作为一种美德。“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静以制动,成为公认的哲理。静的理论,在老子的阐发下,达到了极致。整篇《老子》宣扬的都是虚无、无为、弱、柔、伏、顺、不尚、不争、不言、不有、不恃、不居、不欲、不知。主旨是一个静字。“致虚极,守静笃”。是老子的名言,也是后来道家修行的原则和方法。“虚”,是道家修行所要达到的那个虚空的境界。到了那个境界,就成“虚怀若谷”。“静”就是具体的修行方法。采用“守静”,心无杂念,“静坐”修行的功夫。静静地、专一地守住。用禅宗黄龙南禅师的形容:“如灵猫捕鼠,目睛不瞬,四足据地,诸根顺向,首尾直立,拟无不中”。象捕鼠的猫那样全神贯注,静候时机。参禅打坐的人,要有这种“守静笃”的功夫。老子认为,百物都要“复归其根,归根曰静”。万物不能失根,失根便不能生存。归根的方法,就是求静。“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能够静到极点,就能找到生命的本源,回归生命的根本。佛教修行,也讲因静入定,由定发慧。主张清静无为,清淡寡欲。中国人在评价别人的时候,把性格文静作为一种美德。李大钊总结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方人的日常行为,是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

动与静的民族性格,在处世上的表现,中国人是保守主义,不去竞争,更不去冒险;西方人则是开拓主义,竞争冒险,无所不为。在宗教上,东方宗教为解脱之宗教,西方宗教为生活之宗教。东方宗教教导人们要以清静的修行求得解脱,其教义以清静寂灭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

偶像,龛前之垂柳,池中之清水,沉沉无声,皆为寂灭之象征。西方宗教教导人们要现世的个人奋斗,以求上帝的恩宠。在政治上的表现,追求长治久安,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气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念,遏众之愿望,造成政象静止,维持现壮,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沉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从哲学上讲,李大钊总结为,东人之哲学,为求谅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之哲学。求谅者必静,求温者必动。

二、内向与外向

中国的地理环境,东临大洋,西有黄土高原,北方寒冷,南方酷热。黄河流域地势平坦,四季分明,是一个理想的聚居地。影响到民族性格,形成极强的内倾性、向心力、凝聚力。周易文化的基点,是圆道观念。中心为太极,一切的变易都围绕一个圆心,形成一个内聚力。因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人文精神过早地觉醒,而且基本内涵又在道德理性方面,形成了内在超越。中国人生价值的判断来自人的心性,来自人的善端。不象西方人那样,把价值之源追溯于上帝,形成外在超越。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一个自足的存在。在天地之间,人是自足的,不需要外来的帮助。儒家以道德为自足,道家以自然为自足。儒家认为,深藏于自己内心的价值之源,是无尽的宝藏,只要深挖,只要发扬,就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万物皆备于我,万善皆备于我,又何必向外界寻求什么呢?中国人遇到问题,首先考虑从自身找原因。汉语中这类词语很多,如“反身自诚”,“反求诸己”,“三省吾身”,“自我观照”,“明心见性”,“尽其在我”,“依自不依他”,“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慎汝内,闭汝外”,“治其内,而不治其外”,“不内变,不外从”,“为腹不为目”,“心诚则灵”。王阳明更有《咏良知》的诗四首,其中一首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人生的定盘针,就在你心中,何必外寻呢?现在我们仍然强调,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是第一位的。一个人犯了错误,无论他本人、还是别人,都强调的是要从自身查找原因。说自己意志不坚强,思想改造不彻底,灵魂不净化。保证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内倾性的民族性格,要求每个人都做一个谦谦君子。彬彬有礼、举止庄重、内向含虚。如果一个人说话没大没小,敢说敢讲,别人会说你张狂,领导也不会用你。中国人的谦虚是出了名的。“满招损,谦受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每人牢记的格言。领导要提拔你,或委以某项重任,你应当说,我不行,我还年轻,我经验不足,我能力有限等等,总要谦辞一番,才好接受。做出了成绩,受到表扬时,总要说我做的还不够,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点成绩的取得,都是领导的关怀,同志们帮助的结果。见了上司,见了长辈,见了老师,要垂手而立,低头向下,声音不能大,噪门不能高。受到表扬不要洋洋得意,受到批评要诚恳接受,不要顶嘴,不要辩驳。中国人一般不爱发表意见,特别是不愿公开表态。非要说话,也是兜圈子,不着正题,更不会触及问题的要害。非要表态,也是随大溜,莫楞两可。听别人说话,不是从直接的语言里,而是从表情,从话音,从手势中才能判断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他的真实想法,不是听出来的,而是猜出来的。中国吃了亏,受了委屈,一般不愿大叫大喊,总是泪往心里流,苦水自己咽。能忍就忍,能让就让,该出手时不出手。中国人善于掩饰自己,锋芒藏而不露。让人看起来他老实、忠诚、可靠。对领导唯命是从,领导说公鸡会下蛋,他说亲眼见。领导以为找到一个忠心耿耿的部下,遂委以重任。结果,这人长期压抑自己的情感,有话不说,有怨不吐,形成心理变态,变得阴险、狡诈。

西方文化把人的价值之源寄托于上帝,其价值的标准是外在的,形成外在超越。与中国文化把人看成自足的存在相反,西方文化把人看成是不自足的。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很少有象中国儒家那样强调人性的本善。特别是基督教的兴起,“原罪说”盛行,人们要虔诚地事奉外在的上帝,世人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是一个罪人。人与上帝的分离,形成了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的严格划分。在哲学上,则表现为本体与现象的分离,在宗教上表现为天国与人间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