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

读《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不仅是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

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问题一直是以西方为参照物来研究中国历史。产生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原因是由于西方

对中国近代史发生了直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不是那么明显的原因就是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我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过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进行中国史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研究框架

与思考模式。本文作者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对以往的中国史研究框架进行分析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读者主要是针对研究中国史的外国学者，而本人认为这本书同样对中国学者

与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在第一章首先分析了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使用范围这个总问题。

作者认为就用晚清历史与西方有关联的叛逆运动来说，19世纪中叶在中国发生的最引人注

目的事变，并不是散居蜷缩在沿海小天地中某些西方人的恼人行为，而是内部的骚乱。除了许多地方性的叛乱外，有四次规模巨大的叛乱，分别是云南的回族暴乱（1855——1873），西北的另一次回族暴乱（1862——1873），捻军（1853——1868）和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不管1850年前西方冲击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如何肤浅表面，但是在华南一带这种影响确是真实而深刻的，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起义的后期最高领导人之一洪仁玕更是直

接接触过西方文化。而且，在六十年代初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英法两国的军队，由西方人率领的雇佣军，以及西方国家提供的现代化武器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说明如果没有西方入侵，太平军起义势必大为改观。太平军是19世纪中叶受西方入侵影响较大的唯一叛乱运动。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运动在任何重要意义上，作者认为不能把它看成是针对西方作出的

回应。他认为这个运动的矛头不是针对西方的，它不像有些通俗读物所宣称的那样，是一次想把中国弹射入“近代世界”的尝试。也不能把它说成是为了对付西方或西方所造成的问题

而作出的努力。更确切的说，它只是按照一支主旋律演奏出来的带有西方情调的变曲，而这支主旋律大约从1850年到1870年之间曾在中国许多地区广泛出现过，同时从总体上说是对西方冲击到来以前的情况所作出的回应。我们学习过的天平天国运动其重大意义确实在于反

封建方面。正如芮玛里所说：“19世纪控制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内部的斗争。西方的冲击尽管

从长远看十分重要，在当时则知之甚少。外国入侵只是一种地区性的骚乱与刺激，它只限于整个帝国东南边缘的五个港口。”

从改革运动的角度来分析冲击——回应框架存在使用范围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改革志士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对西方作出反应，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西方问题才最后成为头等大事——而且即便到这时，有此看法的也只是很少数的学者和官员。七十年代之前十年左右，中国大部分改革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国内叛乱问题。实际上在同治时期人们普遍

认为只要消除导致叛乱的祸根，西方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如果中国能把内部整顿的比较像样，西方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体用”之说于九十年代后期尤为盛行，其目的在于证

明“西学”由于实力显著，应该采纳，但同时再度肯定中国文化是至圣至德的。从总体上说，这些改革的性质与其说是“革新”不如说是“复旧”。这说明尽管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

动尽管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其渊源、风格、甚至许多内容上很少，乃至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启发。

所以作者认为为了纠正冲击——反应的歪曲，把19世纪中国历史看成由若干不同层带

组成，可能有所裨益。也许按照“对受西方影响的局势做出受西方影响的回应”这一概念来

思考问题比较可靠也更加富有成果。在冲击——反应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

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