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大”案揪出数贪官个骗人得亿
这些官员为何要说谎
这些官员为何要说谎？本刊记者李天锐“就这么件简单的事，一些人还糊弄我。
”黑龙江省委原书记宋法棠有次到哈尔滨市调研，见有的街道脏、乱、差，要求尽快整治。
没多久，哈尔滨市一名领导向他汇报不日将安排2000人清扫。
到了那天，宋法棠派人前去察看，一个人也没有；第二天又让人去看，只有20多人在那里忙活。
无独有偶。
近期曝光了多起对中央环保督察组撒谎的事件。
如2018年11月，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政府、东戴河新区管委会在中央环保督察发现违法围填海问题后，没有花心思整改，却由分管副县长提议，县长批准，编造“阴阳文件”，一边对上级谎称违法项目已停止建设，一边却召开专题会议加快推进违法项目……糊弄上级或下级、说谎话、搞欺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官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它不仅扰乱了官场和政治生态，还滋生了一言堂、贪污腐败等现象，我们必须正视。
谎话知多少：迎检吹上天、“撒谎式澄清”、拿上级当枪……“你开过什么会啊？国务院10月份的安全电视会议，你6月份就提前贯彻了啊？”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原局长赵铁锤，在事故调查中，曾多次遇到过说谎官员。
这是云南省富源县某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履职不力的副县长撒谎，当场被他揭穿的场景。
接着，他苦口婆心劝说当地官员吸取教训，将工作抓实。
官员对上级、下级和公众说谎，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
廉政瞭望记者采访了多地干部，并梳理媒体报道，收集40余个案例发现，日常工作中，接受上级督导、检查、调研汇报工作时，接受纪委监委、巡视巡察组调查时，接受媒体采访时，一些官员都说过谎。
其中，将未落实的要求和工作谎称为已落实，在官员说谎事例中最多见。
“您一万个放心。
”2006年9月，贵州六盘水市向国家环保督查组的汇报会上，时任副市长叶大川抢着描述了“人间仙境的美好画卷”：“六盘水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常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城市空气质量为贵州省9地市最好；境内没有任何煤化工企业”，“水源保护区也没有任何工业企业”……不久后，叶大川这些表态被证实全是谎话，“说谎欺骗督查组”一案也被挂牌督办。
受贿一百套房的亿元贪官
受贿一百套房的亿元贪官作者：王硕来源：《杂文选刊》2018年第10期7月12日，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人民币一亿五千万余元，被常州市中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记者注意到，第二日，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案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
据媒体报道，7月12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案，对被告人张越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对张越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6年，被告人张越利用担任中共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河北省公安厅厅长、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土地开发、工程承揽、案件处理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一亿五千六百九十万余元。
张越现年五十七岁，山东广饶人，具有资深的政法系统工作背景。
从基层民警升至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一直在政法系统工作。
2016年4月16日，张越因涉嫌严重违纪被通报落马，三个月后，张越被“双开”。
2017年4月20日，张越受贿案在常州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检方当时指控张越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一亿五千万余元。
据央视报道称，张越当庭忏悔：“我彻身彻心地认罪悔罪，俯首待判。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张越受贿案的第二日，7月13日，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王天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媒体消息，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王天朝利用其担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的职务便利，为昆明仁贤房地产有限公司、昆明鑫海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医院工程建设、药品和医疗设备采购、人事任免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和个人贿赂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一亿一千六百三十二万余元及八万美元。
涉案40 亿，建国以来最大贪污案判了
涉案40亿，建国以来最大贪污案判了！中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本刊记者 王娜|文建国以来最大银行贪污案主犯被判！10月13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行’）开平支行涉案原行长——许超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对犯罪所得赃款予以追缴。
许超凡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这起建国最大银行贪污案终于落下帷幕。
1993年至2001年长达8年的时间里，许超凡联手余振东、许国俊共同非法挪用中行开平支行资金累计金额4.3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0余亿元。
在九十年代，国有银行一家支行的三位行长如何能贪污40亿人民币？三任行长狼狈为奸盗用资金40余亿10月13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公开审判：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判处许超凡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对犯罪所得赃款予以追缴。
许超凡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许超凡于2001年畏罪外逃，2002年1月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国际红色通报，在美国因洗钱、转移盗取资金等犯罪罪名被羁押近13年，经其自愿选择，于2018年7月被遣返回国。
曾几何时，许超凡被看作是银行业的后起之秀，年纪轻32F INANCIAL CIRCLES /金融圈·银行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轻就当上了中行支行行长。
然而这位外界曾经十分看好的行长怎么就误入歧途了呢？许超凡出身于普通家庭，虽未上过学，但是为人机敏，17岁进入银行做信贷员，27岁就成为了中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一时间风光无限。
然而这一切在许超凡看来，只是表面风光，内心却十分凄凉，因为许超凡虽然作为行长的却拿着与银行普通信贷员相差无几的薪资。
后来与情况类似的余振东、许国俊两人喝酒后达成“共识”，遂开始从银行“盗取”资金。
1993年开始，许超凡以代客买卖的形式进行外汇交易，挪用银行资金，与时任副行长余振东、下属公司经理许国俊联手假意给大型集团巨额贷款，但最后汇入的是实则自己掌控的谭江实业公司，同时三人及各自的妻子还深陷赌博的泥潭。
中青报一个平民对局长贪赃1.6亿的N种疑问.
中青报:一个平民对局长贪赃1.6亿的N种疑问中青报:一个平民对局长贪赃1.6亿的N种疑问8月9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华森一案，公诉机关指控其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共计近1.6亿元人民币。
（《大众日报》8月11日）一个地级市的局长，从2003年至2009年8月不到7年的时间内，李华森竟然贪污1.6亿元人民币，如此天方夜谭般的新闻着实让人瞠目结舌，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妨先测算一下，7年贪赃1.6亿元是啥概念？意味着这名昔日堂堂的局长年均贪赃近两千三百万元、月均贪污200万元。
我，作为一名平民百姓，知道人的欲望是很可怕的，尤其是手握重权者，贪欲一旦膨胀，更是欲壑难填。
但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位局长何以能顺顺当当贪赃1.6亿元？首先，单位来往公款，不是李华森的私家“银行”，怎么可以轻松自如、顺手就能装进自己腰包。
单位有财务、出纳，也有分管领导，而且款项收支皆有明细账目，李华森即使是单位党政“一把手”，但在具体工作中，并没有直接和财务打交道的“便利”。
试问，他是如何侵吞、挪用公款8000万元呢？其次，李华森分别出任过淄博和日照市政府部门的党组书记、局长。
但“一把手”并非能一手遮天，而不受任何监督。
局机关有监察部门，而且还有诸多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以及广大职工的监督。
从外部讲，还有上级党委政府以及纪委、监察机关的监督，可李华森缘何7年后才被揪出，丑事败露？第三，我国早就推行党政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
从2003年至2008年1月，李华森任淄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就利用职务便利，采取截留收入、虚列支出等手段大肆侵吞、骗取公款，但是，李华森离职改任日照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后，有关部门怎么没有审计出任何问题？再者，李华森在担任淄博、日照两地局长期间，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索取、收受他人贿赂8000多万元，收取贿赂如此巨大、次数如此之多，难道就无人举报？相关部门丝毫没有察觉？中国有个俗语，说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但一个局长贪赃1.6亿元人民币才“自毙”，这样的现实，实在不是公众愿意看到的。
万庆良被带走瞬间
万庆良被带走瞬间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万庆良被带走瞬间万庆良昨天下午被11人押送上东航，头等舱全部清空并与后舱封闭，直飞北京。
当天下午，万在省委开会进行一半，纪委突然进场，万在众人目瞪口呆中被带走。
按原计划省委常委会议结束后，万要去大学城搞调研，市委工作人员都在门口等着出发呢。
万庆良倒台，让人高兴不起来毛牧青据新华网报道，中纪委监察部网站6月27日下午发布一重磅消息：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万庆良此次正式被公布接受调查事发突然。
根据广东当地官方媒体报道，6月26日上午还曾主持会议，当天下午，万庆良到广州市天河区就推进“稳增长、调结构”展开专题调研。
万庆良此前关于贪腐嫌疑一直在官场和坊间有流传，虽历经数次被传接受调查，但事后都安然无恙。
据说万书记身为十八届中候委，始终被看做是最年富力强并被看好极力栽培的“60后”年轻省部级高干，还一度成为广东省省长的候选人，因此历次能化险为夷在于有高人“力保”。
但这次被中巡组进驻后查获公开曝光，恐怕凶多吉少了。
“政治新星”万庆良的垮掉，瞬间有文章盛赞“反腐力度”和“高层决心”，这点当然无可置疑。
但面对万庆良等一波波高干“老虎”每天走马灯般爆出，让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高兴不起来基于两点：首先，反腐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在进行，只不过力度大小、法治或人治成效大小的不同罢了。
这与是否是“宇宙真理”意识形态没半毛关系，更不是什么优越社会制度和先进组织的专利。
挖出许多贪官仅从人性角度和社会观念看，并不值得沾沾自喜高调宣扬如何如何，那原本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高层应该履行的起码职责。
对这个问题，我在早年多篇文章内已提及，不再赘言。
而最为关键的是：历经二十多年几乎无所变革的旧体制弊端积淀，我国官场早已充斥一股浓浓的腐败之风，并左右形势深深影响到了世风的败坏和道德的沦丧，早已达到“事关执政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天谴人怒的严重地步。
亿元贪官王天朝如何吃下100套房产
亿元贪官王天朝如何吃下100套房产？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贪腐案在最高检的新闻发布会上被提起，其中有两个“100”在案情描述里显得格外醒目。
2005年至2014年，王天朝利用担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医院基础工程建设、医疗设备采购、医生岗位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现金人民币3500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8000余万元的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
一个王天朝，又创下一个新记录：一是亿元贪官，这当然算不得新记录了，早有贪官超过此数；二是首个“双百”贪官，百套房产、百个停车位，这可不一般，真正又让人大跌一回眼镜。
由此可见，腐败之猖獗到了何种程度，不仅收下的现金如此之惊人，达到了3500万元，更为可怕的在于，“双百”房产、停车位，何以如此明目张胆，丝毫不觉得“烫手”吗？可以想见，“一把手”的权力膨胀到了什么地步，不过就是个医院的院长，本是个救死扶伤的神圣地方，却沦入如此之腐败地步。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一个医院院长的权力，都无法有效地制约、监督到位，实在令人深思。
当然，这位院长还是颇懂得权力运行之道。
他知道，仅仅靠自个的权力，还不足以坐得稳。
于是就要找靠山、找后台。
据澎湃新闻报道，王天朝落马应与白恩培案有关联。
据介绍，白恩培主政云南期间，王天朝主动成立了领导保健组，对领导的保健工作相当上心。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内部人士认为，这一说法基本可以采信。
这名人士称，王天朝与白恩培的关系在圈内是公开的秘密。
此外，其执掌云南省一院期间，掌握着大量专家资源。
显然，这样的靠山与后台，只会加剧其的腐败步伐与程度，亿元贪官、双百贪官就这样诞生了。
如此之医疗腐败，又何尝不是医患纠纷重重呢？想想这些医疗“蛀虫”攫取的钱财，难道不都是要花在患者身上吗？为什么你在医院的检查那么多？费用那么高？这些医疗设备的进院是花了本钱的，不捞回来怎么行。
如此只会愈发抬高“看病贵”，老百姓又会怎么满意呢。
新中国第一诈骗案
新中国第一诈骗案（公文诈骗）1960年3月27日深夜，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依旧是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来回踱步，他的申请极为严肃。
他刚刚得到报告，说有人拿着他亲笔签署的文件，从中国人民银行领取了二十万人民币。
而此前，周总理并没有做过这样的批示，也没有授权给任何人去银行提取现金，这意味着，这笔二十万元的巨款，被人骗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块钱。
二十万，那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如此，案发的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在这个骨节眼上，到银行诈骗了二十万，实在让人（周恩来）太生气了。
周总理果断下达了重要指示，限期十天破案。
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曾负责毛泽东在访苏的安保工作，建国前后，反间谍斗争中的几个主要战役也都是由他直接指挥的。
接到周总理限期破案的指示后，杨奇清决定，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1960年3月18日下午5点半，这天是星期五，位于北京西郊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名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走到了行长秘书室，这名男子说，自己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来给行长送急件。
我们来看看这封公函的内容：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指示，今晚九时，因西藏活佛第一次进京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还要摄制纪录影片，各方面均需招待费。
主席还嘱，拨一些款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
根据以上情况，拟贰十万元人民币。
可否，请批示。
下面是落款。
3月18日，周恩来。
公函的左侧是周总理的批示，还有签名，看，这里还有周总理的两点。
特别批注：“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一些，七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交赵全一收。
”最后是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接到总理批示，自然是要特事特办。
但是这么大的一笔款项，总理为什么没有通过财政部来履行手续呢？就在银行的工作人员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时，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人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询问银行是否收到交办件，如果收到，一定要抓紧办。
30例亿元级腐败案透视
30例亿元级腐败案透视2015-01-08 09:19来源：半月谈网字号：这是一个罪恶而扭曲的新群体，凭借手中的公权力贪腐涉案数额超过亿元，有的平均每天受贿20万元;这是反腐“风暴眼”中的新物种，有最基层的村官“弼马温”，也有位高权重的央企“掌门人”;这是今日中国复杂政治生态的新镜子，折射出制度漏洞和监管失灵。
1亿元是什么概念?大体相当于1名北京城镇居民2500年的总收入;用100元面钞摞起来，高度接近33层大厦……最近，半月谈记者从近年来已公布的大案要案中，梳理出30例亿元级腐败案的突出特点和演变趋势。
查处这些巨贪，显示出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和力度。
钱藏哪儿最安全综观这些亿元级腐败案，既有“能人腐败，腐败能人”，也有“受贿夫妻班，敛财父子兵”;既有“边腐边升，边升边腐”，也有“台上为人民服务，台下为人民币服务”。
反腐倡廉影视剧、宣传片中的负面人物，几乎都可以从这些案例中找到原型。
不少贪官往往将赃款藏匿在家中，“家”似乎成为一些官员贪污腐败最私密的领地。
这背后既折射出贪官的侥幸心理，也折射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虚弱”：只要财产公开制度未立，一般不会有人监督。
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自2009年8月开始担任分管铁路运输工作的副局长至2011年6月案发，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超过1.3亿元，平均每天受贿20万元。
在庭审中，马俊飞表示，在位时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把钱藏在哪儿最安全”。
为此，他先后在北京、呼和浩特买了两套房产，专门用来藏钱，成为名符其实的“藏金阁”。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在家中被搜出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元。
为清点这些现金，16台点钞机当场烧坏4台。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在家中被搜出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和68套房产手续。
据称，马家的床底、家具里全是一捆一捆的现金、一包一包的金条。
金融行业：亿元级腐败的重灾区在30例亿元级腐败案中，金融行业8例，约占总数的27%。
境外反腐任重道远
境外反腐任重道远：四千人外逃平均每人携款1亿2015年03月17日09:47来源：凤凰卫视核心提示：据报道，近三十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1亿元人民币。
猎狐行动资料图本文摘自凤凰卫视3月16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陈晓楠：境内“打虎”，境外“猎狐”，这是2014年最引人关注的政治话题，反贪反腐是老生常谈，但这一年不仅苍蝇老虎不断落马，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海外追逃追赃更是新亮点。
，公安部雷霆万钧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启动半年，抓获了犯罪嫌疑人680人是2013年全年的4.5倍，这个数字和外逃人员总量相比也许仍然有工作空间，但是却是向世人宣示，中国逃犯没有避罪天堂，“猎狐”为什么这么难？“追赃”又有几多成效呢，本周《凤凰大视野》为您细细解读。
习近平：我们大力推动亚太反腐败合作，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就追逃、追赃，开展执法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
解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一个月七次在外事场合提到追逃追赃和国际反腐败合作，四部委联合发布通告，敦促外逃人员投案自首。
中国在追逃追赃方面的举动让世界各国关注。
刘冬（“猎狐2014”行动办负责人）：从中央层面是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对严重的腐败行为呢采取了很多超前的措施，所以我们“猎狐”的行动也是配合中央反腐败斗争来提出来开展的，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确实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济犯罪案件的嫌疑人在逃，使得这些案件不能及时侦破，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些人抓捕归案。
解说：加班、开会、出差，马不停蹄是“猎狐”办的常态，这里聚集了公安部经侦局精锐力量，以及地方公安部门的精兵强将。
刘冬是这个专项行动办公室的负责人。
刘冬：整个“猎狐2014”专项行动我们一共是抓获了680名犯罪嫌疑人，其中390名是投案自首，290名是抓获归案，这个成绩的取得确实是经历了一些确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战果。
新中国“第一贪”：受贿3亿创“纪录”
新中国“第一贪”：受贿3亿创“纪录”作者：来源：《新传奇》2016年第43期10月21日，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原副总经理于铁义，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法院同时决定，在于铁义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据悉，于铁义受贿金额达3亿余元，这是迄今为止法院认定的全国受贿案件中金额最高的案件。
一个矿业公司的副总，是怎么创下这项纪录的，他的贪腐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斗地主一场输赢几十万于铁义现年62岁，案发前他曾担任过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调研员等职务，是当地煤矿行业的明星人物。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05年至2011年间，于铁义利用担任龙煤供应分公司负责人、副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职务便利，为二十余家供货商提供增加订单和采购数量、提高采购价格、及时支付货款等帮助，以收取销售产品代理费、咨询费、购买车辆、投资入股等名义索取、收受供货商财务共计人民币3.06亿余元。
于铁义也被媒体冠以“最贪官员”。
2014年，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录制的名为《四风之害》的专题片，在“享乐主义之害”一篇中，披露了于铁义的部分案情。
该专题片介绍，于铁义最大的爱好是让供货商陪他玩斗地主。
只要他想，这些和他有利害关系的供货商不管是坐飞机还是赶火车，都必须带着巨额资金随叫随到，并且只能输，赢了他就摔牌翻脸，一场输赢几十万的牌局对他来说小菜一碟。
这部专题片里还提到：于铁义花几百万在北京五星级酒店包下总统套房，“他常年不在本单位上班，遥控指挥工作，有些会议召集下属到北京总统套房去开会”。
于铁义还有一个爱好是喜欢名牌车，奥迪宝马奔驰几十辆，包括价值四五百万的宾利和上千万的劳斯莱斯。
于铁义家中还有几十块世界名表，“珠宝首饰更是成堆成串、琳琅满目，十几万、几十万的钻戒就有几十个”。
在黑龙江省纪委官网一篇名为《官员失德，社会不可承受之重》的文章里这样描述了于铁义对钱财的欲望：于铁义的家人在三亚、大连、青岛、厦门等全国各地的宜居城市拥有房产就有58套，很多别墅豪宅于铁义从来都没去过，其女儿佩戴的一条红珊瑚项链价值118万元，疯狂敛财的于铁义，虽然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但是收钱已经成了他生存的最大意义。
一个小偷，牵出五十多个贪官
一个小偷，牵出五十多个贪官作者：郑毅来源：《莫愁·天下男人》 2015年第3期郑毅群官被盗，慌了2011年10月9日，国庆长假后的第一天，河南省正阳县县委书记赵瑞民一推开办公室的门，就傻眼了——办公室被翻得乱七八糟，窗户被撬，赵瑞民明白自己被盗了。
经过清点，他发现总共丢失了110多万元现金。
幸好大量金条和更多现金放在保险柜里，要不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丢失了这么多钱，赵瑞民却没有报警，而是选择了沉默，他深知在办公室里被盗了如此巨额的现金，一旦公布出去意味着什么！这些钱，都是不义之财。
这起办公室被盗案被赵瑞民掩盖了下去。
然而，2013年，正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朱兴军的一个电话，让赵瑞民慌了神。
原来，正阳县一位县处级领导的家中被盗后，选择了报警，正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最终将包括王永祥在内的盗窃团伙抓获。
王永祥被抓后，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仅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罪行，还如数家珍地将被盗官员的情况和盘托出。
当参与审讯的朱兴军得知，王永祥等人竟然盗窃了多名官员，而且还包括正阳县县委书记赵瑞民后，就第一时间和赵瑞民取得联系。
因为王永祥供述，他在赵瑞民的县委办公室里，一共盗取了110多万元的现金和两箱茅台，一旦此事被披露出去，赵瑞民一定会受到质疑。
更让朱兴军感到棘手的是，王永祥源源不断交代案件，而大多案件都牵涉本县或者邻县的县处级官员。
赵瑞民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公安局去见朱兴军以及正阳县公安局相关领导，并暗示朱兴军，他被盗的没王永祥说的那么多，就几千元而已，并让朱兴军按照他的指示办案。
朱兴军得到领导“暗示”后，立即和办案民警一起修改了笔录，赵瑞民直接签字，原本110多万元的被盗数额，修改成了6040元。
在修改有关自己的审讯笔录时，赵瑞民查看了王永祥交代的所有内容。
据王永祥交代，他盗窃了包括平舆县、西平县、唐河县、沁阳县等几十个县的县处级官员，被盗官员多达54人，被盗金额数百万元。
赵瑞民深知，被王永祥偷盗的官员，不是主政一方，就是部门一把手，而且被盗金额巨大，一旦发生在任何一个官员身上的被盗案曝光，所有官员的丑事，都会因为王永祥这根绳子，全被披露出来。
中国数千贪官出逃卷走百亿巨款必须堵住出逃的出口解读
中国数千贪官出逃卷走百亿巨款必须堵住出逃的出口原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涉嫌通过土地审批和房地产开发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大肆侵吞国家资产。
就在省纪委决定对她立案审查之前，这名女贪官，已经携带家人潜逃出境。
 杨秀珠的出逃，凸显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日益增加的腐败案例，近年来有多名官员，因涉嫌贪污受贿，为了躲避法律制裁而出逃。
 据《半月谈》杂志在2001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已知的出逃贪官，人数达4000多人，这些“蛀虫”潜逃携带的巨款，超过人民币（下同）50亿元（新币约10亿4000万元），这还不包括2001年及之后几年的统计。
 贪官的主要去向，包括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发达国家，以及非洲、拉美、东欧等一些法制不大健全的国家。
 消息指出，单是去年，就发生几宗贪官携款出逃的特大案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公路开发公司总经理卢万里，非法套取40多亿元巨额工程款，然后逃之夭夭的案件。
 另外，2001年的10月，三名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负责人，盗用了4亿余元后，分别逃遁到海外，并且通过赌场洗黑钱，存入涉案人在国外的帐户。
上述案件连同《半月谈》2001年初的数字，被贪官卷走的钱款，保守估计在100亿元以上。
 据了解，最新一起“温州女贪官出逃”的事件，发生在今年的4月下旬，杨秀珠是从浦东机场出境，据称目前人在美国，随她出逃的有女儿、女婿和外孙。
 根据6月10日出版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杨秀珠在任副市长期间，曾把原温州市动物园地块的使用权，强行批给一个原籍温州的法国商人。
超过人民币亿元的地价，5000多万元就批了出去。
 由卖馒头服务员 到副厅长 报道指56岁的杨秀珠，利用她的弟弟，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来收取开发商的巨额贿金，一些老干部形容杨光荣的公司，是杨秀珠的“私人银行”和“腐败后花园”，里头隐藏许多见不得光的开支和权钱交易的勾当。
【大案纪实】21个贪官涉案
21个贪官涉案一封举报信，使包括南京市原工商银行副行长王民洲在内的21个贪官，一一被我市检察机关缉拿归案。
这21个贪官涉及银行、税务、房地产、监狱等系统，绝大多数位高权重，有的虽没有实职，却有实权。
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只要给钱，一切都好办。
在南京市委领导的亲自过问下，南京市检察院成立“3·22”专案组，联合5个区县检察院，深挖细掘，使这些贪官一个个原形毕露。
匿名举报信牵出犯罪线索去年年底，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收到一封举报信。
信中称“南京市工商银行副行长、后来调到省工行南京营业部任副总经理的王民洲，在省工行南京营业大楼基建工程中，收了广东东莞某公司南京办事处总经理范中(化名)几十万元贿赂。
”这封信同时还举报了其他一些干部的职务犯罪线索。
举报引起了反贪局领导的高度重视。
经过一番努力，干警们查到了范中的电话号码及公司地址。
受命侦办的两名干警“冒充”某银行基建办工作人员，主动打电话给范中的业务员要求洽谈业务。
对方的戒备心理解除后，开始大谈他们公司招投标、签合同、给好处费等黑幕。
心中有了底，干警们以谈一笔大业务为名，与范中见了个面。
两三天后，范中落网。
随着心理防线的崩溃，范中开始回忆起自己的“行贿历程”。
他一开口，使得包括王民洲在内的21个贪官一个个浮出了“水面”。
“撕开”口子抖出大厦“蛀虫”见自己的老底被干警兜了出来，范中的口供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倒了出来。
他先后交待了在工行南京营业部办公大楼基建过程中，向原省工行南京营业部后勤保障部职员李孝书行贿2万元，原省某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宇平、副总经理是志宏，也参与了行贿行为。
同时，原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营业部大楼建设指挥部材料部主任经建平的受贿行为，也出现在干警的视线中。
今年2月25日，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李孝书以受贿罪立案侦查。
经查，1997年5月至2003年初，李孝书在工行南京营业部办公大楼筹建指挥部期间，利用为单位采购材料和设备的职务之便，多次收受某装饰公司相关供货人员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9万元。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怪圈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怪圈作者：苗兴林来源：《中国报道》2009年第07期6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统计数据，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幅较4月份加快1.6％，但比上年同期的增速仍然低7.1个百分点。
这个统计数据遭到部分经济学家的质疑。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称，工业企业增加值的同比增幅“也就在5％左右”。
国家统计局针对王建等学者的质疑迅速回应，有关负责人于6月16日称：“没有看到专家质疑的依据。
”这位负责人指出，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达到8.9％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重工业生产加快、大部分工业行业和工业产品增速加快、主要经济大省的增速加快、四川地震对全国增速的影响，是支撑工业增速的四大要素。
虽然该负责人最后表示，经济学家“仅是简单的对比、随意的猜测、主观的估计”，但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的事件却屡见报端。
这类“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考核机制弊端现象，一再引起了高层领导的警惕及社会的普遍关注。
“从根本上解决统计造假的行为仍任重道远，因为统计造假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驱动，有些官员从上到下心知肚明，数据造假将影响到科学决策，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财专家段绍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虚假政绩显现“数据造假”自1983年12月8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来，中央先后开展了数次统计执法大检查，查处了一大批统计违法行为。
近几年来，各级统计部门每年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都在1万件以上。
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就曾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到，检查发现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随意修改统计数据，直接违反了《统计法》。
例如浙江省宁波市某镇党委书记指使统计人员虚报2001年工业总产值4.63亿元，虚报额超过实际值75％左右。
统计数据的造假，名目繁多，手法层出不穷。
个别领导干部为显示“政绩”获取名利，不惜冒国家和集体利益受损的风险，夸大事实，隐瞒问题。
大老虎们的弥天大谎
大老虎们的弥天大谎卢思敏封面有句顺口溜叫做：“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披露的一件往事，则印证了所谓“骗到国务院”，绝非仅是调侃。
朱镕基曾提及：“不久前我到安徽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
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官场谎言之弊，由来已久。
有人台下龌龊不堪，台上依旧正气凛然，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实在令人作呕。
相比这类口是心非、自我洗白的谎言，还有一类谎言危害更大——那就是在公共事务上公然撒谎。
身居高位的官员，手中握有重权，能影响重大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他们在公共事务上撒谎，不仅是私德败坏，更有甚者将祸及天下。
十七年前的非典，在疫情初始阶段，就有官员瞒报、漏报病例，甚至面对中外媒体时公然撒谎，导致决策出现重大偏差，错失最佳防控时期，给国家与民众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小谎误己，大谎误国！好大喜功，连总理也敢骗被朱镕基斥为“连我都敢骗”“胆大包天”的官员中，就有曾任安徽省副省长的倪发科。
1998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前往安徽南陵县视察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情况。
为了应对总理视察，当地政府从外地调运粮食，“人造”出粮食满仓的景象。
事件经曝光后，震惊全国。
而事件的责任人之一，便是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
倪发科长期主管全市农业工作，且曾担任过南陵县委书记。
就在朱镕基视察前一天，倪发科还去粮库验收。
当时便有媒体质疑，倪发科熟悉当地情况，又去粮库验收，对突击调运粮食这么大的动静，岂能不知？倪发科之所以要造出粮食满仓的景象，自然是为邀功。
像他这样急于请功，不惜撒谎造假的，绝非孤例。
曾历任中石油董事长、国资委主任的蒋洁敏，官当得比倪发科大，说谎的胆子也更大。
据媒体报道，蒋洁敏为追求政绩，急需一座大油田来证明自被朱镕基斥为“连我都敢骗”“胆大包天”的官员中，就有曾任安徽省副省长的倪发科。
18己。
他寄厚望于冀东油田，担任中石油副总期间，蒋洁敏多次实地调研，当场拍板对冀东油田不再限制投资，“看准了就要打，打空了算总部的，打成了算你们的！”2007年，蒋洁敏已成为中石油一把手。
云南公审特大金融票据诈骗案十巨骗骗走3.8亿
云南公审特大金融票据诈骗案十巨骗骗走3.8亿
为期数年，内外勾结，在社会上影响恶劣的银行职员诈骗储户存款达亿余元的云南省特大金融票据诈骗案，6月23日在昆明市中级法院进行公开审理。
这起案件涉及5项罪名，有10余人受到指控。
检察机关指控，1995年5月，缪益春、李兵、杨庆荣等人，与中国建设银行新迎分理处的倪创新、李文英，中国农业银行庆云储蓄所的代云浪，内外勾结诈骗储户存款，短短近4年时间，共诈骗了42家单位和个人的存款高达亿余元，他们将这些钱分别转入缪益春、李兵、张晓华、代云浪等人开设的20余个账户中。
至发案时，尚有22家单位和个人高达亿元的存款无法收回。
1999年1月，李文英、缪益春等人一起策划逃往国外。
1999年4月，缪益春被公安机关查获。
由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在储户和银行之间就存款问题还引发了多起经济、民事诉讼。
检察机关认为，缪益春、李文英、冯耀梅的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票据诈骗罪和偷越国境罪；李兵、王凡的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票据诈骗罪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倪创新、张晓华、代云浪等人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票据诈骗罪；刘冰、岩扁勐的行为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刀宁的行为构成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缪某的行为构成窝藏、包庇罪。
因此案案情重大复杂，现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反腐
反腐从中华大地到世界各国现在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反腐，从中共党内的高调整风到一批又一批的贪官落马，看得出作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对腐败问题的重视和反腐的决心。
从地方到中央，从苍蝇到老虎，中国政府大手笔的反腐，让贪官们不寒而栗，让百姓们拍手称赞，可谓是上应天时，下合民意。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中国政府在反腐的问题上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但面对中国目前的腐败状况，中国政府的反腐脚步似乎显的有点姗姗来迟。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错过了反腐的最佳时机，没有在腐败的萌芽状态时及时的主动作为，以至酿成今天之局面。
中国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官员腐败而是全民腐败！在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中国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而现在是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大街小巷斗地主!!外国人只要中国的钱，而全民腐败会要了中国的命。
中国现在的反腐就像是从一大块腐肉上不断的清除蛆虫一样，清除多少滋生多少，清除的力度加大只能让蛆虫变成苍蝇的机率小点，但倘若稍有懈怠就会有很多的苍蝇乱飞。
从某种程度说，这给中国现行政府的执政策略找到了一条获取民心的捷径，但同时也面临巨大的考验。
因为全民腐败已经成为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绝不是靠抓几批贪官就能彻底根治，反腐力度小了不关痛痒，反腐力度大了会带来执政危机。
这个尺度和分寸的拿捏，会让执政者们煞费脑筋。
因为反腐败已不是简单的抓贪官了。
究其腐败产生的原因也很复杂，有上层建筑的问题，也有经济基础的问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文化碰撞的问题。
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中国现今的矛盾根本在于不同系统间的互不兼容：意识形态上的共产主义化，经济运作上的资本主义化，行政管理上的官僚主义化，精神道德上的自由主义化。
实践证明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有两套原生态的系统是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的。
一套是社会主义国体+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因为在这套系统下几乎没有私有制的存在，所以最大限度的遏制了人的私欲和贪念，再加上高压的无产阶级专政，人不能有贪念也不敢有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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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大”案揪出数贪官15个月骗3000人得15亿新国大集资诈骗案1998年7月案发，台湾人曹予飞在15个月的时间内，以20的期货高额回报为诱饵，在京骗取5亿余元后携款潜逃。
这场愈演愈烈的惊天骗局如何逃脱过有关部门的监管？昨天，北京市检察院首次对外披露了新国大系列渎职案，一长串渎职、受贿官员的名单揭开了其中的谜底。
15个月骗得5亿元
1998年7月，震动京城的新国大集资诈骗案案发。
台湾人曹予飞自1997年4月至1998年7月先后以新亚东投资咨询公司、山东中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营业部和新国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名义，以代理期货交易为手段，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在京疯狂进行集资诈骗活动，短短一年内骗取客户5亿余元人民币，并通过隐秘途径将大部分资金转移境外，造成3亿余元无法追回，受害期民多次上访，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经过中央领导批示，专案组动用各种手段，终于在云南石林将骗子曹予飞抓获。
1999年8月，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新国大专案组，大家齐心协力于2000年1月成功支持了对曹予飞等22名被告人的公诉。
2000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主犯曹予飞、龚聪颖、高震宇死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和无期徒刑。
被骗人数超过3000
崇文区幸福大街甲39号德惠大厦，这是当时新国大期货经纪公司的办公场所。
1997年底，刚刚大学毕业的谭先生来到这里,担任该公司的期货交易员。
作为那场骗局的亲历者,他说刚进去时,我也晕了。
每天都看到大量的钱进进出出，一激动,我回家就撺掇我妈，把她辛辛苦苦攒的那些钱都搁进去了。
1998年3月，看到这里的同事们都疯了一样的找钱,而内部管理一片混乱，学习法律的谭先生开始紧张,他劝说自己的父母将刚刚存了2个月的钱取了回来。
紧接着,他从那家公司辞职。
现在想起来,我要是没学过法律,真是后怕!与谭先生的遭遇不一样，北京有3000多人成为了这个骗局的牺牲品。
1998年8月2日，德惠大厦的门前突然之间多了很多人，有的在痛哭，更多的不说话，还有一些聚在一起大声咒骂。
在附近上班的潘小姐非常清晰地回忆起那个不寻常的日子。
据说，前一天晚上提前知道消息的人还将里面的办公设备进行了哄抢。
渎职受贿击倒监管官员
张连成，市工商局企业登记处原处长。
经查，1997年4月，曹予飞的新亚东投资咨询公司因代理炒作境外期货被立案调查，张连成在收下曹予飞托人转送的2万元贿赂后，利用自身的职务影响，仅以超范围经营对曹予飞以警告处罚。
此时，曹予飞等人已经非法集资600余万元。
宋远，证监会北京证管办期货处原处长。
经查，1997年6月，在明知证监会已停止期货经纪公司异地申办营业部的情况下，宋远收下了曹予飞等人设立山东中慧期货北京营业部的申请。
此后，宋远还2次接到群众举报曹予飞等人涉嫌非法集资的信件后，但仅要求曹予飞等人写出书面检讨，随即结束调查。
郭敬民，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部原工作人员。
经查，1997年12月，中国证监会批转了一封揭发曹予飞等人涉嫌非法集资的举报信。
因查处非法集资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管辖，人行营业管理部派郭敬民与宋远联合检查。
身负检查之责的郭敬民仅随手翻翻账页，问了一个很外行的问题就告结束，并十分肯定地做出了不是非法集资的结论。
此时，曹予飞等人吸纳的资金已达1亿多元。
事后，郭敬民又欣然收下曹予飞等人送来的一部手机和5000元顾问费。
据承办该系列渎职案的检察官介绍,上述3名渎职官员已于2002年被法院判处2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具体罪名和刑期详见下表。
张连成市工商局企业登记处原处长受贿罪2年宋远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管办期货处原处长玩忽职守罪5年郭敬民人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受贿罪3年办案花絮
49岁的邢庆是市检二分院渎职检察处处长。
2001年，他和他的7名同事将多半年的时间交给了新国大系列渎职案。
昨日，他向记者介绍了一部分办案细节。
记者我们知道，因为当时现场非常混乱，新国大案保留下来的有用原始资料非常少，你们是怎样查找到这些人的渎职证据的？
邢庆这系列渎职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的犯罪嫌疑人丁某。
他在北京生活多年，干过多种行业。
正是他，帮助协调了很多关系，才使得曹予飞这个劣迹斑斑的台湾人在北京行骗多时。
但是这个人刚刚被抓住的时候，认罪态度非常差。
2001年9月，有一天临近下班时，看守所电话通知我，丁某在所内突然中风，狱内无法治疗，每拖延一分钟，都有可能出现意外。
我们马上请示有关领导，冒着他可能逃走的危险，决定对其取保，送进医院治疗。
凌晨1点多，我们费尽办法，终于把他送进了医院，丁非常感谢我们。
后来他的病一得到控制，就马上给我打电话，协助我们取了很多证据。
记者据说你们的案件引出了一条司法解释？
邢庆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本以为查处宋远的渎职犯罪已经没问题了，我们就开始正面接触宋远。
没想到初次见面，宋远就拿出了一份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材料。
记者宋远是什么意思？
邢庆按照《刑法》，玩忽职守罪的构成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就不构成这个罪。
宋远的意思肯定是，你们别忙了，我的主体不合格，不构成犯罪。
当时，我们都快傻了。
但仔细一想,中国证券会拥有着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大权，其工作人员又都具有干部身份，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什么？后来，我们把这个想法层层上报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检在征询了国家编制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了证监会工作人员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
最终，我们依靠这个批复将宋远送上了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